為什麼越來越多“狗屁工作”被創造了出來？

凱恩斯早在1930年就預測說，等到20世紀末技術將足夠發達，英美等國將實現一周15小時工作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預測。從技術角度說，我們的確能做到這一點，但這卻沒能實現。相反，技術被引導的方向是讓我們每個人都工作得更多。為此，許多相當沒用的崗位被創造了出來。大批的人，尤其在是歐洲和北美，一生都在從事他們私下認為並不需做的工作；這種狀況深深損害了人的道德和精神。這是我們集體靈魂上的一道的傷痕，卻幾乎沒有人談起它。

為什麼凱恩斯承諾的烏托邦——直到1960年代人們對它還滿懷期待——從來沒有實現過？按照今天的標準看，這是因為他沒有考慮到消費主義的大幅增長。在更短的工作時間和更多的玩具、享樂之間，我們集體選擇了後者。這似乎是個很好的道德故事，但只要稍作反思便會發現這不可能是真的。 1920年代以來，我們的確看到各種新工作、新崗位層出不窮，但它們幾乎都和壽司、iPhone、精緻的運動鞋等產品的生產與分配無關。

那麼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麼？最近一份比較了美國1910年和2000年就業情況的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圖景（我注意到在英國幾乎也一樣）。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受僱於家政、工業和農業部門的工人數量大幅下降。同時，從事“專業、管理、文書、銷售和服務的工人”數量翻了三倍，佔總就業量的比例從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換句話說，正如凱恩斯預測的，生產性的工作的確已經基本自動化了（即使考慮到全球的工業勞動者，包括印度和中國的勞苦大眾，他們在世界人口中佔的比例仍然沒有之前那麼大。 ）

然而，這卻沒有使工作時間大幅減少、讓全世界的人有時間做自己的事，追求自己的快樂、願景和想法。相反我們發現，就連“服務”部門的擴張也沒有行政部門那麼明顯，後者還包括一系列全新的產業，如金融服務或電話營銷，以及公司法、學術、衛生管理、人力資源和公共關係等部門的空前擴張。這些數字的變化沒有全部囊括那些為這些職位提供行政、技術或安全支持的人，也沒有囊括一系列附屬行業（ancillary industries）——給寵物洗澡的工作、通宵送披薩的工作——存在這些職業只是因為他們所服務的人在其他崗位上工作的時間太長了。

我建議稱這些工作為“狗屎工作”。

就好像有人在發明毫無意義的工作，只為讓我們一直有工作做。這一點恰恰是很神神秘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似乎不應該出現這種情況。在蘇聯這樣效率低下的國家，就業既是權利也是神聖的義務，社會系統的確會發明它需要的那麼多工作出來（所以在蘇聯百貨商店賣一塊肉需要三名店員）。但這種問題正是市場競爭應該解決的。至少按照經濟學理論，一家追求利潤的公司最不願意做的就是掏錢給他們並不真的需要的工人。但不知為什麼，還是出現了這種狀況。

雖然企業會無情地裁員，但解僱和加速（speed-ups）總是落在實際製造、轉移、修理和維護東西的那些人身上。但某種奇怪、沒人能說清的煉金術似乎使受僱處理公文小職工數量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員工發現自己實際上和蘇聯工人一樣，每週要做40甚至50小時公文工作，但有效工作時間只有15小時，正如凱恩斯預測的，因為其餘的時間都花在組織參加和激勵討論會、更新臉書個人資料、下載電視機頂盒上了。

這個問題答案明顯不是經濟性的，而是道德和政治性的。統治階級已經意識到，快樂、有生產力、又擁有自由時間的民眾是一種致命的危險（1960年代這種狀況剛露苗頭，想想那時要發生什麼）。另一方面，所盛行的這種觀點——“工作本身就有道德價值、那些不願意把醒著的大部分時間都交付給某種高強度工作訓練的人一文不值”，也很方便於統治階級。

有一次，正當我思考英國學院裡行政職責的不斷增加，我聯想到了地獄的一個可能版本。地獄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完成一件他們不喜歡、也不太擅長的任務上。比如說他們被雇傭是因為他們是優秀的櫥櫃製作工匠，之後卻發現他們得花很長時間在炸魚上。這項任務實際上也不需要做——至少，需要炸的魚的數量非常有限。但不知為什麼，每當他們想到自己的同事可能比他們花了更多的時間做櫥櫃，沒有公平地承擔炸魚的責任時，就會陷入憤恨的情緒。不久，作坊裡就會堆滿炸得很差勁的魚，這是每個人做的唯一的事。我想，這其實相當準確地描述了我們的經濟的道德動力。

我知道這種論證很容易立刻遭遇反對：“你憑什麼能說哪些職業是真正'必要的'？到底什麼有必要呢？你是個人類學教授，它能滿足什麼“需要”呢？（確實很多小報讀者會認為我的職業的存在本身就是典型的浪費社會支出。）從某個角度說，這種批判顯然沒錯，不存在社會價值的客觀尺度。

我不是想告訴那些相信自己正在對世界作出有意義的貢獻的人，他們實際上沒有。但是那些自己也堅信他們的工作毫無意義的人呢？不久前，我和一個12歲之後就沒見過的同學取得了聯繫。我驚訝地發現他在這段時間內先是成為了一名詩人，然後是獨立搖滾樂隊的主唱。我在收音機裡聽過他的一些歌，卻不知道這位歌手其實是我認識的人。他才華橫溢，有創造力，他的作品無疑照亮和改善了世界各地的人的生活。但在幾張不成功的專輯之後，他丟掉了合同，陷入債務和新生女兒帶來的壓力中，最後正如他所說，“選擇了許多無目標的民眾的默認選擇：法學院”。現在他是紐約一家著名公司的公司律師。是他首先說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對世界毫無貢獻，在他看來不應該存在。

這裡有很多問題可以問，首先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對有天賦的詩人、音樂家的需求似乎很有限，對公司法專家的需求卻顯得是無限的？ （答：如果1 %的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可支配財富，那麼我們所說的“市場”反映的就是他們，而不是其他人，認為有用或重要的東西。）更重要的是，這也表明大多數從事這些職業的人最終都會意識到這一點。事實上，我可能還沒見過哪個公司律師認為自己的工作不是一坨屎。前面提到的幾乎所有新興產業也是如此。有這樣一大群受僱的職業人員——如果你在聚會上遇到他們，並說你在從事一件可能被認為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人類學家），他們甚至就會完全不想提他們的工作。請他們喝幾杯酒，他們就會開始滔滔不絕地抱怨自己的工作其實有多麼無意義和愚蠢。

這是一種嚴重的心理暴力。當一個人暗暗覺得自己的工作根本不該存在，又何談勞動的尊嚴呢？難道這不會產生一種深深的憤怒和怨恨嗎？但我們社會有一種獨特的才能：就像在炸魚者的例子中，統治者已經想到了一種辦法，確保人們的憤怒只針對那些真的能做上有意義的工作的人。比如，我們的社會似乎有一個普遍的規律，一個人的工作對其他人的好處越明顯，得到報酬的可能性就越小。確實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衡量標準，但一個簡單的方法是問，如果從事這些職業的所有人全都消失，會發生什麼？比如護士、拾垃圾的人或者技工，無論你喜不喜歡他們，如果他們憑空消失，顯然會立刻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一個沒有老師或碼頭工人的世界將很快陷入困境，甚至一個沒有科幻小說家或者斯卡（ska）音樂家的世界也顯然沒有那麼好。但我們不清楚如果所有的私募股權CEO、政治說客、公關研究人員、精算師、電話營銷人員、執達官和法律顧問都消失，人將會遭受什麼痛苦（許多人猜想我們可能會過得更好很多）。然而，除了少數格外受讚揚的職業（醫生）以外，那條普遍規則總是格外準確。

更反常的是，人們甚至普遍覺得事情就該是這樣——這是右翼民粹主義的秘密強項之一。當小報煽動起人們對於因合同糾紛而讓整個倫敦癱瘓的地鐵工人的不滿時，你會明顯地看到：地鐵工人能讓倫敦癱瘓這一事實，就表明他們的工作是必要的，但似乎正是這一點讓人不滿。更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在美國，共和黨人已經成功激起了人們對所謂“工資和福利過高”的學校教師和汽車工人的不滿（而不是對實際造成問題的學校管理者和汽車企業經理不滿）。就好像有人對民眾說：“但你必須得教孩子！必須製造汽車！你需要真正的工作！除此之外，你竟然還敢要求中產階級的養老金和醫保？”

很難想像人們還能設計出什麼工作制度，比現有製度更適合維持金融資本的力量。真正從事生產的工人被無情地壓榨和剝削，其餘的人則被劃分為一個總是遭受唾罵、失業的階層，和一個更大的、領工資卻基本無所作為的階層；後者的職位使他們認同於統治者（經理、行政人員等）的視角和情感——尤其是它的金融化身，同時也會醞釀一種隨時可能爆發的怨恨，針對一切從事著有著明確且不可否認的社會價值的工作的人。顯然，這個系統並不是被有意設計成這樣的，它是從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反複試驗和錯誤中產生的。但只有它能解釋為什麼儘管我們的技術足夠發達，卻不能每天只工作3、4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