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之境：女性的服装与身体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人们为什么要穿衣服”最基本解释便是衣以蔽体。在《说文解字》的注中，“衣，依者，倚也。衣者，人所倚以蔽体者也。”但在“以蔽体者”这句话中，我们其实又能发掘出两层意思，一是以此御寒，地球曾经历过一个明显的气候降低的过程；二是“蔽体”以遮羞。伴随着人们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性的文化建构，而导致对于赤身裸体的羞耻感。这一点在《圣经》中亚当夏娃的故事里表现的最明显，伴随着他们偷吃智慧果之后的结果便是意识到了赤裸的身体的存在，并且尤以对性器官的意识最强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后所看到的有关亚当夏娃的绘画中，他们都以无花果叶遮蔽性器官。

因此，衣服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只有御寒的作用，还有更为重要的蔽体—遮（性）羞的目的。在其后的文明发展与社会主流意识的建构中，衣服最基本的功能往往被忽略，而其文化意义则变得更加重要，且影响深远。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在东西方历史中，伴随着父权体制最终成为主流，而渐渐使得对于衣服意涵的建构和规训更多地开始体现在女性身上。

伴随着对女性一系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操作，她们开始成为法国哲学家露丝.伊利格瑞所说的“男性的他者”，从而成为一面窥镜，折射出主流社会塞进服装和身体中的种种观念与思想。而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本身的自然化运作，也就常常导致这一过程被遮蔽，而开始以各种文化、传统和天道的名目出现，形成一个看似自然而然且无法改变的压迫结构。

一．“你穿什么决定了你是谁”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春秋繁露》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在为新的大一统制度建构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而在其中便提到了“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在其后司马迁的《史记》中，同样提到“改正朔，易服色”。因此，“易服色”在传统帝制中便被当作一个新的接受天命的朝代的开始象征，而其目的也便是为了实现孔子所谓的“正名”，不同等级之人各安其位，而其所穿的服装和颜色便成为其中主要的表现工具。发展到明代，太祖朱元璋对此更是十分敏感，“士农工商”四民的服装从款式到材质和颜色都受到严格的控制，一旦违反便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因此，服装及其颜色都在传统大一统帝制的建构中被收入其中，成为各种繁复典章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服装也便几乎是彻底脱离了它最朴质的作用，而开始成为等级、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物，尤其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它也就暗示着“你穿什么便决定了你是谁”。这一点在朝代鼎革更替时表现得更为激烈，尤其当它同时涉及到其他元素时，如明清之际的“夷夏”问题，是否穿清人的服装便直接体现了当时士人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在赵园教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便讨论了当时一大批不愿仕清代的士人遗民在衣冠选择上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界定和表现，由此作为自身思想和气节的展现。

服装最终成为一个供诸多元素在其上协商、矛盾冲突以及彼此影响的重要场域（field）。而当涉及到传统女性服装时，这一点往往表现的更为鲜明和激烈。几乎在“独尊儒术”之前的周代社会，“男女有别”的观念便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它同样来源于一种回溯性的建构，即把来自于权力、文化和经济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性别制度和意识形态当作结果，然后再去寻找其原因，最后便落在了天道之上。就如美国学者罗莎莉在其著作《儒学与女性》中所指出的，这一建构模式最终导致“男女有别”成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自然之物，由此开启了男女不同的教育、生活、婚姻与生命模式。

在对于男女两性的空间存在中，儒家最终通过“家”这一场域把女性安置在相对于“外-阳”的“内-阴”空间。并且这一空间位置的设定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影响到了对于她们身体的展现，即在一个隐蔽的内部空间，女性的身体也随之被隐藏，从而出现了二次遮蔽。在这里，衣服的“蔽体”功能被反复强调，而最终衣服成为一个像是建造成家的内部空间的隔墙与院落一般，遮蔽着女性的身体。在曾越研究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的《社会.身体.性别》中，她指出中国传统女性服装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遮蔽，而它所遮蔽的除了女性的身体，还有性。

虽然中国的女性服装在不同朝代与阶段有着不同的款式，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即如《圣经》中的夏娃问题，遮蔽被塑造成“性”的女性身体。“女性”为什么会被塑造成“女性身体”或“性”？这与传统中对于女性角色的设置有着直接联系，即作为能够进行人的再生产（生育）的存在，女性的最主要的责任往往被界定为传宗接代，诞生男嗣，以延续父亲的家族。

正如在露丝.伊利格瑞的《他者女性的窥镜》中已经发现的，柏拉图的洞穴故事中的“洞穴”便是女性子宫的隐喻，由此它被当作一种阴暗的、充满蒙昧和诱惑的无明之地，生存在其中的人只有离开这里，走到外面的阳光之下，才能够由此开启发现真理之旅。伴随着女性被身体化、被性化，一方面男性社会对其进行大肆消费和再生产，如通过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来安置他们无法控制的幽灵，或是在对亡国分析时，怪罪到红颜祸水身上；另一方面，男性社会也在对这一不安的力量进行控制，由此创造出对于身体和性的羞耻，而导致许多女性对于自己的身体产生厌恶——后来出现的束胸和缠足中都渗入了此类意识形态——也因此衣服在此起到了主要的遮蔽作用。

这些观念伴随着中国晚期帝制意识形态的收紧而变得更加严格，在那些毫无剪裁且主要以宽松为主的女性服装下，是一个既受到重视，又遭到各种污名和管控的身体。在这里，我们几乎能看到某种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即作为物质性和“表面”的身体是需要被节制的，只有内在的道德和灵魂才是探索真理的核心。在中国传统女性的“四德”（德、言、容、功）中，强调的都是女性的内在道德修养。“妇容”所关注的也是女性在外貌和行为中所显示出的端庄稳重与持礼。女性服装上写满了这些意识形态，像是一张网紧紧地束缚着女性的身体，而它早已经成为一个“累赘”，一方面需要被忽视，另一方面它却始终在那里，而时刻威胁着主流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

也正因如此，在中国近代的女性解放中，服装改革便成为与丢掉束胸和“天足”运动一起成为直接发生在女性身体上的革命。在张念老师研究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专著《性别政治与国家》中，作者指出女性解放来源于第一个动作的发生，即“抬脚走出去”，从曾经昏暗围蔽的家之闺房中走出，走到外面的社会与世界中去。但要想抬脚走，就需要解决衣服的束缚。清代女性服装从根本上妨碍了女性疾走，配合缠足一起，导致女性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抬脚走”的能力。因此，西式服装的传入和修改便成为晚清民初女性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一环。

伴随着西方流行文化的传入，都市中的女学生和新女性对服装的敏感使得她们开始争取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的权利。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爱玲曾亲自设计服装，并表示“服装，有时是一种态度”，从而开启了现代女性对于自己服装的掌握，同时也暗示着她们开始收回对于自己身体管理的权利以及对其的自由展现。但传统强势的意识形态也并不会就此消失，它最终同样找到了新的模式——即以民族与国家的名义，号召女性为其付出身体和意志——以希望继续掌控女性的衣着和身体。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女性解放运动最终也在宏大的民族与国家的救亡中被淹没，而覆盖在女性的服装和身体上的那张网也再次以一副不同的模样出现。

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走了一条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的历史，尤其当它面临着民族与国家的内忧外患时。自三十年代共产主义革命思潮占据主流，女性解放运动也由此转向了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关于妇女被压迫与解放的理论叙述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唯有把妇女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推翻压迫的资产阶级，才能创造出妇女的解放与自由。但当我们以事后之明重看这段“合并”时，便会发现强势的阶级与民族国家话语最终彻底笼罩了妇女解放，它成为前者的一个组成元素与补充，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妇女作为主体开始被遮蔽，而以“妇女”这样一个整合性的代称出现。所以妇女权利也在这一层面与框架中运作，虽时有矛盾但始终难以破圈。

新中国成立后，从立法上保障了妇女的权益，但伴随着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二元对立的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狂飙，而最终导致“能顶半边天”的妇女彻底为阶级、革命和国家这些宏大范畴所覆盖，从而导致了再一次的遮蔽。并且在这其中，传统运作在女性身上的各种意识形态与规训手段并未彻底消失，而大都是换了新的模样，继续对其进行包裹、束缚与遮盖。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在服装、容貌和发型上都受到严格的要求与控制。在文华研究现代中国整形手术的专著《你看上去很美》中，作者指出新中国之后对于女性审美的意识形态完全出自革命与国家意识，她们是被要求和服从的客体，通过对其身体的掌控与调节来实现革命的话语巩固和再生产。而对于女性解放的逻辑也渐渐走上了“去女性化”的道路，并最终出现“无性化”趋势，但正如李小江等学者所指出的，其实是走向了“男性化”，即把女性塑造成一个像男性那样的“女性”，由此彻底否定生物性差异，最终导致众多妇女面临着更为沉重的负担。在美国学者贺萧研究中国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妇女的专著《记忆的性别》中，作者发现，很多农村妇女最终不仅未能摆脱传统沉重的家庭劳务，如今还得像男人那样参加集体劳动和工作，最终导致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不堪重负。

这一意识形态虽然伴随着其后的改革开放遭到削弱，但它却并未彻底灰冷，而是蔓延在转型观念之下，成为潜流。就如戴锦华老师在研究上世纪末期的大众文化时所指出的，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与其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一场新的正统化建构。即伴随着“告别革命”的呼吁，男性知识精英开始重新争取自身的特权利益，而国家则通过对于性别、“父-家-国”的重新连接来巩固既传统又现代的男权社会。而也正是在一时期，李小江等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呼唤“女性”，希望她们能摆脱革命中的“男性化”而重新找回自己的“女人性”。这一对于两性生物性差异——李小江称其为“性沟”——地强调，所反抗的正是强势的“去女性化”意识形态，从而恢复女性的自主权和主体性。但伴随着八十年代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消费大潮的兴起，刚刚开始呼唤“女人性”的女性便遭遇了市场和资本的目光。

这一现状蔓延至今，并未有过剧烈的变更。因此，当下中国女性便面临着三种彼此有关、甚至相连接但又各自存在的目光（gaze）：一是传统的国家目光；二是商业目光；三是男性目光。正是这三条线结成了当下规训着女性的网，相比于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其中增加的商业消费的目光，使得整个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变。

因此，只有当我们在这一背景中讨论女性的服装和身体时，我们或许才能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所在。如前文所指出的，传统帝制对于女性的束缚最终落实在“家”这一蕴含着天道的自然伦理场域。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于某个特定“位置”的补充，因此其主体性遭到彻底压制和削减，以此完成对于男性家族延续和伦理的保障。而在现代中国，对于女性身体的观念依旧继承着传统的革命理论——没有“女性”，只有“女革命者”。而无论在传统还是现代的国/家观念中，女性的生育能力始终都占据着场域中的重要位置，这也往往就是国家极力掌控女性生育、堕胎等权利的原因。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当国家遭遇危机且生育率严重下降时，女性便往往成为遭到控制的首要群体。她们开始成为国家的工具和机器，以带来人类的再生产。

当下，国家的凝视（gaze）已经如福柯所指出的呈现出毛细血管状，它分布在日常生活和话语之中，有时候无声无息地进行着约束和规训，穿衣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而它又常常会与主流商业和娱乐意识形态产生摩擦。伴随着商业与消费深入个人的生活和社会之中，女性便开始成为其所消费的最重要资源之一，而其所消费的又往往都是传统中被塑造成女性的“优势”元素，如外形容貌、身体和性。正如诸多女性主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消费和娱乐意识形态再次通过把女性塑造成客体，来对其进行售卖。在文华的《你看上去很美》中，她指出正是伴随着西方美容技术的进入，以及其强势的广告宣传所塑造出的整形美容手术下的“美女”意识形态，才吸引了许多女性积极地参与其中，希望通过整形美容手术来改变外观，从而改变在生活、职场或社会中遭到的困难。

对于消费与娱乐而言，因为它们只注重“表面”，而导致其对于女性于传统文化中被赋予的那些“表面元素”采取了进一步地发掘和夸大的手段，从而导致女性在他者的目光和意识形态中被进一步的身体化和性化。对于现代充满了影像和图片的社会而言，只有表面。就如齐泽克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最典型的特征便是“现象即本质”，而彻底摧毁了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在这一意识形态下，女性成为一张薄薄的纸，一个美丽和性感的商品、一个符号。

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回报，商业与娱乐对女性之性的过分利用中就必然掺杂着色情，于是媒体网络报道中充满了各种或偷拍或为了吸引目光和点击量而所做的噱头。由此，女性“穿的少”在很大程度上对商业和消费社会而言，总会收到欢迎。

而这样的欢迎在男性那里却往往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或赞赏或抨击，但其背后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却是相同的，即对于女性展示身体和性的关注与管控。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都存在着对于出门在外的女性进行遮掩的行为，目的便是为了防止其他男性的目光。在晚清的女性解放运动中，脱掉传统服装的女性开始出现在街道、商场和学校等公共场所，但却很快便成了男性关注的焦点，成为一道景观。而在这些目光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带着性。就如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所指出的，许多人（更多是男性）“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而这其中，“性”始终是关注的焦点。

通过“短袖子”想到性，也再次凸显出了服装在规训女性身体和性中的重要作用。这也便是当下讨论女性是否有穿衣自由的原因。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作为自己身体的主人，当然有选择在公共场合穿什么样衣服的权利。但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被性化的女性公然地展现其身体和“性”则必然会引起后者的焦虑与不安，因此才会出现众多批评和反对之声。而其中又以“性”作为讨论的核心，却也在同时掩盖着男女在“性”话语和结构中的不平等：女性被主流男权意识形态塑造成“性”，且受其制约；但男性则始终是性的消费者和所有者，完全不受其影响，并且往往还会因为性而得以在男性群体中获得赞许、青睐和利益。

男性的目光在历史变迁中并未出现很大的改变，他们通过对女性的身体与性的遮蔽和隐藏来使其始终处在性别结构中的“内部”，或说是下层，从而不会威胁男权统治和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与国家其实分享着相似的目的，所以在《使女的故事》中，主流男性就是国家，国家就是一个男性化的存在。也正因如此，美国学者如凯瑟琳.麦金农等人才对女性色情有着十分严格甚至保守的态度，并且质疑来自于男权意识的国家法律难以真正地保障遭到性骚扰和强奸的女性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即体制性的男权观念最终形成一张密实的网，笼罩在女性身上。而在其中，商业和消费的阳奉阴违同样进一步增加了女性的被性化和去主体化，从而导致其陷入更复杂的深渊之中。

三.恐吓与性别霸权在日常中

在很大情况下，男性很难理解《祝中国女孩早日穿衣自由》作者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些属于众多女性十分真实且日常的经验，尤其当它涉及到身体和性时。而最主要原因便来自于作为在性别结构中的主流和既得利益者，很多男性从一开始就受到性别等级结构的保护。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关于性的意识。

女性几乎需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仪态、形象和衣着，以防止出现“性问题”。这一观念在女性很小时就被反复灌输和教育，并在其后的成长过程中被进一步地巩固和再生产，而导致女性几乎会“天生”地比男性对性更敏感。在韩国作家赵南柱女士所写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和姐姐从小虽然缺少性教育，但她们却依旧通过成年人的各种暗示和日常举止、话语的教育学会了“女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并且在其后她们所经历的学校、公司和社会中都反复地强调这些观念，而最终成为某种“真理”，无法反驳。

这也就是另一篇公众号文章《祝北京大爷早日实现“想穿啥就穿啥”》所忽略的问题，即观看男性和女性的目光是不一样的，其中所蕴含的性/别权力更是有天壤之别。对于北京大爷们所穿的“北京比基尼”的批评更多来源于现代都市公共场所中距离和得体的要求，但再对公共场所中女性衣着的批评中，占据主流的始终是一连串鲁迅所指的关于“性”的联想。女性衣着更多的是遭到性别霸权的规训，而在这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便是死而不僵的性别歧视和区隔。

在美国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研究城市人行道上的小贩和拾荒者的专著《人行道王国》中，他发现即使是在街头无家可归的底层黑人男性也能够通过对性别不平等结构的利用，来调戏和骚扰路上的女性，并且无论她们是白人还是黑人。但与之相对比的是，他们从来不敢以此行为打扰男性行人。因此邓奈尔指出，“对女性而言，男性的‘街上的眼睛’并不能带来身处于陌生人中的安全感，而是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在一次夜晚下班回来时，金智英发现被一个声称认识自己的男性尾随，而给她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并因此开始对所有男性产生防备。这一日常感受背后所折射出的便是男权社会所造成的规范与恐吓。

因此当男性指责女性是因为穿的少而引来男性的冒犯时，他们便隐藏了自身作为权力者的强势地位，同时也忽略了整个社会结构中性别霸权问题。2018年年初，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曾举办了一场主题为“What were you wearing？”（被性侵时你都穿着什么）的展览。在展览中出现了泳衣、男士的黄色运动衣、牛仔长裤、衬衫、背心，以及一件六岁小女孩的童装连衣裙。女性穿着不同样式的服装，但最终都遭到侵犯。因此，问题其实并不出在衣服上，而始终是男权社会结构以及其霸权性别意识形态所建构出的对女性的束缚、压制、污名和伤害。

千百年来，服装作为一种最为表象的社会表现始终受到来自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审视与控制。曾经“你穿什么决定了你是什么”，到后来“我有权利选择我自己想穿的衣服”背后所涌动的是整个社会性别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变迁。而对于女性及其身体而言，它则始终处在国家、商业和男性的多重目光下，因此，她们一方面需要面对这些目光所形成的的强势规训和压制，另一方面则立足于自身的主体性，对抗前者，从而努力地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