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秘密警察史（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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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风暴中心
从10月20日开始，抗议匈牙利当局的浪潮逐渐高涨，为首的是赛格德大学的学生决定投票脱离匈党的青年组织“匈牙利青年劳动联盟”（Dolgozó Ifjúság Szövetsége, DISZ）转而成立独立的学生组织“匈牙利高等院校学生联盟”（Magyar Egyetemisták és Főiskolai Egyesületek Szövetsége, MEFESZ）。[1]第二天（21日），赫鲁晓夫访问华沙的消息传到了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更加感到不平和愤怒。原因是在同一时间，波兰也爆发了抗议苏联的活动并面临苏联的军事威胁，但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并未屈服于苏联的淫威，部署了一些列措施反制苏联的军事行动，和游行抗议的群众立场保持一致。赫鲁晓夫10月19日在华沙与哥穆尔卡达成了妥协，苏军也停止了行动。波兰人的表现鼓舞了匈牙利的年轻人，全国的大学生自发地与赛格德大学的同学们结成联盟，到22日，厄特沃什·罗兰大学语言学系教员和布达佩斯技术大学[2]的年轻工程师们也站了出来，发表“十六点声明”，在首都各处派发传单，就像1848年那样。裴多菲俱乐部也提出“十大诉求”。但所有这些诉求都没有背离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要求的只是结束匈党的专制独裁统治、重新定位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恢复匈牙利的民族尊严。[3]
当时任匈党第一书记的格罗在23日清晨从南斯拉夫回到布达佩斯时，他看到的是井然有序的示威游行，没有暴力行为，看上去是可控制的。[4]然而，曾经管控着文化领域的斯大林的忠实拥趸雷瓦伊却嚎叫着“我们要开枪，我们一定会开枪的！”随后，内务部长皮洛什宣布禁止一切公开集会和抗议活动。格罗希望这条禁令可以让国安厅有借口全面镇压游行。游行人群则高呼“俄国人滚回去”、“纳吉上台”、“拉科西去死”的口号，挥舞着切掉了国徽的匈牙利国旗。到下午6点，20万游行人群已经聚集到国会大厦，要求纳吉和他们对话。纳吉极不情愿地对人们喊道“同志们！”，然后小声地要求大家保持冷静、克制情绪。游行人群失望至极，有些人一度落泪。
这时在广播大楼，和平的抗议逐渐升级为武装冲突，旋即成为一场革命。内务部在前一天已经埋伏了国安厅的人员驻守在这里，Orbán Miklós上校叫来了两个排的增援力量，其中一个排装备了重机枪、充足的弹药和50个催泪弹。驻守广播大楼的人民军和国安厅人员共有260-280人。他们以为能让堡垒固若金汤。
下午6点左右，Bródy Sándor大街上挤满了人群，他们向广播大楼要求“在街上放一个麦克风”来传播“十六点声明”。到了8点左右，他们等到的却是格罗判断失当的讲话，他仍然在重申“伟大的苏联共产党”、“霍尔蒂法西斯和德国帝国主义加锁”、“有害的民族主义骚乱”等废话，给抗议者扣上“沙文主义大毒草”的帽子。[5]即便催泪弹从楼上投下，愤怒的人们也拒绝散开。此时，一个连的增援部队在国安少校Feher Lajos的带领下被秘密派来解围。Feher下令清场。十月事件的第一枪可能是一名慌乱的国安厅士兵，两名学生Julis Géza和Borth Jéno是起义的第一批牺牲者。几分钟后，一辆车身上涂着醒目红十字的救护车抵达国家博物馆的花园。起义者以为是救助伤者的，立刻开始将伤员抬过去，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从车上跳下来的却是装备重武器的国安厅士兵，他们迅速进驻大楼。随后，匈牙利人民军的增援也赶到了，下达命令的是铁杆斯大林分子，国防部长Bata István上将和副部长Hegyi László少将。
双方在交火中互有伤亡。一名目击者称，催泪弹在一位人民军上尉面前爆炸，当场死亡；另一名目击者则声称一名年轻的军官试图劝说守卫大楼的重机枪手时中弹身亡。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抗议人群都高喊“国安厅是杀人凶手！”“国安厅去死！”这些口号逐渐传遍全城，大家都知道“国安厅在广播大楼向学生开火”，越来越多的人们聚集到Bródy Sándor大街。一些候补士官生和常规军队也被派来增援，但只要军人一出现，人们就高喊“军人和我们站在一起！”“人民军万岁！”大部分军人把武器交给抗议者，有的军人甚至加入到抗议者的行列。当一群抗议者抬处第一个被国安厅杀害的牺牲者的遗体时，所有的人都愤怒了，汽车被推倒当做掩体，广播大楼的一层被攻占，到晚上10-11点，广播大楼陷入全面枪战。[6]Feher和他的四名手下被起义者打死。
就在几天前还自我感觉良好的匈党高层现在选入了慌乱和迷茫。以前一切事务都是拉科西和格罗拍板，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所措。据赫格居什回忆，“有人提议即全票通过，几个小时后他们又开会再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决议。”他们直到现在都不清楚怎么会闹到四面楚歌的境地。事件爆发仅仅几个小时，民警，军人，甚至一些国安厅人员都抛弃了他们。“十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换不来四个小时的忠诚”，赫格居什如是说。[7]
当莫斯科的调停人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于24日抵达布达佩斯时，苏联军队已经在几个小时前做好准备。但是坦克并不适合布达佩斯狭窄蜿蜒的街道，一旦停下来，就会遭到燃烧瓶的攻击。对于仅靠科苏特国家广播获取消息的抗议者来说，他们只能静静地等待。25日，科苏特电台发布了匈牙利政府的声明，卡达尔·亚诺什取代格罗担任第一书记，纳吉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但是格罗及其门徒并没有退出政治局，依然可以施加影响力。
10月25日早晨，一群人聚集在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其中一些人登上一辆苏联坦克，和平地陈述革命诉求。此时，驻守在国会大厦屋顶的一支国安厅小分队已经将抗议群众包围。可能是将抗议群众误判为围攻苏联坦克，国安厅小分队突然向楼下的群众开火，超过100人被打死，更多的人受伤。这是“十月事件”爆发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随即，苏联军队也向群众开火。这时的革命武装已不再是群龙无首，他们有了自己的指挥官：马莱特·帕尔（Maléter Pál）。马莱特是一名坦克手，二战中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抵抗纳粹。“十月事件”发生后，马莱特接到命令，恢复Kilián Barracks地区的秩序。当他和手下到达时，看到的是满地的尸体和伤者，他说：“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将做出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在营房里，我清楚地知道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并非暴徒，而是匈牙利人民忠诚的孩子。”手里仅有5辆坦克和2架反坦克炮，马莱特决定加入反抗者一边，成为了革命者和匈牙利的民族英雄。
10月26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和纳吉会面，他们接受纳吉提出的允许非党员担任政府职务，但坚持要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下；坚持党要有坚定、有效的安全机构；坚持党对媒体的严格管控。27日，匈牙利的新政府成立，蒂尔迪·佐尔坦、埃尔迪·费伦茨、Bognár József、Kovács Béla等“可靠”的非党员进入政府，但这仅是做做样子，绝大部分政府职位还是由共产党控制。
在苏联的默许和政府同僚的支持下，纳吉在28日宣布此次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政府要求立即全面停火。”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同时，新政府还宣布将取缔国家安全厅，代之以“科苏特武装”，起义者将不会受到惩罚。从首都传出的消息并未得到地方武装的完全信任，他们要求苏联撤军后立刻实现匈牙利的中立地位和自由选举。尽管如此，29日清晨仍然停火了，布达佩斯迎来了短暂的平静。[8]
好景不长，两天后风云突变，苏军卷土重来，更大规模的军事占领和镇压开始了。有证据显示莫斯科做出再次出兵的决定是多方影响的结果。首先，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夸大了匈牙利的不利局面，“反共情绪高涨，手持武器的人搜查共产党并把他们拖出来处死”，“在德布勒森，党委已经转入地下，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 ，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和袭击”。[9]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国安厅人员被群众处以死刑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新政府的命令，国安厅的职能将由国防部和警察分担，并将武装群众编入民兵组织。科帕奇说：“我们认为革命的成败皆仰赖于此，我们必须想办法组织流氓无赖的肆意破坏。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控制不了他们就会惹祸上身。”[10]
群情激愤的群众和趁火打劫的暴徒在街上搜捕穿着国安厅制服的军官和士兵，抓住就吊起来抽打直到奄奄一息，然后放火烧死。一些尸体下方往往放着一沓钱，有时候钱的数目并不小，但没有人去拿。这是典型的匈牙利做法，意在告诉人们这些秘密警察挣的都是带血的脏钱，是匈牙利人就不要拿。[11]这就是所谓的“瞬时正义”，一群自发组织起来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看到秘密警察就立刻变得狰狞起来，喊着“凶手、屠夫、间谍”，然后处以私刑。短暂的欢庆之后旋即解散，不会再互相多看一眼。被私刑处死的秘密警察的人数恐怕永远不无法统计清楚，1957年发表的政府白皮书宣称有289名国安人员死亡，但声称他们大部分是在和“叛乱分子”的战斗中牺牲的。据可靠的估计，被处以私行的秘密警察大约有90-100人。被处死的人中有一些是无辜的，比如人民军空军和人民军文工团的军人也佩戴着类似的蓝色领章。
在得知自己将被取缔后，国安厅立刻开始销毁档案，但是档案实在太多了。人们迫切地想知道自己有多少隐私被窥探，身边有谁是密探。Szabó György负责公布共产党和国安厅的档案文献。Szabó找到了自己的档案，他发现一个老朋友是国安厅的线人，这让他非常痛苦。“这个人是一所体育学校里受人尊敬的老师，叫Gyimesi János，前社民党成员。他化名Gyarmati，在过去十年了充当国安厅的线人。他每个月的薪水是1500福林，比当老师稍高一点。他是我在50年代初期最好的朋友。”[12]
其次是中国的影响。根据沈志华的研究，30日白天赫鲁晓夫认为应该反思苏联与兄弟国家的关系，主张撤军，但是到了当天夜里，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根据目前公开的档案，30日晚刘少奇请示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是撤军还是镇压，领导人倾向于镇压。邓小平也主张坚决镇压。此时的苏联还在犹豫。31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赫鲁晓夫同刘少奇会谈，表达了坚决镇压的想法，双方达成一致。在会议记录中，赫鲁晓夫甚至还决定了匈牙利新政府的人选，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政府，由明尼赫·费伦茨（Münnich Ferenc）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此时在莫斯科流亡的拉科西、赫格居什和格罗也表示同意。[13]就这样，轰轰烈烈的起义在坚持了12天后以壮烈的结局宣告失败。
注释：
1^ Ban Cartledge, 444
2^今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3
3^Ban Cartledge, 445.
4^俄国档案证实，苏联大使馆有两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三等秘书克留奇科夫）是游行的目击者。他们认为白天的示威游行组织得很好，并且是可以控制的。详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J].历史研究,2005(02):133.
5^Ban Cartledge, 446.
6^Bill Lomax. Hungary 1956. (New York: Allison & Busby Limited, 1976), 113-114.
7^Victor Sebestyen, 124.
8^Bryan Cartledge认为中国坚定支持苏联的第一次出兵镇压。但是根据沈志华的研究，尽管当时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却并未表态，出兵的决定是苏联政府独自做出的。但是在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施加了微妙的影响。
9^Victor Sebestyen, 215-216；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137.
10^Victor Sebestyen, 195.
11^Ibid., 196.
12^Ibid., 191.
13^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1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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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R. Adelman, ed. Terror and Communist Politics: The Role of the Secret Police in Communist Stat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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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lf L. Tökés. Hungary's Negotiated Revolution: Economic Reform,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ictor Sebestyen. Twelve Days: The 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