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族》和《无主之地》导演赵婷谈及关于电影的未来

当我事先告诉赵婷（Chloé Zhao），这次采访的重点是关于电影的未来时，她的反应很热烈：在为《无主之地》（Nomadland，2020年）进行了漫长的、最终取得胜利的颁奖季活动后的几个月，她承认，只要不涉及到她自己最近的电影，她都非常乐意参与讨论。很显然她是在半开玩笑，毕竟从电影角度来看，赵婷自己正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一个有趣的过渡阶段。

在征服了独立电影领域并最终获得奥斯卡奖之后，这位出生在中国、以美国为创作基地的电影人有着亲切的、纪录片变体混合的独特的影像品牌，现在她即将迎来第一部超豪华预算的大制作、全明星阵容的漫威超级英雄片《永恒族》（Eternals^[1]）的上映。在这个行业的两端工作过后，赵婷似乎很有资格评论地球上——或其它地方——这个媒体可能的发展趋势。

并不是说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定见。“我既充满希望，又非常害怕，”她说，“所以每天都在变化。”在我们谈话的这一天，她正处于满怀希望的状态。她刚看完丹尼斯·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科幻大片《沙丘》（Dune，2021）的放映，这让她对电影的现状感到非常乐观——至少在艺术上。“它给了我希望，像丹尼斯这样的电影人能够真正驾驭他的视野，把一些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如此具有电影感的东西放在一起。我只是被我自己处在影院里的经历所震撼。但我很害怕有多少人能够像我一样在电影院里有这样的经历，还有这对未来又意味着什么。”

在全球大疫情的疲软时期，电影院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关闭状态，但赵婷并不孤独，她担心影院体验可能不再是这种媒介的普遍常态。她说：“我试着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用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来看待电影，让自己与回答我们这个行业要去的地方，以及我们电影人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联系区分开来。如果我听起来像是在过度解析，那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怀旧情绪阻碍我。我确实认为技术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的看法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彼此的需要少了很多——不是指情感上的，而是生存的实际需求。我一直在中部地区拍电影，那里的人比纽约和洛杉矶的人更需要彼此。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化在所有方面都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了，真的。个人经验比集体经验更受推崇。我们都能感觉到这是何其危险。”

在中国长大的赵婷最早的电影记忆集中在小屏幕上：通过电视观看80年代和90年代的流行电影，比如《终结者》（The Terminator，1984年）和《人鬼情未了》（Ghost，1990年）。当我问她对童年的电影文化有什么怀念时，她笑着说：“把VHS录像带拿回来！”她回忆说，童年时期的她并没有去过电影院，第一次去电影院时她已经十几岁了。虽然经过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知道即使没有大屏幕也能培养出对电影的热爱。不过她担心的是，如果只是窝在家里看流媒体，我们会在社会层面上失去一些东西。她说：“小屏幕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与陌生人聚在一个房间里，一起体验一些东西，这应该是我们的天性，这种共享是对我们非常有益的事情。但是随着文化和社会上的逐渐脱节，这种冲动受到了限制，我们变得不再信任彼此，也无法分享这种空间。而且，这并不是说人们还是继续想要小屏幕——毕竟家里的屏幕也越来越大。这关于你是否想和陌生人一起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

然而当我问及电影院是否需要拯救时，她的语气变得很乐观。她说：“我不想太戏剧化。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讲故事，我们看到它们根据我们作为社会需求和技术发展而不断演变。所以无论电影采取何种形式，它都会一直存在，因为人类永远不会停止讲故事。所以我不认为它会消失。但是，我们所熟悉的电影形式可能会继续进化”。

但当话题转移到不断发展的电影经典（film canon）时，她犹豫了。她说：“我经常听到这个词，老实说，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什么是电影经典。《教父》身在其中，难道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它吗？就像全世界的游客去旅游时都能认出的某个词？”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她可能是对的，我回答说。

“那么我认为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古典作品上，”她继续说，“我们必须继续创造电影经典，继续丰富图像志（iconography）。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以及现在可用的图像数量：我们为自己和为对方拍摄的图像。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关乎我们自己。拥有一副图像已经成为非常常态化的标准。我看到它们，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在哪里、为什么会是这个人？他们的样子和他们的故事是否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我们是否会像记住卓别林的侧影那样记住他们？如果是这样，也许就可以了。技术的民主化改变了我们对图像的反应方式，这是一种自然的进步。”

即使赵婷承认小屏幕——即使是来自手机的——是这种图像的来源，她也不认为我们可以完全合并大银幕和小屏幕的形式：剧情长片（feature films），即使是像《骑士》（The Rider，2017年）和《永恒族》这样规模悬殊的电影，不管观众们是在哪里看到，也都需要处于独立的保护伞下，而不是电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给观众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我喜欢这么想：无论如何，我都是在为大银幕制作电影，”她说，“如果我做一个电视节目，我会有不同的想法。当我制作一部电影时，我想象人们在一个没有干扰和没有其它光线的房间里观看它。这种想法会影响我使用什么样的镜头，讲述什么样的故事，用什么样的节奏，采用什么样的音乐等等。此外，如果你和陌生人共处一室看这部电影，并一起体验它，那么这部电影的意义是否会有所不同？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吗？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39岁的赵婷意识到，她之后的几代人可能对事物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熟悉的上一轮伟大的电影人是在这种集体经历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和父母一起去电影院或其它地方的故事。所以我在想，那些在小屏幕上、在互联网上长大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那种依恋。这是否会妨碍他们成为更好的电影人？或者，这是否会导致一种新的电影制作类型的出现呢？” 她认为，特别是虚拟现实，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电影媒介的一个决定性——或重新定义——的因素。

但她也很警惕对新事物的过度追捧。“我不会称自己为‘迷影者’（cinephile），”她承认，“我不是在经典电影中长大的，我也没有在本科阶段学习电影。但当我工作时，我每天都感觉到我还能学到很多东西，电影历史是如此丰富。有时我认为我发现了一些东西，比如最新的技术，然后我发现俄罗斯有人在60年前就做过了。” 她笑着说，“我必须迎头赶上。”

｜作者：GUY LODGE：英国自由影评人，为包括《综艺》（VARIETY）、《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及《卫报》（THE GUARDIAN）等多家媒体撰写电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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