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方方日记

陈昊天

2020 年 11 月 13 日

IPFS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期间，湖北省作协主席汪芳，从1月25日到3月24日，一共写下了60多篇日记，记录了武汉封城阶段的点点滴滴。

日记公开后，对作家方方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方方的说她给世人留下了包含酸甜苦辣的珍贵记忆，反对方方的指称她“旧文人习气”。

4月，随着方方日记在亚马逊上预售的消息发出，互联网上攻击方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不是责难方方“给境外势力递刀”，就是讥讽“正经人谁写日记”。

然而纵观网上批评方方的理由，却多是站不住脚的——不是无中生有，就是缺少调查，有的甚至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目前社会对方方的批判，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方方在日记中抹黑国家、政府和体制？
日记出版之迅速很不正常？
方方和境外势力勾结，日记成为西方抹黑中国的舆论机器？
方方日记对海外华人造成不良影响？

先看第一个说法：方方在日记中抹黑国家、政府和体制？

翻阅数篇日记，并没有看到方方责难政府的语气；相反，方方还数次在日记中要求民众相信政府、配合政府。

更重要的是，论反党反国家，那些喷方方的极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我就梳理一下，那些左棍是如何在反党反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

罪名之一：侮辱英烈

前面说到，在方方日记出版后，各路极左指责方方的时候，免不了讥讽一番“正经人谁写日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如今，这些极左在责难方方的时候，反复用“正经人谁些日记”侮辱雷锋烈士，已经涉嫌违反了英烈保护法第22条。

这些反复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左棍，却无时无刻不在对雷锋烈士冷嘲热讽，不是反党反国家又是什么？

罪名之二：对抗中央

首先，我们来一遍2学1做：

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习主席教导我们，人类命运是个共同体。虽然这个世界有国家、有阶级、有利益冲突，但是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命运都是一个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年后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是全人类在命运上的共同性与发展的和平性。然而，喷方方的左棍，无时无刻不在鼓吹阶级斗争，无时无刻不在挑拨不同群体的对抗，并对暴力、血腥和仇杀无比推崇，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大海航行靠舵手，建设国家靠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左棍一直鼓吹阶级斗争，张口“入关”闭口“北美匪帮”，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是反党反国家又是什么？

侮辱雷锋烈士、恶毒反对伟大领袖习主席，才是真正的给境外敌对势力送子弹！

当有些人从内容上责难方方的理由站不住脚之后，就开始从动机上做文章，也就是第二个攻击点：出版过于迅速？

这些人认为，一本书从完成到出版，绝不可能有半个月那么快（方方日记3月25日完成，4月8日在亚马逊预售），并举出刘慈欣小说《三体》英文版的长达6年的出版过程为证。

此类说辞混淆了两个概念，一是预售与正式出售的区别，二是不同体裁文学的翻译难度。方方日记在亚马逊的正式销售时间是8月，4月8日仅仅是预售日期。此外，一部情节连贯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创作难度还是翻译难度，都不是60多篇日记能比的，因此方方日记用半个月完成翻译并不奇怪。

接下来就是胡锡进等人的常用说辞：一切都是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抹黑？

西方舆论确实存在着对中国的抹黑，我们也应该对这些予以反击。但是，西方媒体存在对中国的偏见，是否就可以等同于西方媒体普遍责难中国？即使如此，是否就能得出结论：方方日记的海外出版是西方对中国的舆论战？

刚好，有一位叫李铁睿的知友，从大数据出发，对各国的媒体进行了全方位的统计，并通过Python（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处理，得出的与我们直觉相反的结论。其依据的GDELT网站上搜集了各国媒体的海量涉外报道，并计算各国媒体对其他国家的“褒贬指数”（sentiment index）：将一个国家媒体对另一个国家的正面评价记为正数，负面评价记为负数，正负值相加取平均值，即为一国对另一国的褒贬指数。褒贬指数为正数，则说明正面报道多于负面报道；褒贬指数为负数，则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

英国媒体对中国的褒贬指数是1.3，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褒贬指数是0.307，可见英美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都是多于负面报道的。

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反驳：“我明明每天都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啊。”没错，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抹黑确实存在，但个人的亲身经历只能论证其存在性而不能证明其普遍性，因为那不是随机抽样的结果——而经过严格的统计分析，大数据的结果会不同于我们的直观感受。

退一步说，即便西方舆论以负面评价中国为主，也不能论证单例，将方方日记的海外出版视为西方的舆论战。

方方日记英文版的翻译者Michael Berry，中文名白睿文，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UCL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Cultures）任教，长期致力于中美文化友好交流。除了方方日记之外，白睿文还翻译了余华的《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叶兆言的《1937年的爱情》等作品。1996年，白睿文翻译完小说《活着》之后，主动联系了十几家出版社，希望中国的翻译作品可以出现在美国的文学市场。小说出版之后，美国有的高中甚至把它作为课本教材。

白睿文有两个孩子，在儿子一岁半之前，他和儿子讲话只用中文，希望为他从小就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他经常陪两个孩子一起看中国的动画片；陪他们一起唱中国的儿歌；学习中国的诗歌典籍......

他说：“语言是另一种文化的钥匙，它会影响到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在他的眼里，中国是个值得学习和认识的广阔国家。

可见，芳芳日记英文版的翻译者白睿文非但不是反华政客，反而是一名主张对中国友好的知华派学者。上过他的课的中国留学生，也亲身感受过白睿文教授对中国的友好。这样一位致力于中美友好交流的翻译家翻译的作品，又如何能体现西方对中国的舆论攻击？

更重要的是，白睿文教授早在欧美疫情爆发之前，就在网上阅读过方方日记并决定翻译了，因此不存在“欧美国家无力防疫甩锅中国才翻译方方日记”。

在我们对方方日记的翻译者有了初步认识之后，我们就可以思考最后一个问题：方方日记是否对海外华人造成了不良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我指出两点：其一，海外华人受到的歧视，从疫情在武汉爆发的时候就开始了；其二，海外华人以及留学生受到的暴力，不仅仅来自于境外。

海外华人因遭遇歧视的最早事件，不在方方日记亚马逊预售之后，甚至不在特朗普提及Chinese Virus之后，而是欧美疫情尚未爆发的2月，就已经出现的现象。

2月26日，旧金山一亚裔拾荒老人当街遭遇殴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