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反性骚扰：背后的生存束缚与权力压迫

作者：常心

自2018年罗茜茜微博长文揭北航陈小武性骚扰事件后，掀起了中国#MeToo反性骚扰运动的帷幕，并随后迅速从高校扩展到公益界、文体界、宗教界等领域。在#MeToo中，我们看到了诸多性别意识觉醒的受教育（well-educated）女性行动者利用线上社交平台和舆论武器，活跃地实践对父权文化的批评与反抗。但这一波以网络为主体的运动浪潮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女性基层劳动者在其中的缺位。

2013年，来自广深两家女工服务机构曾发布工厂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指出，广深两地受性骚扰的女工比例分别高达 69.7% 和 71.2%，其中多数工人会以各种方式反抗但收效甚微，亦有一大部分工人选择隐忍或者自己离职。可见职场中基层女工遭遇的性暴力极为普遍，但是却鲜见女工的发声和改变。在2018年的#MeToo浪潮中，始出现数位富士康女工网上发信呼吁建立工厂反性骚扰制度；但直到2020年，才有一环卫女工打破沉默，公开状告站长长期性骚扰，这一案件也因此成为广东省首例以“性骚扰纠纷”案由立案的诉讼。女工发声鲜为人道，背后的行动困境是如何？本文将以“女环卫工反性骚扰”为例，试图理解职场基层女工于父权制度下所背负的经济和文化多重压迫。

权力压迫下的环卫职场性骚扰

即便在上述提及的两项报告中，已凸显了女工遭遇职场性骚扰的普遍性之高，我们仍然难以从中真实描绘出基层女工所遭遇的性别暴力。职场性骚扰因权力结构的束缚，长期存在极强的隐蔽性、低觉察性，而其中因交换型性骚扰的存在亦令工人难以发声。在与一线环卫工的互动中发现，极少有女工会主动谈及或认定工作中遭遇/存在明显的性骚扰行为，而对于日常存在于工友之间的非肢体接触类的性别注视或谈及黄色段子/图片等行为，也很少有工人会视其为性骚扰。这并不代表女工对此未曾感到“不舒服”，只是这类“感受”会被视为不重要以及被主流文化所“合理化”。工人在性骚扰方面的认知和敏感度方面上并未得到充分的教育赋权。

“女环卫工反性骚扰”一案揪出了基层女工群体面临的更为巨大的困境——职场权力压迫下的性暴力。该环卫站站长藉由其管理上的权威，长期无差别地胁迫下属女工与其进行经济利益与性的交换：在新的女工入职后，便不断的发送性暗示信息；同时利用职务权力，为妥协的女工提供工作上的便利，包括更为轻松的岗位、额外的加班安排、额外福利（如珍贵的广州户口或美容师称号）等，而不配合的女工则会遭遇“穿小鞋”，被重点盯梢或安排更为“脏乱差”的活，甚至可直接导致工资收入的大幅减低。进退两难，工人可以有什么选择？常态的权力压迫令职场成为交换型性骚扰肆虐滋生之所。

环卫工人为什么难反抗？

收到性意味的信息之后，有工人直言，“看到（黄色）图片都吓哭了，可是又不敢怼领导，只能赶紧删了避免老公看到”。

工人的直接反应折射出：领导掌握着工作生计命脉，而主流和家庭的父权文化也无法投以理解，工人如何真的能站出来？作为一个一线环卫工，当其公然站出来反抗领导的性骚扰行为，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而是会牺牲实实在在的生计保障。

即便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明确载明，用人单位在劳动场所应当制定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但几乎没有听闻任何一个单位有反性骚扰的成文规定。投诉的下场，可能意味着无休止的“穿小鞋”，甚至是最后被迫辞职。工人必然明白这个道理。

环卫工是一份卑微且低薪的工作，低技能、中高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的弱势迫使她们极为倚赖这份“不好”的工作，任何收入上的变动都可以是要了她们的命。首先，有权者可以通过削减加班、罚款、限制兼职等手段变相惩罚工人。环卫工等基层工人的基本工资大多为最低工资，平日/周末/节假日加班费遂成为收入的大头，正常可占到月工资的30-40%。停加班无疑是致命的。

其次，单位会通过不断的骚扰和威胁同单位同系统的亲戚家人，以工作相逼，令他们成为迫使你妥协的邪恶共谋。多数环卫工人是夫妻档工作，甚至也有老乡近亲都会聚集在同个工作单位内，以家庭为单位的“维稳”压力体系足以令人寸步难行。此外，在发声之后，单位亦会不断的对你进行谈话，甚至在岗位上进行长时间工作监视，以捕捉任何可能违规或有瑕疵的工作细节，令你处于极度紧张和防备的焦虑状态；加上社会普遍的低性别意识，也会令发声的女工遭遇来自同事和公众多重的异样眼光和区隔对待。

这都是该案中环卫工黄微发声之后的实实在在的真切遭遇。不仅自身工作受到威胁，整一个大家族（包括自己丈夫）的工作可能都会因她而动摇，更何况其子女还必须倚赖她的环卫工身份才得以继续在广州继续申读免费公立小学。正是因为她少有的坚决令其勇敢抵御了来自同事/领导所有的施压，也扛下了家庭的压力，才得以站出来反对多年的性骚扰。但更多的女工只能是永久地隐忍，或是离开。女工的发声何其艰难。

女工的发声：为的是不受压迫的“一口气”

“我就是咽不下他一直以来压制我们的这口气”

显然，对于黄微而言，性骚扰本身并非她全部痛苦的来源，更压抑的是这一系列背后站长长期的权力霸凌——无法对工作安排自由地表达不满，因权力派系分化亦无法从同事工友间建立信任和团结。性骚扰只是其中一个表现而已，但也是一个爆发点。

基于工作场所性骚扰投诉制度的缺位和对于单位行政体系的不信任，环卫工黄微选择司法起诉和纪委举报的渠道，以此来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她在行动之初，开始学习录音功能，有意收集和保存相关的证据（包括微信聊天和电话录音等），即便心有害怕但也能从中重获自信自尊。而后再寻求律师帮助起诉，将环卫站长和雇主单位列为共同被告，表面是要求定性性骚扰和判罚精神赔偿，但目标却在于争取一个与单位和施害者站长平等谈判的机会，起诉和举报成了她协商谈判的筹码。她并非执意于赔偿，而是要出“一口气”——让施害者离开不能再做恶，且单位承诺不秋后算账。最后，站长不得不面对全体环卫工公开道歉，辞职走人；而黄微一家得以顺利安然留下。

一切这么理所应当地顺利吗？其实未必。来自单位和同事等的轮番压力，令黄微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焦虑的夜晚；立案同样有阻力，原本广州立案系统根本找不到“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由，多次沟通后才得以手动添加；施暴者自始自终都不愿意书面承认性骚扰，只认可“骚扰”，也不断发话要重新回归报复，令人恐慌。能够成功走到谈判的那一步，无非就是黄微心理已经做好了丢掉工作的最坏准备——一个反性骚扰发声承载的经济代价——即便很荒谬。

因此，面对如此广泛的职场性骚扰现象，当我们重新审视女工的发声困境，须真切地看到其背后所遭遇生存束缚和权力霸凌的双重压迫，而这并非是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性暴力防治制度就可以简单实现的问题。在当下的#MeToo 运动中，女工发声的缺位并非仅关乎勇气有否，其在阶级和权力结构弱势下的救济支持同样需要深入讨论。

参考资料 

1. 中国米兔志（2018.1-2019.7），2019年8月25日
2. 交换型性骚扰，一般指在职场上一方凭借权力，以答应录用或者升职、提薪等为条件强迫对方提供性回报；如果对方拒绝就不录用或者降职、减薪甚至辞退等。详见于《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指导手册》，国际劳工组织。
3. 全现在，首例环卫女工性骚扰案背后：一个环卫站的权力江湖，2020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