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齐奥·卡特兰《喜剧演员》，用12万美元记录当代艺术世界

2019年12月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迈阿密海滩的展会上, 意大利艺术家莫里齐奥·卡特兰用胶带粘在贝浩登画廊展台正面墙上的一只香蕉成为了这一年被讨论最多的艺术品，不仅由于它极为简单的构成，更因它夸张的价格。这件名为《喜剧演员》的作品一经展出，就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病毒式的轰动。公众争相开始对其模仿、阐释和调侃：用其他食物代替香蕉，或是把香蕉用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粘在不同的地方。作品展出两天后，在香蕉腐烂之前，行为艺术家戴维·达图纳从展台走上前，顺利在观众面前撕下、剥开并吃掉香蕉。达图纳表示这是一次行为艺术并把它命名为《饥饿艺术家》，还称赞这根价值12万美元的香蕉味道不错。毋庸置疑，这件作品曾激起无数的争论。凭什么一只香蕉可以卖12万美元并且还有人愿意为之付钱？

在我们这个数字媒体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艺术家不再垄断图像生产，每个个体既是图像的生产者也是接收者。公共大众前所未见地在艺术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有时甚至直接决定作品价值。对个体来说，参观展览这一行为带有某种仪式感。看展之前穿戴整齐。展会上，我们在作品面前观看、凝视并思考，尝试理解这根粘在墙上的香蕉到底有什么含义？香蕉成为潮流，与它合影并发布在社交网络上也成为个人艺术品位的象征。当我们走出展厅并在社交媒体上收获点赞，这场精神之旅也随之结束。我们会忘记作品，而图像一直留存，至于艺术家的意图，我们根本就不在乎。艺术家成为一个品牌，或是电影明星，收获公众的爱慕和追随。一旦成名，他就不再需要自己创作作品。他只提供概念和签名，助理和工作室会帮他完成后续的作品。这就是《喜剧演员》和卡特兰身处的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构成的艺术世界，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产物。在这个体系下，艺术作品是唯一的被观看对象，不同观看主体在凝视它时感到的好奇、惊讶、担忧、迷茫等的情绪，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确信感和优越感，会是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

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虽然卡特兰经常会即兴创作一些毫无厘头的作品，但这根香蕉却不是像杜尚的小便池一样随手拈来的。这件作品卡特兰构思了大约一年。初版的青铜和树脂香蕉一直没能让艺术家满意，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香蕉就应该是香蕉”（The banana is supposed to be a banane）。作品的每个细节，从水果的形状、被粘在墙上的角度、到被展示的位置（画廊展台正面一面空白大墙的中心，本可以挂一幅大尺寸作品）都是被精心设计的。

构成作品的每个元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位由著名画廊代理的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被展示艺术巴塞尔（全世界最重要的艺术博览会之一）的展会上，以及廉价的材料和高昂的价格之间的巨大反差。缺乏以上的任何一点都无法使戏剧顺利上演。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为《喜剧演员》提供了观众、媒体和名流的关注。艺术家、画廊和博览会的权威性决定了这个粘在墙上的香蕉不会被忽视，更不会被轻易质疑。一个无名小卒的可无限复制的廉价装置不会引发艺术爱好者们的沉思，他们更不会和它拍照。此外，荒谬价格和廉价材料之间的反差确保了关于作品的持续辩论和关注度。也正是由其所引发的围绕艺术和社会的公开辩论，使得《喜剧演员》找到了愿意为之支付12万美元的买家。

 没有了喜剧演员，香蕉就只是香蕉

《饥饿艺术家》事件发生后，画廊迅速用一根备用香蕉“修复”了作品。画廊主伊曼纽尔·贝浩登显得很轻松。他解释道：“没有真品证书，一件观念艺术作品就只是其物质表现“。达图纳的表演丝毫不留情面的揭示了整件作品的荒谬性——观众“顶礼膜拜”的，是一只可随时被揭下并被吃掉的香蕉——仿佛新版“皇帝的新装”。21世纪初的艺术仍然保有某种神秘性和权威性。在观众中存在着某种不假思考的“艺术膜拜”。这一现象正是杜尚和卡特兰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所揭露的。达图纳的行为，虽然显得冒犯，但却完美契合了卡特兰的意图，很难相信这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事实上，《喜剧演员》并不单指可随时替换的香蕉和胶带，也不是那一张真品证书，而是所有参加这场表演的观众、记者、媒体、藏家、评论家、艺术中间商和博览会。所有的参与者共同出演了这场喜剧，没有他们，香蕉就只是香蕉；而有了他们的参与，香蕉则变成一件艺术作品。卡特兰用一根香蕉把整个当代艺术世界的荒谬性搬上荧幕，展示在我们面前，邀请我们一起去参与、体验和评论，并共同记录我们的时代。他对艺术世界的玩弄常激起保守主义者的反感，但却不得不承认，卡特兰独特刁钻的艺术眼光和精妙的表达手法，足以配得上他在艺术界的名气。而《喜剧演员》在杜尚的《喷泉》之后，除了质疑艺术的权威性和大众对艺术的“膜拜”，更是21世纪初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下大众、社交媒体与当代艺术水乳交融的真实写照，它在艺术史上的价值将与《喷泉》不分伯仲。就这点来看，这个香蕉可真值得上12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