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展演與電影影像中的「身體性」：觀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忽男忽女》和《迷幻擬音師》
致謝 虛詞．無形 刊登本文
《忽男忽女》（Gendernauts）和《迷幻擬音師》（Passage）是2021台灣第二十八屆國際女性影展（Women make waves film festival）的兩部影片，在11/27的新竹巡迴場中作為在同一場次中接續播放的作品。前者由Monika Treut執導，分為前篇以及後篇，前者拍攝於1999年，紀錄美國舊金山跨性別族群的生活樣貌，後者則拍攝於20年後的2021年，導演重新找到當初拍攝受訪的跨性別成員，紀錄、觀察這些成員的變化，以及延伸出來的對酷兒運動以及性別身份認同的反思。《迷幻擬音師》則是由Ann Oren執導，拍攝於2020年的短片，僅有12分鐘，卻相當震撼。影片拍攝一名相貌男女難辨的擬音師，裸露全身，以妖嬈的姿態以及運用自己的身體和其他物件，模擬一部無聲影片中，一名少女騎馬時，馬匹行走、吐氣以及馬尾擺動時產生的聲響的紀錄。
《忽男忽女》和《迷幻擬音師》這兩部片雖然充滿了很多會令人感到詭異的片段，不過到頭來他們的觀影體驗還是蠻正向的，而且某個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性別展演的印象和思考方式。因為儘管同意性向存在著多元性，我們仍很容易會對「性別展演」的行為產生一種疑惑：如果說性別運動是為了擺脫「性別」在人們身上產生的枷鎖和規範，那麼為何到最後還要那麼在意自己的「外表」？以及那麼強調自己的性別認同？而在看《忽男忽女》時，我們會發現儘管性別認同的確是人們一直在強調的東西，但影片中其實到頭來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思考人們跟自己的身體所形成的關係。換句話說，所謂的性別並不是單純性別的身份認同，而是人們用來探索自己身體的一種方式、觀點與互動；「性別」的枷鎖也不是單純對身份的規範，而是對人們可以怎麼理解身體以及和身體想形成怎樣的互動、關係的標準。在這種視角下，性別本身可以視為人和自己的身體形成的第一關係和第一印象，甚至就是人在和自己的身體互動時所產生的最初自我。
酷兒運動或性別抗爭，在影片中的目標，因此是希望帶領人們用更開放和大膽的態度去探索以及和自己的身體互動，哪怕為此會需要大幅度地改造自己的身體也沒關係。所以在片中，我們不只看到人們改變自己的穿搭風格，也對自己的身體進行很多器官移植或刪除手術，在自己的身體裡注射大量的雄性或雌性激素，甚至用假的人工陽具自在地和自己的伴侶嬉戲並上傳到網路上供人觀看，這不只是在說人們有自由去追求和塑造自己理想的身體，也在同時表明，即便無法追求到如同天生完美理想的身體，人也不需要對自己的身體感到自卑。
這大概也是在看《忽男忽女．後篇》時，會突然有一種眼神一亮的感覺浮現在心頭的緣故。因為在看前篇時，「性別展演」給人的感覺是一種很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身體表達，但在電影後篇中，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這種對身體的開放態度和思想，到頭來其實有機會使原本只是追求個體身份，看似很個人主義的行為轉變成同時是對群體、社會、環境和世界的關懷。在這時，可能是因為年齡的改變、生活環境的變化或是經歷過不同伴侶的相處經驗，使得這些人已經不再那麼多地只是思考自己的身體，而是身體和其他身體之間的聯繫，還有身體們和整個環境、社會的關係。
其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觀看這些跨性別族群如何介紹他們的「家庭」。在他們的「家庭」中，不是只是「父母」的性別規範被打破了，同時也包含他們和「子女」形成的血緣關係。因為他們的小孩很多都不是他們親生的，而是其中一人和伴侶以外的個人，或是完全由另外一對伴侶或不同的個體捐贈精卵子所生出的，但登記為他們的子女。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是枝裕和的電影《小偷家族》中的「小偷家族」，這種「複雜的關係」不只重新打造了身體與身體的多樣聯繫，也是一種對情感關係的重新想像。暗示我們過去那種認為人的情感是人與人之間天生、自然就有的本能，其實很可能是錯的。因為對這些「酷兒家庭」的反思會讓我們注意到，原來人與人的情感其實一直是如此深刻地依賴在社會對身體的規範和書寫上，來發揮他們的作用與功能，並囚禁我們對情感的認知與想像。「酷兒家庭」的出現，某種程度上，可以打破身體之間可以如何聯繫彼此的想像框架，帶我們看見另一種社會關係的情感視野。
《迷幻擬音師》第一眼給人的感覺可能是無比詭異的，甚至讓人有點難以接近影片中呈現的東西。但我想這部片背後的理念其實可能極為簡單，只是稍微有點抽象。它和《忽男忽女》類似，都在打破身體的規範和制度，只是在《迷幻擬音師》這種規範不是社會、法律或是人們的信念所構成的，而是由身體本身的物理特性所形成的限制（在這些限制中，有些「限制」其實仍然是人自己想像的，只是它的想像來源於身體的物理性質）。當擬音師在影片中運用自己的身體和其他物件來模擬影片中的各種聲響時，他並不像《忽男忽女》是在思考身體與身體之間的聯繫，而是在思考與找尋身體與物的各種關係，是物與物之間的聯繫。很浪漫的地方是，這種關係在影片中被體現為聲音的找尋和模擬，彷彿擬音師可以成為一種類比，比喻我們在尋找不同人群看不見的「心聲」一樣。在這種找尋中，我們不只改變了對身體的想像，也會對周遭的事物產生完全不一樣的感知。
德勒茲在討論史賓諾莎的哲學時，曾這樣認為：過去的哲學家都在討論身體的意義，但史賓諾莎是第一個討論身體能做什麼的哲學家。他告訴我們，身體的意義不是在於他的存在本身，而是在於他的存在能做什麼。我想，思考身體能做什麼？其實也正是《忽男忽女》和《迷幻擬音師》在做的事情。雖然《忽男忽女》中的性別理論家提到賽伯格（Cyborg），但真正讓人聯想到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在〈賽伯格宣言〉中講到的賽伯格，其實是《迷幻擬音師》。因為擬音師在面對的，很直接地就是身體與週遭的物質性。他就像個很厲害、詭異的工程師，透過擬音讓身體的物質去說話、發聲，和其他的物質發生「溝通」。
在這些「溝通」中，我們原本熟悉的「身體」變成某種我們從未真正認識的東西，擬音師的身體就像擬音師詭異的性別印象，變成一台彷彿什麼聲音都能模擬的怪異機器、賽伯格人。彷彿他在向我們提問，如果我們以這樣的擬音關係重新看待自身與周遭，名為「人」的身體在未來會變成什麼樣貌？他還會被叫做「人」嗎？接著，這部電影讓擬音師走進一座無人的電影廳，在巨大的投影幕前坐下，然後他的「身體」慢慢在觀看影像中「消失」了。
這個「消失」其實有很多層面可以談論，第一個層面是「身體的消失」和電影的關係。德勒茲在《電影II：時間-影像》中提到，在電影院中觀看電影，感覺就像意識暫時離開身體一段時間，直到影片結束，燈亮了，我們才重新「想起」自己的身體，然後回到現實生活。也就是說，影像似乎有一種讓人脫離自己身體的魅力，讓人遠離現實在身體上帶來的負擔感。但就《迷幻擬音師》的脈絡來說，擬音師想談的或許是當電影變成有聲的彩色影像後，當人們無法再由自己為影像配音，電影是否剝奪了人們和週遭事物的其中一種聯繫？有意思的地方在於，若回望默片的時代，會發現默片的身體性是非常強的，諸如卓別林或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的影片（如下），都存在很多誇張卻又切實的肢體感。如此來看，擬音師擬音的行為，除了是讓我們重新看見自身的身體，也是在讓我們看見聲音的「身體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藉此重新喚回電影影像的「身體性」，試圖尋回我們身上失落的一種感知方式，也就是在觀看的時候，如何潛在地用身體去感受和模擬聲音、影像的感知方法。
另外一層，是延續本文的脈絡來思考的，即當我們不停打破身體的規範，打破身體能呈現什麼，來讓對身體的想像不斷突破極限，「消失」成我們認不出的東西時，「身體的消失」似乎成了一種比喻，「身體」不再意指特定的形體，而是讓身體成為一種共感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中，所有的事物都能成為身體的一部分，或是身體的延伸物。因為我們將他們的感知同時納為構成自身的部分。換句話說，身體就是關係的感受視野。而且雖然我們用「視野」來表示，但在這種關係的感知中，強調的更多應該是視覺看不到的感受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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