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把李医生捧上神坛？——在2月9日巴黎巴士底广场李医生追悼会上的演讲

按：在2月9日晚巴黎巴士底广场，由许多在法华人自发组织的追悼李文亮医生的活动上，我将原本由我自己写作的一些文字做了整理、排成讲稿，在追悼活动上作了分享。改编成讲稿的原文我曾发布在朋友圈，原标题为《是谁在把李医生捧上神坛？》。现将讲稿原文发布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不知道在场是否有人读过《对本次疫情的结构性反思》那篇文章，我是这篇文章的作者。那篇文章发出来的第二天，微信推文就被删除了，我们一个讨论那篇文章的微信群也被封了，最近几天甚至文章的pdf都在微信的私聊里发不了了。他们开始清算了，那些一个星期前还敢于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媒体和报道，现在都一篇篇地消失了。也许互联网会遗忘这些，但我们绝不会遗忘：他们的审查，他们的牢笼收的越紧，就越证明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纪念李文亮医生的意义——因为他不是从天而降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一个这种审查和高压制度下牺牲了的普通人。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对祖国爱之深、责之切，所以我便遵循鲁迅先生的教导，来发些声罢，毕竟做事与发声并不相斥，因此我写了结构性反思那篇文章，因此我现在又站在了这里，想和大家分享我对纪念李文亮先生这事的看法：

李医生走了，但我们却越来越多地听到“神坛”“造神”一类的词语，看看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已经有不少人跳出来指责自发纪念李医生的我们，痛斥“愚昧“民众正跟风消费着他的死亡、把他捧上神坛。他们喊着“造神”“人血馒头”一类的话，对在网上、在街头纪念李医生的我们冷嘲热讽。

每个时代都不乏这类指责人民愚昧而将自己标榜为理性的人，他们武器可谓数不胜数：先是从某些二流的社会学家那里学来了“乌合之众”，从古老的神仙那里请来了“中庸”与“物极必反”，从远渡重洋的新闻那里拗口地念出了“民粹主义”,又在词典里翻来覆去找到了“愚昧与理性”一类的反义词，而最近学会的，正是“造神”“捧上神坛”这些看上去颇有几分烟雾缭绕的词汇。

所以，是谁在把李医生捧上神坛？是你吗？是我吗？

不是，恰恰相反，是把李医生剥夺人性、抽象成符号的官媒、官方、政府的喉舌，是他们正在给李医生造神，而不是我们这些自发纪念的人民。自发纪念的行为并非所谓的“政治神学”，而只是一种普通人对普通人不公遭遇的同理心；相反，对这种自发纪念的谴责和嘲讽才真正成了一种神学，因为痛斥民众跟风者内心深藏的动机，正是一种对所谓“理性讨论”的神圣信仰。

我们所自发纪念的，是李医生生前遭遇的训诫，而非死亡本身。“不能，不明白！”这一口号与死亡本身无关，而象征的是死者生前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在微博、朋友圈中点起蜡烛是对一个有相当意义的离去者的人道的追悼，但这种追悼并不能抹杀一切纪念活动最根本的含义——自发追悼的民众同时提出了信息透明、舆论监督的诉求，这种诉求直接对抗的正是李医生生前曾被指控造谣而受到训诫的事实。一个普通人的死亡本身仅是肺炎自爆发以来无数受难者中同样值得铭记的一例罢了，死者生前的遭遇才给对这位受难者的追悼附加了意义。

只有一种造神：摒除了不公遭遇的纪念才神化了李医生，而正进行着这种神化的却是官媒和当局。看看几大媒体对李医生去世消息的报道和送别便不难发现，关于死亡的一切——身份与死因、时间与地点、痛惜与哀悼——都齐全了，唯独缺失的是对死者本身作为一个人的纪念。这些权威的媒体可不会给每个肺炎的受难者都给予多少关注，他们报道李医生死亡的唯一原因就是李医生的死讯已经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但这些报道又早已悄然剔除了我们如此关注的最初原因——权威将李医生的死转化为了一个符号、一种神圣的“例外状态”，而非一个引起人们共情的普通人之死，消解了死者引人共鸣的生前的特质，这才是对死亡的神化。

“我们闭嘴后，他们会在媒体上铺天盖地地追悼，会宣布要全面调查，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我们对李医生的自发纪念，源于对作为普通人的李医生的同理心和感同身受的对暴力机关的恐惧。我们自发追悼的李医生不是英雄，也不是第一个上报的真正的“吹哨人”，而只是一个倘若活着、在我们之中便和每个人都无异的普通人，还是一个遵纪守法、并非为民请命地把疫情公之于众、而只是给亲友通风报信的普通人。正是因为李医生普通人的身份，才使得他被指控为“造谣传谣”、而随后遭受暴力机关的训诫格外引起人们的同理心与共鸣：扪心自问，谁不会在得知了些许疫情的风声后，为了让亲友保重而先告诉他们呢？又谁不害怕仅仅是把这个并非错误的消息传给亲友后、便会被扣上“违法问题”“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而遭到公安机关的制裁呢？

在那份训诫书广泛传播后，我一位朋友的第一反应便是“感同身受”；我也差点就忘了我也曾因微信群里无心发出的消息、便也不得不在一份相似的训诫书上签字。太多人都多多少少有过被权力的铁腕制裁的经历了，或是被公安机关、或是被社交媒体上的自动审查机制、或是被学校与单位的上级权威，对作为普通百姓的我们而言，那样恐惧的感受永生难忘。正是因为在这个普通人身上发生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才会感到担忧、恐惧和愤懑，正是这种同理心才促使了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在社交媒体、乃至线下追悼李医生。

我不想再时时刻刻关注着所谓“敏感词”，在一句话中夹杂许多奇怪生硬的字母、同音词，我不想要那种畸形的语言习惯，我想要正常说话、正常地说中文。我想在微信上和朋友说我想说的话、分享我感兴趣的事情，而不用惧怕账号被封禁、民警到我家敲门。我想在朋友圈、微博、豆瓣发表我想给你们看到的图片，而不用担心我发的东西被屏蔽。我想在这里发表完我想说的所有东西后，还能没有后顾之忧地放心回国、回到家里、见到我的父母，而不用恐惧回国的某个时刻便因我在这里说的话，而成了所谓的境外反华势力。

今天他们刚刚宣布，承认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属于SARS的，现在李医生彻底清白了，再也没有人可以信誓旦旦地说他是造谣了。但这才更让我们恐惧：一个只是说了真话、还只是想提醒亲朋好友的普通人，凭什么就被公安机关的铁拳制裁了？难道我们倘若哪天把事实说出来，便也要进局子了？

我们自发的追悼绝非所谓“政治神学”；而对这种自发追悼的谴责和嘲讽才是一种神学。当你们用卡尔·施密特和瓦尔特·本雅明，来攻击你们口中“造神”的自发纪念李医生的民众时，可要想清楚了：施密特指出，现代自由主义之所以是一种世俗化的神学，原因之一正在于其对“理性的讨论”有一种神圣的信仰，但这种信仰在实践上却往往导致决策被一小群人在“烟雾缭绕的房间”中不见天日地做出。指责民众自发悼念的人往往便像施密特描述的那样做出“敌-友辩证法”，在“愚昧的民众”与“清醒的自我”间筑起高墙、通过阴阳怪气和冷嘲热讽树立起“他者”而让所谓政治在其中诞生，并融入一种对理性讨论的坚定信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他们认为并非理性的“跟风群众”的不屑一顾，最终反倒是这种对民众“造神”的嘲讽自身成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神学。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自发纪念，因为李文亮医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唯一的区别在于他被直接卷入了这场风波中而被训诫，但我们没有。正如上文所言，他所做的一切再普通不过，恰恰是一个没有丢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做的；但恰恰是他的普通才引起了我们的恐惧和共情，也正是这种普通让官方叙事害怕起来、便匆匆忙忙地赶来造神，试着把民众自发的追悼收编，将其神圣化的同时转化为一个无害、没有“煽动性”的安全的符号，去除了其中因其人性而引发共情、进而“有害”的部分。

什么是人造的神？这种神首先被摒除了人格，因而才显得格外光辉耀眼。无论是各大媒体贴上巨幅黑白照片的潸然泪下的送别报道，还是国家监委的全面调查、国家卫健委的深切哀悼的“例外状态”，都在为这一官方造神的过程添砖加瓦，而这种造神过程首先便是要将李医生作为普通人的人性、与因其人性而受到不公待遇的那一部分，同他悲情而感伤的死亡分离开来，试图让我们在蜡烛和泪水间便忘却了当初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这个普通人。

追悼李医生最好的方式绝不是发表些“深表痛惜”“为英雄默哀”一类催人泪下的口号，而是记住李医生面对训诫书时的回答：“能，明白”——说不定哪一天，你、或者我，也要被迫在同样的字眼上按上手印呢？

我们在这里纪念我们的李医生，让他们痛骂去吧！他们越是给我们扣上各种帽子，就越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害怕我们的、害怕我们每个人都觉醒了、都去争取我们本就应得的东西了。让他们去痛骂从伏尔泰到马克思的境外势力、痛骂鲁迅、李大钊、闻一多那样的所谓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去吧！让他们去责备那些我们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和我们同样向往一个光明、自由、解放的未来中国的革命先烈去吧！让他们去抨击那从小便教导我们不能对受苦难的人们和世上的不公无动于衷的一切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吧！

我们已经等了太久了，我们没有时间再等待了。我们纪念李医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在李医生曾经遭受过、也随时都有可能降到我们或者我们的家人朋友头上的审查与不公前沉默。我们不要为皇帝的新衣歌功颂德，我们要看着现实的苦难和不公、看着社会问题，为一切牺牲者和受苦难的人呐喊——发出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担惊受怕的人们最后的抗议和叹息。马克思说：“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

作为普通人的李文亮永远活在我们之中，而正因这种普通，他才给我们带来力量。因为他们可以掐死一朵无辜的鲜花，但他们永远阻止不了春天的到来；他们可以熄灭每一盏烛火，但明天太阳依然会升起、黎明一定会来临！因为真理是不怕子弹的，因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定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