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者開始嘶吼
八一八拆政府晚會，散場時我遇到徐世榮老師，我跟他握完手，我就莫名地哭了。
早上我還在上不動產法規的課，說巧不巧，正好講到平均地權條例與土地徵收條例：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為區段徵收一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衛生交通之需要或促進土地之合理使用實施更新者三都市土地之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或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者四非都市土地實施開發建設者五農村社區為加強公共設施改善公共衛生之需要或配合農業發展之規劃實施更新者六其他依法得為區段徵收者……。」
我忽然有點放空，想著傍晚下課機車要停重慶南路還是中山南路。
課堂老師教你背誦它，凱達格蘭大道的人們則是教你挑戰它。
擠在舞台前屈膝從天明到天暗，直到聽完徐世榮老師的演說，拷秋勤在台上唱著〈台北蓋都蘭〉。我知道活動要結束了，從舞台前起身走到舞台後方，拒馬前方舞台上的 fishLIN 大聲幹譙唱著歌詞，望著拒馬後方遙遠的總統府如此寧靜，如此像個寂寞的笑話。
我在電視上媒體上看到的徐世榮老師是溫文儒雅的學者，被他教過的朋友們也如此說，甚至在衛福部前被警察拖走的當下他仍然那麼平靜。但我剛剛在台前看到距離我大約只有十公尺的他，卻不是這樣。他先是微微笑站在台邊，直到接過主持人的麥克風、鞠了兩次躬、群眾的掌聲歇後，他可以說是暴走了。
我說的暴走大概是像名嘴節目上像在演戲的諸如陳揮文、張友驊之輩暴走那樣。臉紅脖子粗，沒有抑揚頓挫。
『昨天，是八月十七號，這個日子對我而言是個非常痛苦的一個日子。三年前的八月十七號，我、詹順貴律師，我們陪著大埔自救會的鄉親，我們受行政院長吳敦義的邀請進入行政院第一招待室，我們得到了兩項重要結論：第一項結論就是原屋原地保留，第二項結論就是農地集中劃設，我相信在場的所有好朋友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但是三年之後，他有沒有來履行他的承諾？他沒有履行他的承諾，他更進一步地，當我們的人民、當我們大埔的鄉親、當我們的年輕學子、當我們這些好朋友共同站在馬路上，向這個政府表達我們不滿的心聲的時候，他跟我們講：你們要理性；他跟我們講：你們要冷靜。各位好朋友，當這個政府沒有辦法來履行他三年前對於人民的承諾的時候，請問他有沒有資格來要求我們要理性？他有沒有資格？這是一個虛假的政府，這是一個欺騙、這是個說謊言的一個政府，他沒有資格來要求我們要理性！反而是我們，我們今天站在這邊，我們今天站在凱達格蘭大道前面，我們之後每一天都如影隨形，我們要求馬、吳、江、劉、你們要履行承諾，你們要理性！好不好？』（局部逐字節錄）
十分鐘左右的演說，他聲嘶力竭，清清楚楚地吼出每個字與每條法規的名字。我除了帶著景仰，同時卻有困惑，是什麼原因讓一個溫文儒雅的學者一上台就成了發了瘋似的脫韁野馬？
我沿著台北賓館的圍牆（上面還貼著請愛護古蹟的告示單），在警察比人多的人行道上慢慢走著遠離會場。然後我遠遠望見了徐世榮教授一個人站在暗暗的牆邊，偶爾有人經過跟他打了招呼或握了手，但多數的時間他就是一個人，像平常的樣子帶著微笑，安安靜靜地望著歌唱著的舞台，彷彿又不是剛剛台上的那個陳揮文。我有點緊張，揹著還裝著土地法規的書包走上前去想跟他拍張合照。他答應了，費了點功夫設定了相機又找了路人幫忙拍完照，我握了握徐老師的手。
握完手的瞬間我忽然就莫名地哭了。
我對他說：「老師，我早上還在讀土地徵收補償，可是我覺得很矛盾……」，邊嗚咽邊說。「我們真的要好好念書，然後以後有能力改變這個社會」，我也不知道嗚嗚咽咽地到底讓人聽清楚了沒。
徐老師很慈祥地，我們又握了一次手，他說「加油」。我從它溫暖厚實的手感覺到回到原本那個溫馴學者的他，也許那本來才是他最真實的樣貌。當下，我忽然想起朱淑娟那篇「廢墟中的紅色身影」寫到：
「……到如今不管看多少次影片，我都覺得，那個不說話、眼神平靜，坐在廢墟中的紅色身影，真的好可怕。……」
「……但接下來，土地徵收事件如野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看到徐世榮的機會也愈來愈多，常說人因事件而改變，這句話套在徐老師身上最恰當不過。徐老師也在熱心參與這個世代一個又一個土地徵收案件後，蛻變了自己。……」
「……後來他在公開場合說話愈來愈不一樣，他也不再問我、而我也漸漸習慣他的改變。當一個人在某個時間點做了決定，人生就會往另一個方向前進。……」
是什麼樣的荒謬，讓一個充滿修養與智慧的學者大動肝火？是什麼樣的謊言，讓終生信奉土地正義的學者不惜挺身捍衛？是什麼樣墮落的行政與立法體系，讓原本相信諾言相信真理的學者看透一切而需要在人群面前聲嘶力竭？我忽然有點懂那種讓自己非得變了一個人的火大與無奈感。對凱道上的多數人們來說，被挑戰的只是諸多社會議題中的一個；對大埔或華光的被迫拆遷住民來說，被拆掉的是他們近乎全部的人生；對終生信奉投入於土地正義的學者來說，被毀掉的是他們信奉終生的信仰。
當我再次想起不久之前徐老師聲嘶力竭的模樣，那種震撼感好大，離開凱道的人行道上，眼淚止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