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恐怖资本主义：中国城市中的维吾尔剥夺与男子气概

两年前，海外媒体曝光了涉及新疆维吾尔地区少数族裔被要求强迫劳动的一系列证据。据统计，作为中国政府扶贫计划的一部分，每年有超过五十万名维吾尔工人被调派从事季节性的采棉工作[1]。其中，许多人并非自愿参与。

就在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当下，美国政府宣布将于今年6月21日起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部法律于去年12月在得到两党普遍支持的情况下通过了参众两院批准，并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规定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供应商能够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它们的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进口[2]。

人类学家Darren Byler对发生在当代中国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和哈萨克民族的大规模拘留、技术监禁、强迫劳动以及宗教镇压提供了理论分析。文章基于《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一书，对其中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梳理。

疫情时代以来，中国各地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社会管控演习”。无论是大范围的封城、集中隔离，还是健康码系统下的数字监控、强制且常态化的核酸检测——无不让民众感受到来自公权力不同程度的压迫。

新疆发生的事能否给中国其他地区民众带来一定的启示？今后中国各地是否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新疆化”？而我们又将如何面对一种科技监控下法治失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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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撰写的内容基于作者在2011-2018年间于中国西北部的维吾尔地区超过二十四个月的民族志研究。并且，通过参考政府官方文件、有关科技公司报告以及来自警方内部的信息，发现该地区少数族裔的社会生活已被国家主导的技术系统彻底改变。

在本书中，Byler提出了一个名为“恐怖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有关当局利用种族差异，并将其理解为一种威胁，通过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新形态的原始累积，同时强化了国家权力——用以解释在中国新疆边缘民族群体所面临的压迫。

首先，这里的“恐怖”指的是“野蛮的”维吾尔族裔以及中亚殖民边境的穆斯林群体对境内“文明”的主流民族构成了非理性的内在威胁。官方把突厥裔穆斯林视作潜在恐怖分子的立场，开启了正常法治外的例外状态。当个体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一种犯罪前定罪），正常的民事保护则不再适用。因此，出于对威胁的感知，使得将该地区大量少数民族团体置于某种“紧急战时状况”，并对其采取残酷的控制手段，被认为是正当的。

这场由官方发起的反恐战争将目标主要锁定在年轻的维吾尔男性身上，其中涉及的种族隔离也对性别气质做出了划分。汉族男性的男子气概和国家权威绑定，成为全球城市建设与版图拓展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恐怖资本主义”扩张的基础。而维吾尔男性所呈现的男性气质则构成了一种威胁，导致大量该族裔青年男子因技术监视而“被消失”或无限期集中拘留。于是，生活和社会再生产的重担压在了留下来的女性身上。

与许多穆斯林社会一样，维吾尔文化里的传统规范也引发了不同形式的性别隔离，并最终体现在劳动分工和宗教实践上。其中，女性很大程度被排除在公共场合之外，被迫从事家庭内的无偿劳动，而男性则通过外出工作以赚取薪酬养家糊口。伴随着维吾尔男性在中国社会公共参与空间的不断萎缩，女性需要在维持家庭的同时承担额外的有偿劳动。

有关当局常常将维吾尔男性的男子气概解读为某类“病态威胁”，并以此为理由迫使他们与家中的妇女儿童分隔，或强制摘除女性身上的面纱，象征性解放该群体受到的伊斯兰父权压迫。这种形式上的女权实践成了公权力打击宗教自由的工具。例如，每年三八妇女节，维吾尔男性会被地方当局要求为妻子洗脚，以展现某种汉文化下的性别平等。然而，这与伊斯兰的习俗背道而驰——把脚放进容器中清洗是不洁的象征。本质上，官方只是粗暴地把女权主义释义为某种“夫妻和睦”，而未触及父权制的核心。

男性们为了掩藏身上特定的“阳刚之气”，展示某种“文雅风范”，会选择把胡子剃掉。并且，通过身着昂贵的西装，让自己尽量显得像个都市“成功人士”，以减少“文明人”对他们的敌视。不过，对处于“边缘”的男性来说，性别隔离下同性之间的情谊成了他们对抗压抑外部环境的重要依靠。过去围绕功利主义和经济成功的男性友谊随着殖民化进程逐渐转向基于某种道德义务——他们有必要互相倾听意见，分享自己的遭遇，经由“讲故事”，度过那些极度愤怒、害怕或悲伤的时刻。

维吾尔人一直是积极改造世界的主体。“殖民洪流”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叙述的空间，以在生活中留下有意义的痕迹，并带来一种还能“自主”的安全感。在作者采访的四十多名年轻男性中，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位非常亲密的同性朋友帮助其“活下去”。虽然友谊并不能治愈他们在种族化运动中受到的创伤，但通过一起商谈，似乎还能找到应对生活的途径。

其次，有读者可能质疑在这里引入“资本主义”作为分析框架中的一部分是否合适，或者认为以中国威权治理为中心进行阐述更为恰当。不过，Byler表示虽然国家权力是解释种族压迫的重要层面，但这类框架不能完全用于分析案例中跨国经济及政治力量、科技公司和“再教育营”在其中的自主权、外来移民于当地的生活经历，以及技术发展下有关参与者的种种“获利行为”。

国家虽然能产生强大的作用，但最终总不可避免受到公共和私人机构一系列话语与经济利益的影响。在“新疆问题”上，许多身处其中的安全和情报工作者都属国有企业、私营技术部门或安保公司的雇员——尽管该群体也常常面临被起诉、降级和撤职的风险，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因素而非国家权力驱使。这些公权力的代理人通常只关注如何为自己及家人谋求更好的生活——其行为背后并不存在纯粹的政治动机。

除了将中国国家当局置于历史变革的中心、通过更规范的政治权力框架解读之外，当代的权力配置也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及殖民地关系的影响。这里作者想要驳斥一种“有无国家权力参与”的二元论结构。此处想要展现的是，全球性的反恐叙事如何与跨国资本主义结合，在新领域创造新形式的剥削。总体来说，“恐怖资本主义”是一种包含了国家资本、科技与政治监视，以及不自由劳动的独特配置。

因此，这里所说的“新”可以理解为对过去市场之外的东西赋予商品属性。传统上，“圈地运动”主要涉及开采自然资源，将被殖民者的土地转化成财产——用作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并迫使被殖民者接受低价报酬或无薪资工作。然而，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正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旧时社会生活中那些从未被商品化的部分——行为及生物特征数据——正被用以创造可以衡量和预测效率、欲求及犯罪行为的商品。

第四次工业革命后，以大数据为依托的技术发展强调了一种“军工联合体”在科技创新和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调整军事及警务工作中有关工具的使用范围，政府和企业将技术应用扩展到新的生活领域。越来越多的机构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例如，数字取证工具、生物特征检查和图像识别系统，来控制、操纵公民及劳工。

这种“恐怖资本主义”将技术压迫和全球经济联系起来。除开传统的知识产权外，监视系统和警务安全设施下的第一种资本形式是数据。中国政府在新疆开发了一个“完美”的数字化环境，让境内一些大型的私营和国有科技企业得到了研发数字取证、图像和面部识别、语音识别等有关技术的机会。这些企业不断从该地区的1500万维吾尔人那里搜集数据，从而让肖像识别、虹膜扫描、语音签名等科技从概念发展为新的现实，并将以上“智能安全解决方案”运用到其他领域。

第二种资本形式是“数字围栏”系统下不自由的人力劳动。自2018年以来，新疆有关当局一直将围困当地群众的营地和“再教育”体系描述为一种“经济载体”，其规模和该地区1990年代开始吸引汉族移民的石油、天然气、棉花等一类资源规模相当。这些被拘留的民众分散在营地和工厂中，管理人员利用智能手机跟踪、检查站、面部扫描等监控方式将这些维吾尔人安排在合适的劳动岗位上，确保其“听话”。

即使在政府宣传中，这些“没有正式就业的人口”通过地方当局帮助，能够“自由”地选择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或实习，却也只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因为没有谈判空间以协商工资或抗议不合理的扣薪规定，这里的市场行为依旧是“不自由的”。

然而，没有人谈及中国的治理策略是如何将维吾尔教师赶出教育系统，限制其合法的宗教活动。与此同时，在自然资源部门的不当开发下，人口的生活成本逐年上升。由于系统性的工作歧视，当地少数族裔中的许多人被排除在新经济体的工作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接管地方政府事务，针对维吾尔社群的“佃农剥削”和“强迫移民”被不断强化，最终导致该群体就业不足。

不过，根据中国官方文件显示，当地维吾尔及哈萨克民众作为“过剩劳动力”反而成了发展新疆经济的额外红利。而且，大量的政府补贴——场地及设施的免租优惠、劳动力培训支持——吸引许多私营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至新疆。重要的是，该系统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用于出口——这就是为什么把相关环节所涉及的强迫劳动和全球资本主义前沿生产结合起来理解的主要原因。

因遭到不合理对待，零九年维吾尔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警察暴力和骚乱。高强度的武力镇压和国家控制使得该群体对当局产生了更深的怨恨。与此同时，在政府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汉族迁移至南疆，加强了对地方土地的征用。因此，原本就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许多事件被官媒描述为“恐怖主义”，但其中丧生或受伤的大多数人往往是维吾尔示威者。他们通常手无寸铁，并被警察使用的自动武器打死或打伤。

不过，这种打压却让许多人对其所热衷的宗教实践更加虔诚——既是一种象征性的自我保护，抵御来自汉族日益增加的压力，也是逃避国家对信仰、教育和经济控制的一种隐晦表达。2014年五月，地区领导人开启了“人民反恐战争”。其目标不仅包括打击发动袭击的罪犯及相关支持者，更是将范围扩大到基本的宗教活动。起初，这种反恐行动只把宗教领袖送往集中营，但在2017年起，审查行动开始针对境内所有的穆斯林人口。

恐怖主义叙事的兴起以及ISIS（伊斯兰国）的建立引发了一种全球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对中国来说，集中表现在当局开始有意限制穆斯林习俗，例如将定期参加清真寺活动和斋月禁食视作宗教极端主义影响下的“精神疾病”。“人民反恐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如何阻止维吾尔人进一步“维吾尔化”和成为穆斯林的一项计划。

并且，政府机构将公权力授予有合作关系的承包商和其他私营企业，建造了数百个名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大型集中营，以图改造该地区的原住民。更进一步看到的是，受益于当地丰富自然资源的私营企业和政府通过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开展了大量业务，推动了科技监视产业的发展。

“恐怖资本主义”利用全球性的“反恐”叙事以正当化国家和私人资本对数据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行为——以此拘留工人、强迫其劳动。有时，工厂老板被允许从拘留人口中挑选工人。其他情况下，地方当局会为工厂安排合适的人选，拟定劳动合同。在技术创新的外衣下，中国政府制造并扭曲放大了维吾尔族裔所能产生的威胁，仿佛这些恐怖分子数量众多且无处不在，成为其合法侵占该地群众土地和劳动力的托词。

在书中，Byler详细阐述了这类以殖民项目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扩张。其中，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助益的——数字媒体监控在政治操纵和经济领域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得监视搭配着“不自由劳动”，一同帮助完成了被管控群体的认知转变，并且引发了新的知识生产，而这种知识框架下所倡导的社会生活，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和殖民计划的终极目标。

以“恐怖资本主义”为分析框架，Byler回答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1）国家引导的“治理系统数字化”如何作用于维吾尔社会的再生产过程？ 2）利润丰富的政府合同使得科技企业得以研发、部署用于监视及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甚至其他地区人口的技术——这样的技术对个体生命价值产生了哪些影响？3） 物质、“数字圈地运动”如何控制目标群体，并为公共治理和私营生产创造新形式的自律行为及劳动力？

通过考察维吾尔人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作者发现自2010年起，3G网络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兴起让当地少数民族能够与更大的穆斯林世界和全球宗教运动联系。然而，一四年“人民反恐战争”的到来创造了新的种族标签——将年轻的维吾尔男性旅行者和所谓的恐怖分子威胁关联。于是，原本促进文化生产的数字空间逐渐成为新的技术陷阱。在微信上分享都市异化小说、带有民族主义和穆斯林文化的视频以及其他宗教信息，都会被当成“被消失”和无限期拘留的证据。

随着运动激烈程度的不断加剧，维吾尔青年们越来越需要被迫做出选择——要么在警察的密切监督下为有关当局工作，例如，担任政府承包商、营地指导员和情报人员，要么被送进集中营和劳动工厂。于是，作为拘留生活的替代方案，多数人选择了“秘密警察”的工作。然而，一旦以“数字管理员”的身份投身系统，他们很快便能意识到其任务是协助当局拆散家庭、审问邻居和监视他们的亲朋好友。而且，这样的反恐斗争工作是终身制的——不存在退出机制。选择退出意味着对国家不忠，从而再次面临被拘捕的风险。

由此，新的政治和经济形式被创造，而维吾尔群众需要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被拘留者、警察或被拘留者的亲属。除了帮助监视同胞外，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要求通过社交媒体展示其外表并且出席带有浓烈政治意味的公开活动，表达其爱国热忱。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接受“再教育”，以体现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汉文化的渴望。

于是，反恐运动下警察和普通民众间的对抗演变成了后者单方面服从的惯性反应。例如，人群自发在检查站出示其身份证，即便每日频率多达十余次。监视和拘留的常态化让暴力通过有秩序的标准操作流程呈现，从而掩盖了家庭和生活的支离破碎。

基于对犯罪行为的威胁性评估存在广泛且任意的特点，任何看起来拥有“维吾尔外表”的个体都有可能遭到逮捕。正当司法程序的缺失，导致官员在决定某人是否被拘留方面握有很大权力。因而，一种“警察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深深印刻在了还未遭到关押群体的脑海中，由此催生了大量年轻维吾尔人想要投身系统的渴望。

除了直截的高压干预外，当局对关涉维吾尔族裔历史的文化作品进行了大范围的审查——进一步放大了该民族精神中的脆弱性。展现突厥英雄传奇和维吾尔人革命的历史小说，作为民族分裂主义的典型被禁止宣传；而早期获得国家批准的包含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文化的书籍如今也被扣上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帽子”；所有相关的电视节目和音乐也被重新评估。

因为审查的滞后性，许多维吾尔音乐家、诗人、演员和电影制作人被拘留。有作家甚至声称，1990-2000年间，国家文化部常常要求他们撰写有关伊斯兰教或少数民族问题的文章，展现温和的宗教虔诚或民族自豪感，而如今他们却因完成这项由当局授权的任务而遭到惩罚。同时，在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体公司的帮助下，政府开始不加掩饰地宣传政治教条，重塑维吾尔族裔的精神世界。通过“再教育”，教会他们用“红色语言”表达审美、书写感受——推广一种殖民主义下的文化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维吾尔人选择离开，通过申请庇护，成为一个“永远的旅行者”。他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到那片土地，同时需要切断与其他同胞的联系，与过去的一切保持距离。不过，到了新的国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有了正常的社会角色。年轻维吾尔男性不必再担心自己的“阳刚之气”被过度认为具有威胁性，他们开始在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中国境内维吾尔社会所遭遇的一切，存在于全球殖民与剥削叙事的前沿。无论是克什米尔、巴勒斯坦，还是新疆及哈萨克地区所发生的悲剧，都建立在对特定种族的掠夺和削减上——有利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聚拢财富与权力。这里表现为一种原始积累——将生产价值构建在特定的对象上。

维吾尔人作为一个集体，通过“数字圈地”与公共治安运动、“再教育”以及监控下的“非自由劳动”，变得富有生产力。国有和私营科技企业推动的资本流动，放大了他们对国家的威胁，并由此产生了新的经济和社会控制形式。随着这类机制逐渐走向常态化，身处其中的人们也会变得适应。这场针对维吾尔人的“实验”会覆盖更多群体。权力、数据化、新的知识生产的不断扩张，最终会触及生命本身，侵蚀每一个个体的灵魂。

作者：赤安超

愿尽力通过一种非简化的思考及描述，回归人与社会本有的复杂。

[1] BBC (2020). 新疆棉：新证据揭露时尚产业背后的强迫劳动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5344353

[2] VOA (2022).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即将实施，美议员促拜登政府严格执行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lawmakers-urge-biden-to-rigorously-implement-uyghur-forced-labor-law-20220606/66062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