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公正过渡
作者：Max Ajl是瓦赫寧根大學（Wageningen University）的博士後研究員，也是突尼斯糧食主權和環境觀察站的研究員。他是長期的反戰和反猶太復國主義活動家。他最近的著作是《人民的綠色新政》（People’s Green New Deal, 2021）。
翻譯：陳怡
談到氣候變化，要預測事情的發展走向是很棘手的：永久凍土層融化的速度有多快？冰川將以多快的速度滑入大海？城市能否為自己披上防洪的鎧甲？
然而，有一個事實很簡單：如果我們將目前世界各國和公司擁有的所有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燒完，人類可能會滅絕。我們需要盡快停止。
「停止」是簡單的，但要開始實行是複雜的。「我們」是一個複雜的術語。我們作為人類有很多共同點，包括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星球上。但是，有些「我們」需要出售石油和天然氣來購買食物和其他消費品，而另一些人則不需要，而且或多或少覺得不出售會更好。
西方如何使得其他國家發展遲緩？
全球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歷史解釋了原因。儘管歷史上和迄今為止，歐洲和北美都是重要的碳氫化合物生產國，但大多數石油都特別集中在全球南方國家的土地上——那些遭受過殖民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剝削的地方。
由於石油開采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歷史夥伴關係，全球北方國家集中了化石燃料生產創造的大部分財富。像加拿大、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現在是「發達國家」。他們利用國內經濟規劃來建立工業能力，生產本國所需的大部分穀物、牛奶、肉類和食用油，並成為科學研發的中心。
它們的經濟變得多樣化（生產各種東西）且不同領域間相互關聯：比如工具廠為家具廠供貨。因此，大量的利潤留在國內，賺取的工資可以在國內消費，從而刺激了經濟活動。
淨化石油和天然氣？大型採油公司和跨國石油公司是無法從中獲利的。但總的來說，只要有替代能源架構，交流和生產就可以繼續進行。北方國家的經濟活動、積累和中產階級生活就可以繼續。
在南方國家，情況就有所不同
在安哥拉、尼日利亞、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伊拉克和伊朗，如果石油和天然氣生產突然停止，其後果對整個經濟活動將是災難性的。在安哥拉，石油生產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5%；剛果共和國占43%；伊朗和伊拉克分別佔20%和39%。在東帝汶，天然氣生產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9%。
這並不是因為南方國家無能。那些考慮將資源國有化或實行激進土地改革的國家都面臨著帝國主義的謀殺式政變。從1953年針對伊朗民族主義者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的政變，到鮮為人知的美國支持的伊拉克政變，再到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的不穩定，都說明要實現對自然資源的真正主權並利用資源財富打破對商品出口的依賴，是非常困難的，更不用說建立全面的國內產業和研發能力。
此外，不發達和依賴性是會惡性循環的。即使是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南方國家，也大多是貧窮的。因此，它們繼續向北方國家輸送財富和廉價的自然資源，繼續依靠北方提供技術和所需的商品——包括穀物。[1]
在談論結束化石燃料使用的時候，我們不能簡單地忽視這段歷史。我們所謂的「發展」——包括能夠迅速轉向可再生能源的靈活和先進的工業——是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掠奪的成果。
償還氣候債務
結束化石燃料不能簡單地忽視北、南方國家之間石油和天然氣生產的區別。過渡必須是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
這個概念在國際氣候會議上得到了部分具體化：「共同的和有區別的責任」的想法。「共同」指的是每個國家都必須做一些事情；「有區別」指的是每個國家沒有相同的責任，也沒有相同的義務。
南方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總體排放量都遠遠低於西方國家。事實上，西方國家在建立工業密集型「發展」道路和軍隊的過程中燃燒了大量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他們已經耗盡了南方國家應得的公平份額。現在，如果要將全球變暖控制在1.5攝氏度以下，南方國家就不能使用這些容易獲得且相較便宜的能源。
有關責任的衝突一直是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等激進國家與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戰場。 2010年，為了回應北方國家廢除「共同和有區別的責任」的企圖，玻利維亞主辦了一次會議，促成了歷史性的《科恰班巴人民協議》（Cochabamba People’s Agreement）。基於北方國家對大氣空間的殖民化，該協議呼籲已完成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向第三世界償還「氣候債務」。
這將包括歸還被不公平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所佔據的大氣空間，以及與發展機會喪失和氣候變化影響有關的債務。
為了實現轉型，該協議敦促打破資本主義的支柱之一——知識產權：「專利……應該從私人壟斷者手中轉移到公共領域，以促進可及性和低成本。」協議還提出，轉型應在一個生態社會主義框架內，脫離「資本主義、掠奪和死亡的道路」。
玻利維亞政府進一步要求富國每年向窮國支付其國民生產總值的6%。 3%用於適應，1%用於緩解，1%用於技術開發和轉讓，1%用於能力建設：這等於美國每年支付約1.2萬億美元，或整個北方國家支付3.2萬億美元。
資本主義無法再承受如此巨大的南北資源轉移，因為這需要將國內和世界範圍內的收入和財富兩極化。
捍衛自決權
世界體係向全球生態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這種轉變需要激進國家的大力倡導，因此需要對南方國家的自決權作出更有力的承諾。
出發點應該是積極捍衛南方國家決定其社會、經濟和生態政策的權利。對北方國家人民來說，這意味著反帝國主義：反對製裁（伊朗和津巴布韋）、代理人戰爭（也門）、直接攻擊（伊拉克）、政變（玻利維亞，2019年）和封鎖（古巴）；結束脅迫性貸款條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並努力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
其次，這意味著拆解五角大樓控制的體制，或者說歐洲和美國的軍隊，包括其僱傭軍。這些都是主要的排放源。而且它們是北方國家否認南方國家主權的工具，並用以嚇唬各國不要採取更激進的國內轉型。
第三，南方國家需要改變自己的新殖民主義發展道路，追求新的更加自力更生和生態社會主義的政策，基於窮人和邊緣人的利益：農民、婦女、原住民、受壓迫的種族或民族、貧民窟居民，所有這些群體都應納入國家發展項目。
土地改革和合適的技術將是核心。而財政轉移支付對於獲得所需的技術，特別是可再生能源技術，將是至關重要的。自決還需要在這些國家的人民推動這些政策時，得到積極保護。
大規模運動的起點
南方的進步國家和跨越南北的大規模社會運動需要一個新的結合點，以迫使這個問題列入世界議程之中。
像玻利維亞這樣的國家所展示的領導力，及其激進的氣候論述，可以成為運動的基礎。像「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這樣的全球農業生態轉型鬥爭也可以成為這個潛在運動的一部分。在北方國家，這意味著轉換為和平時期的經濟，努力實現世界範圍內生態社會主義公正過渡的框架。
首要的障礙是帝國主義，建立這個平台需要我們把反帝國主義作為北方國家人民日常政治的一個關鍵部分。迎接這一挑戰是當務之急。
[1] Harriet Friedmann, ‘The Origins of Third World Food Dependence’, in H Bernstein et al, eds, The Food Question: profits versus people?, Routledge,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