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肖一涼介：《人物》吃人血饅頭了嗎？
作者：凍櫃
每當我急於和他人爭論時，總會想起那個博學多才的揚州老人的尊尊教誨，他的話大意是：只要各自尊重同一個事實，恰如其分地表達觀點，這就是High Level。
昨天，我的朋友圈經歷了兩次刷屏，第一次是《人物》公眾號發佈推文：《MU5735航班上的人們》（已删除）；第二次是名為“肖一涼介”公眾號發佈文章《「人物」報導筆下的侵擾悲痛問題》，都是10W+文章。
這起空難次日，《人物》在該報道投入9名記者，採訪了遇難者親朋好友、同事、師生、目擊者、當地村民、常乘坐該航班的乘客、當地醫院工作人員，他們到達了事故地現場、廣州白雲機場，以及在網路空間找到了遇難者生前的生活痕跡，寫成一篇約9000字的報導。
肖一涼介文章，《「人物」報導筆下的侵擾悲痛問題》圍繞著“悲傷告知”（死亡敲門<Death Knock>）以及“侵擾悲痛（intrusion into grief）”兩個概念，批評道《人物》及《三聯生活週刊》的報導恐怕正是建立在遇難者親人、家屬的悲痛之上。
肖一涼介文章認為，“這樣的報導都可能引起真正喪親家庭的不滿或痛苦，因為這些好友提供的資訊和言論或許並非為其家庭所期望和承認的。”
肖一涼介文章分別以兩個段落來論述，媒體是如何進行“死亡敲門”和“侵擾悲痛”的。
肖一涼介的文章認為，倘若接受採訪者不知道遇難者死亡，記者不應當向受訪者告知死訊，他認為只有員警和政府有權這麼做。
首先，依據常識判斷，學弟、老師有無可能知道遇難者發生空難？試問大家在航班起飛之前，是否會向學弟、老師等關係等人發消息告知？恐怕大概率不會。
因此，《人物》文字寫道，學弟、老師表示“錯愕又難過”，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反映了。何況，人際關係有親疏遠近，倘若可以“度量”悲傷程度的話，“死亡敲門”對於學弟、老師造成的衝擊顯然小於直系親戚。
肖一涼介文章評論，有位名叫“方可成”的用戶在文末留言對“死亡敲門（death knock）”作出瞭解釋。
方可成何許人也？畢業於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南方週末記者，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由見此處，肖一涼介的文章擴大了“死亡敲門（death knock）”的概念，來指責《人物》記者有悖於媒體倫理。
再看段落2：
記者在接觸到遇難者妹妹之前，她已知死訊，因此這裏無“死亡敲門（death knock）”可指責。但肖一涼介的文章認為，“媒體的接入對於受害者加入來說是種侵擾。”
採訪是什麼？採訪本質是採訪者和受訪者的雙方合意。《人物》記者撥通受害者家屬電話，對方表示拒絕採訪，記者就此作罷，僅作客觀描寫，何過錯之有？
再者，災難之中遇難者家屬並非都對媒體緘默不言，相反，有的人會尋求媒體管道，憤怒地質問相關部門：為什麼會發生這起空難？
新聞記者也並非都如同嗜血動物，彷佛要揪著受害者家屬衣領一般，質問他們當下感受如何？
《人物》雜誌定位寫人物故事，他們長期與人打交道。如果你認真看過他們的報導，會發現充滿生動細節。
如果你是個有寫作經驗的人，就會知道要獲得這些細節，需要多麼洞悉觀察，以及走進受訪者的內心，讓他放下對媒體的警惕，這絕少不了與之共振的同理心。
在引用“死亡敲門”和“侵擾悲痛”兩個概念後，肖一涼介的文章最終質疑《人物》記者們的媒體倫理何在，拋出來兩個問題供讀者遐想：
媒體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匆忙？
我們又是否真的如此需要故事？
結合整篇文章來看，弦外之音無非是，《人物》何必吃“人血饅頭”。作者認為，新聞媒體熱衷追蹤數據流量，而罔顧對於遇難者家屬的保護。
第一個問題，媒體如果不匆忙，那麼它還配叫媒體嗎？
那個博學多才的揚州老人曾說，新聞記者有一點好，就是能做到第一時間奔赴現場。
大洋彼岸的美國現代新聞之父普利策也曾說，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如果媒體不匆忙，他們何以發出警報？
我也就《人物》報導及肖一涼介標的文章，與一位黨報老前輩聊過。這位老憤怒地說道：媒體跑這麼快，是因為他們就是吃這碗飯的。見過大風大浪的老前輩認為，對《人物》報導的攻訐，恰好在給災難報導監管“受之以柄”。
當然，肖一涼介標的文章後有諸多評論質疑道：我們真的需要這樣的故事嗎？記者不該是刨根問底去調查災難為何發生嗎？為什麼要寫出這樣的東西來博人眼淚，這不是吃人血饅頭嗎？
如果這是吃人血饅頭的話，那西方媒體也沒有少幹，以《紐約時報》為首，它曾在2020年5月24日，新冠在美國已造成近10萬人死亡後，刊登了1000名由1000名美國新冠肺炎死者的名字、年齡和身份等資訊構成的頭版“千人訃告”。
Marion Krueger，85歲，華盛頓州柯克蘭市，是一位愛笑的曾祖母。
Jessica Beatriz Gomez，32歲，洛杉磯，三年前移民美國。
Alan Lund，81歲，華盛頓，“耳朵超級好”的指揮家
Theresa Elloie，63歲，新奧爾良，因其製作精美胸針和胸花的生意而聞名
Marcus Edward Cooper Jr，83歲，路易斯安那，他很愛他的妻子總是對她說 “好的，親愛的”
Lila A. Fenwick，87歲，紐約，第一位從哈佛法學院畢業的黑人女性
Raymond Copeland ，46歲，紐約，把每一天都活得很充實的環衛工人
如果這是吃人血饅頭的話，那得讓多少人含淚吃下去？難道悲憫和同情僅僅只是無病呻吟？如同在災難之後號召轉發“點亮蠟燭”般無力？
悲會轉化成恨，恨會轉化成怒，怒讓你刨根問底，追問最終答案。
要知道，犯錯的人可不會老實認錯，而輿論製造的洶湧民意，就是施加給他們的壓力。
這不僅僅是132人的悲劇，我們反倒是悲劇倖存者。當《人物》報導在盡力去拼湊遇難者生前痕跡，它提醒著我們不幸者的生活戛然而止，以及我們與事件千絲萬縷的聯繫。
這些記者的努力絕不應該被冠於“死亡敲門”和“侵擾悲痛”的兩個空洞概念所攻訐。
如果肖一涼介對中國新聞行業處境有切膚體會的話，你可能就會明白《人物》的報導之所以如此匆匆，很可能是為了要搶在“關門之前”。
瞭解到肖一涼介是新聞傳播專業的在校生。我知道，新聞傳播學科與新聞業存在極大撕裂。學界往往覺得業界不夠“新聞專業”，業界也會覺得學界“高高在上”，兩邊人基本是“各說各話”。
這一頭，學校裏懷抱著“新聞理想”的學生，總是暢想著完美的新聞業應當如何，用很多漂亮概念和研究框架解釋媒體運作，將“公共利益”掛在嘴邊，悲天憫人、憂國憂民。
而那一頭，踏入新聞行業的人，不少被錘得遍體鱗傷，心灰意冷，從業過的人自然會深知這篇文章的難得。
《人物》這類市場化媒體，不像黨媒依靠財政供養，他們需要在政治壓力和市場競爭中如履薄冰。過去幾年，他們憑藉專業能力在自媒體“大浪淘沙”後活下來了，此次，能在災難後迅速行動已屬不易。
我們常在面臨西方批評中國時，搬出“中國國情”展開論述。當你們對這篇報導吹毛求疵時，有沒有考慮過“中國媒體國情”？
正經新聞行業，這條路太他媽苦了，這幫人在逼仄言論空間，已是戴著腳鐐跳舞，又何必嘲笑他們姿勢不夠優美？
事實上，你們中很多人在瞭解到這是個悲情行業後，會在擇業時放棄加入。當然，你們在瞭解行業薪資水準後，會更快作出決定。
所有的新聞理想都有待檢驗，期待你們踏入中國新聞行業，希望你們後浪狠狠地拍在前浪上。
祝願你們早日來到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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