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 | 陳翠蓮：從國會記者到歷史學家，解謎二二八的志業

2022 年 3 月 15 日

「這些問題前前後後花了我二十多年的時間來解答。」

文／曾聖軒、廖品硯
（原文發佈於2022年2月25日）

「你有聽過二二八嗎？」父親第一次跟陳翠蓮講這句話，是在1979年。

那一年，美麗島事件爆發。報章雜誌、新聞媒體不斷重複報導「暴徒」的「惡行」。在黨國教育中長大的陳翠蓮，也重複著這些敘述，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人是「居心叵測的陰謀份子」。父親因為這件事經常與她爭執，「你這是被洗腦了！」父親說。

但父親接著問她有沒有聽過二二八，就立刻被母親阻止，示意不要再說。

為何不能說？發生了什麼事？雖然當時並未深究，但這些疑問在青年陳翠蓮的心中著了根。

1970年代，因為蔣介石過世、中美斷交，以及臺灣退出聯合國等衝擊，知識份子們開始思考自己在歷史洪流以及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與處境。1980年代時的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雜誌更是風起雲湧般的出現，許多青年學子也因為民主洪流中的各種事件，而逐漸對臺灣的歷史、政治感到興趣，進而投入政治場域，或是開始研究過去不被人知的歷史。

成為一個歷史學家之前，陳翠蓮正是經歷當時最激昂且熱烈的政治浪潮洗禮，親身體會這段動盪卻又充滿希望的年代中的一員。

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家遭遇滅門血案，老母與雙胞胎小女孩遭遇劫難。看著報上全版的報導，陳翠蓮真正感到背脊發涼。黨國控制下的台灣竟然發生這樣的事，「參與政治就要受這樣的報復嗎？」她開始意識到國家並不是想像的那樣，黨國神話在她眼前出現了裂縫。

黨國青年的越界：「台灣竟然還有歷史！」

美麗島事件後，雖然政府馬上採取行動鎮壓，但民主運動卻未同1960年代雷震的《自由中國》事件那般隨即潰散。反而在不斷出現的黨外造勢運動、黨外雜誌熱潮中迅速恢復活力，這也意味著臺灣的政治逐漸從威權走向開放。

面對這樣風起雲湧的動盪時代，從過去就自認為是「政治動物」的陳翠蓮，選擇進入臺大政治系就讀；雖然母親擔心他變成政治犯，但父親認為「這樣頭腦會清楚一點」，支持這個決定。

上了大學，她遇到了來自中南部的同學們，從同學口中聽見了有別於過往習以為常的世界，並第一次被帶進了黨外人士的助選現場。

這段時間的黨外造勢場合中，最有名的非康寧祥莫屬。他在演講時竟然說到國民黨不告訴你的台灣歷史、日治時期政治運動史，這讓陳翠蓮感到驚奇：「台灣竟然還有歷史！」

進入政治所碩士班，她開始探索父親欲言又止的二二八事件，但是台大研究生圖書館中1947年2月到5月份的期刊奇異地消失，她只能憑藉文學作品努力探索。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林雙不描寫新嫁娘遭遇事件衝突的小說《黃素小編年》，以及林文義那篇暗諷彭孟緝事變後惡夢纏身的《將軍之夜》。接著，利用暑假窩在聯經出版社地下室閱遍陳映真、宋澤萊、黃春明、王拓等人的作品；徹夜在女研究生宿舍看完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時而掩卷嘆息、時而激動落淚。室友側目，當她是怪物，但她心中更多的是憤慨，「到底有多少事情被隱瞞起來？」。

儘管長老教會和黨外人士組成「二二八公義和平促進會」舉辦的相關活動，卻因為警察的嚴加管制，使得當時剛要萌芽的二二八的紀念難以觸及一般大眾。

逐漸浮現的「臺灣」

研究所同學不知哪裡弄來《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看到1928年成立的台灣共產黨竟然主張「台灣獨立萬歲、建立台灣共和國」，陳翠蓮熱血沸騰，打算以台灣史作為碩士論文主題。政治所並無任何與台灣歷史相關課程，在許介麟教授的推薦下，她前去修習在臺大歷史碩士班曹永和老師開設的「臺灣史專題」。

解嚴前夕，校園、社會開始出現騷動，關注台灣的人們開始如飢似渴地找尋任何關於這塊土地過往的資料與研究。她與同學也主動以「學習日文」為由，周末假日都到曹永和老師家研讀臺灣史相關的書籍，其中不乏戒嚴時期的禁書，諸如許世楷的《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抵抗と彈壓》、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曹老師讓學生自行選取有興趣的讀本，進行的方式是由學生翻譯，有錯誤時曹老師會指出，但對內容不額外多做解釋，始終維持著「學習日文」的互動方式。「但透過這些閱讀，我們就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陳翠蓮回憶道。

其中，使她第一次對臺灣過往的歷史產生比較完整認識的，是王育德的《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就現在的觀點來看，雖然書中內容相當有限，但對當時的他們來說已是噤聲年代裡已打開一扇窗。透過閱讀這些書籍，過去塵封的歷史也逐漸顯露出它的樣貌，她也終於理解為何母親總是阻止父親繼續說下去。

在曹永和教授指導下，並引介張炎憲、翁佳音等人正在解讀的甫出土的連溫卿史料，陳翠蓮以臺灣文化協會為題完成了碩士論文。

國會記者直擊權力運作現場

1987年，臺灣迎來解嚴，象徵新時代的開始。臺灣政治也開始了天翻地覆的改變，震央便在立法院。陳翠蓮碩士畢業時恰逢解嚴，雖然順利考取博士班，但仍選擇休學到《自立晚報》當政治線記者。

從高中時期就對政治有敏銳感知的她，一度打算選舉參政。然而卻在立法院實際接觸政治的運作後，發現想像中的政治工作和真實情況的巨大落差。真實的政治運作存在許多折衝、妥協，牽涉權力、人際、人性的考量。政治工作的目的應該是從追求公眾利益，在此之前必須取得權力；為了維繫自身權力，許多政治人物往往將目的與手段混淆，最後沉淪在權力場域中不斷追逐。陳翠蓮認知到，自己的個性無法從事政治工作，於是轉向學術研究發展。儘管如此，這段國會之旅卻讓她有了政治場域經驗的汲取，日後在研究中，不僅從表面閱讀檔案史料，也從人性動機與權力運作角度思考，做出推論與解釋。

1989年到中國採訪亞銀年會，登長城與香港《明報》記者合影。（謝三泰攝、陳翠蓮提供）

隨著解嚴，不僅是政治開始發展，人們對於過去歷史的索求日益增加。二二八事件開始成為立法院質詢交鋒的核心，如吳淑珍、許榮淑等人都提出相當尖銳的質詢，要求國民黨公布事件的真相、賠償，也呼籲政府回應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的訴求。李登輝是二二八事件的親身經歷者，在他繼任總統後，也被要求正視二二八事件。經過一番黨內鬥爭，李登輝經由國民大會選舉出任第八任總統，終於指示行政院組成「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完成《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歷史和政治經驗的結合——重揭二二八真相

解嚴後，二二八事件受到更多關注，不斷出現檔案與專書，諸如學者戴國煇的《臺灣總體相》、葉芸芸在美國出版的《臺灣與世界》雜誌，甚至中共方面也出版《陳儀生平與被害內幕》爭奪詮釋權。

「顯然研究二二八的時間、資料條件都已經成熟」陳翠蓮說。在擔任記者期間，她就利用到美國、中國大陸採訪的機會蒐集當時甫問世的檔案資料，並留意政府部門釋出的檔案再加上許介麟老師建議去美國取得戰後初期台北領事館檔案，陳翠蓮終於在1995年以「二二八事件」為題完成了博士論文，後續亦出版為《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該書聚焦在國民黨派系鬥爭來分析二二八事件，並認為特務機關滲透在事件中，伺機將事件擴大以利將反對份子一網打盡。

然而博士論文中仍留下了更多難以回答的疑惑。因為，她在國民黨檔案中看到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二二八事件時，竟說事件若處置不善「會引起國際干涉」、「台灣將來究竟屬誰都成問題」，這到底是甚麼意思？「這些問題前前後後花了我二十多年的時間來解答。」陳翠蓮說。陳翠蓮遍尋日本國會圖書館的戰爭前後檔案、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中典藏的葛超智資料，甚至再度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尋戰後初期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檔案，終於在2017年完成《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回答當年的疑惑。

結語：回望美麗島的苦悶與希望

「二二八事件都過了這麼久了，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繼續紀念？」陳翠蓮認為，對所有政治共同體而言，光榮的歷史固然重要，但悲情、受難的歷史更重要，因為它足以激發成員對共同體的不捨、痛惜，進而召喚責任感、獻身熱情，並凝聚共同體意志」。而且，「歷史評價對政治共同體也很重要，除了悼念事件之外，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中探求真相，尋找值得社會共同記憶的典範，並檢討在群體危機中那些作為對社群造成嚴重傷害，引以為戒。」

只要生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認為自己同屬於這個共同體的人們，不該輕易地遺忘過去的苦難。我們將可以從過去的歷史中汲取經驗，當未來社群再度面對危機與挑戰時，發展出應對能力。在一篇名為〈在血地上開出繁花〉文章中，陳翠蓮這麼寫道：

「臺灣社會已逐漸走出噤聲恐懼，年輕世代正在改變，我們已然看見所深愛的台灣，在二二八的血地上綻開出自由民主的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