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冠疫情叙事能成功吗？：谣言、谎言及民族主义分析

野兽按：武汉解封了，但疫情还远远没有过去。它对社会及个人的影响还在持续。近三个月来，一直持续关注疫情，也读了大量深度文章加上以前读过的一些文章。梳理一下，综述一篇。分享给墙内的诸位书友。

一场宣传拉锯战：中国的新冠疫情叙事能成功吗？

几个月来，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一直在抵挡外界对其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批评，这种宣传似乎最终找到了听众。从世界卫生组织到塞尔维亚政府，再到说唱歌手Cardi B，都发声称赞中国的做法果断、有担当。

但中国没能长久享受这种赞誉。近日来，外国领导人，甚至是像伊朗这样的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通报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均提出了质疑。欧洲的一名高级外交官警告，中国对欧洲大陆的援助是为其地缘政治野心打幌子，而巴西的一名官员则暗示，这场大流行病是中国“主宰世界”计划的一部分。

随着新冠疫情引发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一场公关拉锯战。

包括特朗普政府在内的中国批评者指责中共的威权领导层最初试图掩盖疫情，加剧了疫情的暴发。但中国正试图改写自己扮演的角色，利用其日益复杂的全球宣传机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慷慨的、负责任的领导者，在他国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哪种叙事占上风可能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一场国际甩锅游戏。疫情平息后，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将面临经济瘫痪、死亡人数未知，以及许多本国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等严重问题。中国政府是否能填补这个空虚还是会因此受到抨击，可能将决定其全球领导地位野心的命运。

意大利和美国现在是受新冠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已在3月下旬决定封闭本国的边境，禁止几乎所有外国人入境，甚至就连中国公民回家的路也差不多断了。

西顿霍尔大学的黄严忠说，如果其他国家设法将疫情控制住了的话，他们可能会开始更有力地反击中国的叙事。但中国很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太可能放松宣传。

“不幸的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新冠病毒暴发这件事上也不例外，”他说。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之中病毒作为战争的载体，而真正的敌人其实是使病毒扩散并大规模传播的极权体制。正因为这样的土壤，病毒如鱼得水，而产生了空前绝后的九州闭户的场景。这是一场记忆和遗忘的斗争，是一场极权与人性的斗争，是邪恶与良心的斗争。

记忆是改变战争结果的最好武器，这样一种武器正在被强大的邪恶所抹杀，我们要做的就是记录下来这个冬天发生的一切，在若干年之后，面对后人的时候讲出来，这就是最好的救赎，也是这个国家最稀缺的财富。

瘟疫的极权主义传播模式

2019年末这场瘟疫开始悄无声息的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更有极权主义带来的谎言和对于瘟疫言论的打压，这种推波助澜的方式使得整个中国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病毒的毒性借助极权的恶性肆意传播，在不知情并且没有丝毫防范措施的人群中逐渐蔓延。

极权体制对于信息的垄断，让人们没有办法获得多渠道的信息，也没有办法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进行预警和防范。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只有一种来自于极权的声音，人们听命于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正在侵蚀人们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健康。从这种垄断的话语体系来看，民众们错过了最好的防控时间，病毒已经借着极权的传播模式传播开来，灾难一触即发，也难以避免了。

极权主义的政权的产生没有合法性，民众没有权利去选择，因此这样的模式不会承担责任，也不会对任何灾难负责，就像1960年的饥荒，完全可以开动宣传机器将其改写成一场自然灾害。由于权力体系的不对等和责任机制的失衡，没有选票的民众完全不能依靠极权者为灾难买单，没有了自由的媒体以及监督的声音，当权者完全没有并且也不愿意处理这样一场灾难。

对于统治集团内部，不会有一个人因为这种灾难而受到伤害，因为缺乏政治激励因素，一场在民主国家很容易就能解决的问题，在一个信息垄断，压制言论的极权国家就会演变成一场人造灾难。瘟疫本身并不可怕，而促进瘟疫迅速蔓延的极权主义传播模式才是灾难的根源。

从极权国家的每一场灾难都能看出，民主制度的保护作用，这种制度所带来的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都是民众的筹码，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这种筹码都可以去合法的更换一个民选政府，而民选政府要想继续执政就要接受这种监督模式。因而就不会发生切尔诺贝利，大饥荒，豆腐渣工程以及溃坝洪水之类的人道主义灾难了。

透过这样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我们不难看出，极权主义对于信息的垄断和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就是瘟疫的根源，他们将人异化成为被统治的动物，经常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教育和宣传，在权利方面丝毫没有给予，并且在这种模式运作的同时，制定出为其服务的配套法律体系，对于人的可行能力的剥夺就在于长期让被统治者丧失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参与和决策。

极权统治在世界范围也会带来危害，正如波普尔说的那样“开放社会的敌人”。对于这样的预言，在今天应验了，之前的发达国家对于极权危害的认识还不够，没有选择政治先行的打击模式，而是采用经济援助以经济倒逼政治的曲线模式，但是这样的模式最终就带来了今天的代价。

作为发源地的中国，本来应该做好防控，而事实上，在瘟疫爆发的前一个月，中国当局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压制言论和控制舆论，对于在互联网发布病毒信息的人进行打击和威胁。塑造出一片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就在这个时候病毒早已经漂洋过海，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世界各国采取对华的封禁措施，还遭到了外交部的严厉指责，说这是对中国的偏见。关于这样的言论还有很多，极权政权用这种特有的傲慢俯视着全世界，就像是用瘟疫来控制全世界的命脉一样。这种“挟病毒以令世界”的态度让开放社会追悔莫及。

大众的“觉醒”和关于愚昧式宣传的讨论

就在这样的一种压制言论的环境中，病毒开始了传播，在1月23日武汉宣布封锁全城，随之而来的是湖北全境的封锁，接着是全国范围的闭关锁国，在大年将近大家本应团圆的时刻，下令禁止聚集活动，并且对于一切公民组织的公共活动进行限制。可是此时已经错过了病毒防控的最好时期，病毒在之前一个多月的传播和扩散中已经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蔓延势头已经随着谎言的传播和真相的封杀不可挽回了。

这种病毒的传播模式自然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国家主义至上的极权大政府在应对突发的卫生事件时候所表现出的僵化和愚昧，更能反映出没有选举权的民众在这样一种统治模式之下的无助和悲惨命运。

封锁全境之后，对于公共交通的限制以及私人出行的限制更是变本加厉，切断了几百条交通要道，并且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忽然下令封城，在此前官方口径一直都是“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现象”、“不必惊慌”之类的字眼，在封城之后整个城市陷入了无序和混乱，菜价疯涨，药品，物资的保障和供给严重不足，一些患有特殊疾病的患者得不到救治。

在这时，一向号称全能的政府并没有及时站出来阻止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而是在歌舞升平声中度过2020年的新年。其一片祥和的歌舞声和武汉人民乃至湖北人民撕心裂肺的呐喊，无助的眼泪以及绝望的求救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歌舞升平中白骨如山，在一片祥和中默默死去，这样的一种落后低效并且对于人民苦难的漠视，就是由于这样不负责任的极权政府的统治模式导致的。

之后的救援和救助都无法弥补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在武汉多家医院门口排起了长队，人们纷纷带着口罩等待着检测，医院床位爆满，大多数人得不到基本的医疗。网络上发布的求助信也纷纷被网络警察删除，曝光医院内部停尸袋和死亡人数以及火葬场火化量的公民记者们被纷纷带走。人们在绝望和无助之中度过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新年。

这个时候民间开始逐渐行动起来，人们起先向红十字会进行捐助，希望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对灾区的人们进行救助。民间组织者们，开始纷纷向武汉以及湖北全境运输物资，在政府当局不作为的情况下进行民间的救助活动，但是统治者当然不希望这种救援行动的开展，因为在一个极权社会，民间行动是要被当局监控并且记录在案的，而且对于民间行动本身也是脱离权力中心的一种自发秩序，为了维护统治，这种秩序往往不会被允许。

民间组织的物资和救援必需品纷纷被没收，很多民间组织者被当局警告和驱赶，对于转发的民间救助信息进行删除和屏蔽。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的红十字会和一些带有官方办事员色彩的机构，他们对救灾物资进行扣押，并且优先满足高层领导的需求，而对于一线的医护人员不予理会。

在这样的民间和政府的博弈中，民间力量处于相当大的劣势，政府对于资源垄断和对于社会组织的打压也彰显出极权者对于能够对自己权威造成威胁的力量的忌惮。对于前期病毒传播的忽视，导致了后来疫情传播的扩大化，极权者也开始进行处理和解决，但是处于其本身利益的考虑，为了减少感染死亡人数以缓和社会矛盾，当局采取了暴力的封锁道路和城市的政策，禁止中国境内很多省市自治区的同行，很多地方甚至还采取了禁止人们走出家门这一毫无人道的政策，使得整个中国处于瘫痪状态。

在此期间也发生了无数类似文革的“批斗”和野蛮的行为，例如，一家三口打麻将被游街，老人上厕所被带走隔离，不戴口罩者被强制抓走以及将被隔离者集中收容，造成了一段时间的大规模人道灾难。而另一方面，对于患者和灾区疫情的处置，更是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做法，调取一切医疗资源集中去湖北救治，而对于防护措施本身并没有妥当的安排和发放，造成医疗人员大面积感染和死亡。

在众多死亡的医护人员中，有一位引起了社会的热议，对于他的死亡也一度引发了中国国内互联网的一次“言论革命”，这位死者就是之前因发布疫情信息而被警方训诫的李文亮医生，李医生作为最早发出预警信号的医生，他的行为值得肯定，而当局对其进行恐吓和训诫，并且在后来将其安排到一线进行抗疫，而导致其感染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这一夜，堪称是中国大众“觉醒”的一夜，很多曾经不曾发言的中产阶级和“犬儒”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站出来呼吁当局履行宪法35条中的言论自由条款，并且要求当局对于抹杀言论自由造成九州封城的局面负责，这一讨论一度有几千万的点击量，引发了一场类似“革命”的热潮。

当局为了平息民众的怒火，开始了一系列宣传，首先派出监察委进驻武汉进行调查，然后有对这一事件进行回应，表示这一行为是湖北当局单方面的瞒报，对整个中国造成重大的灾难，因此应该彻底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于地方政府的失职行为进行调查。

舆论发酵了三天之后，之前呼吁言论自由的帖子早已经被删光，很多人的账号因此被封禁，这样一场类似茉莉花革命的运动戛然而止，无疑官方对于推动事件平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大众的妥协和听信了官方的通报也在另一个层面冲淡了这次“革命”。目前事情过去两个多月了，几乎听不到对于这个事件的讨论了，一切归于平静，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中，以极权主导的遗忘式宣传起到了作用，再一次压制了人们反抗的声音。

更加变本加厉的是，当局无耻的推出了《大国战疫》和一些要求民众感恩的新闻，宣传目的直接指向感恩，要求民众对于政府九州封城和集中力量抗击疫情的行为进行感谢，并且对于自己犯下的错误毫不反思，并且宣称这是制度优势使然。

诚然，这确实是一种“制度优势”能够在紧急期间几乎剥夺公民一切行动自由以及权利，能够用医护人员的牺牲和大规模感染为代价对于本应该扼杀在初期的疫情进行抗击，还恬不知耻的对于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可以显示出权力的傲慢和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以及生命权的漠视。对于这种宣传，很多民众逐渐忘记了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而开始对政府后期的行为感恩戴德，也催生了一系列“感恩文学”。

在一个极权体制之下，灾难都会带来赞歌，每一次灾难都会是一种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这些人丝毫不知道追责，也不知道一个极权体制就是这一切的源头，他们盲目的为体制摇旗呐喊，逐渐走上一条被奴役的奴役之路。而极权者丝毫不会为这些行为反思，灾难过后的庆功宴才是头等大事，他们用一个一个鲜活生命的牺牲作为炫耀的资本，在一座座坟墓上建起花园式的纪念馆，而民众们在欢歌笑语中等待下一次灾难的到来。

举国体制与民族主义的代价

对世界宣传的制度优势和举国体制无非就是以牺牲一些人和无视一些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取得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灾难的胜利，这种宣传的手法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低人权优势”的炫耀，因为自古以来，这片土地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宣传方式，对于人民的权利丝毫没有认识，连人们自己都觉得一切交给一个最高权威就万事大吉了，我们无需去对自己的生活操心了，就是这样心态的普遍存在，导致中国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社会上也没有形成人人遵守的契约精神。人们没有对于制度的反思和对统治者的批判，每次出事的时候都会紧紧盯着那个表面上的责任人，而忘记真正灾难的源头。

这种举国体制会摧毁一个人的基本良知和参与生活的基本方式，一切交给一个庞大的利维坦，最后的代价就是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护，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熏陶，没有对于权力的基本认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将会接踵而至。因此唯有改变才能让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重获新生。

极权当局也会用一些煽动民众的手段对其进行凝聚力的教育，在中国最常见的就是诉诸民族主义的宣传和煽动了。民族主义就是将一群没有关联的人想象为一个虚假的共同体，对于共同体外的人进行仇恨，并且对于共同体内的人的成就进行欢呼，就因为你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你必须无条件的热爱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且对外部的一切人一切事进行诅咒式的谩骂以达到本共同体宣传的目的。

在这次瘟疫扩散到全世界的时候，当局依然对西方世界抗疫进行妖魔化宣传，首先对意大利的救灾行动抹黑为政府见死不救，而忽视了本国政府在此前对于信息的封锁造成本国人民的巨大牺牲以及对于世界的虚假消息的发布导致世界对于疫情的处理疏忽。这一系列行为造成的疫情的蔓延，中国理应承担责任，但是在宣传的时候居然污蔑他国政府对于人权的忽视。

首先，一些官方运作的无良公众号进行炒作“某某国已经沦陷”、“某某国还不来抄作业”、“某某国惨不忍睹”等，这样的拨人眼球煽动情绪的文章比比皆是，并且还带着幸灾乐祸和沾沾自喜的口吻。

对于“抄作业”这个词语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抄作业本来应该是向优秀者学习的方式，而在极权者眼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比正确的，没有对于自身的检讨，也没有一丝反思，完全是拿着建立在死亡人数之上的代价去向全世界炫耀“低人权优势”，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发达国家敢于如此漠视民众的生命权，任何政府的决策都是要受到民众监督和制约的，一旦违背民众意愿或者做出一些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人民就会用选票和言论以及示威游行来表达出来，从而达到非常好的监督效果。

反观极权统治，人民没有筹码对于权力当局进行监督，也没有有效的机制进行反馈，从而导致信息闭塞和垄断，而在宣传口径上，诉诸于极具煽动性的民族主义宣传让大多数人的自豪感倍增，让他们产生了这个错觉和假象“这个共同体是不可战胜的，是世界最好的”，只要这种错觉产生，之后的一切行为都会失去冷静和理性，人们疯狂的拥抱，赞赏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为他的一切行为感到自豪，同样为一切外部的批评进行回击，这种做法就仿佛是一个“巨婴”一般，在国家主义的遮羞布下，肆无忌惮的挥舞着拳头对外部世界进行抗议。

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人们普遍处于信仰的真空期，这时候需要用一种简单粗暴的理论进行灌输，就这样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从一开始这种宣传就带有严重的针对性和导向性，他会去教你恨一切共同体以外的事物，并且进行妖魔化的宣传和恶毒的攻击，让人们相信这个民族是永远不会犯错的。这是一种可怕而又狂热的思维，一旦煽动起来这种情绪，民族主义浪潮也会将煽动者反噬。

疫情大考：习近平的生死战？

回顾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应对和防控部署，1月25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是一个转折点。是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权处理疫情防控事务，小组由总理李克强挂帅。然而时隔三日，习在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时，却突兀抛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话，让外界大跌眼镜，猜测北京在应对疫情上存在两种声音和两个司令部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说法后来一再被强调，根据中共党刊《求是》2月15日全文刊发的习在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透露，他最早1月7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又专门作出指示，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工作（习首次对疫情公开表态）。1月22日，他更是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再接着是1月25日的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从年初一到现在，疫情防控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时刻跟踪着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习在讲话中强调。2月，习又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而所有这些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举全国之力，尽快将疫情控制住，不使疫情发展成为一场能动摇中共统治的社会危机。

然而，即使有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有他“从年初一到现在”把疫情防控当他“最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未能阻止武汉失守，使疫情成为1949中共建政后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背后原因何在，是否说明他更应对此负最大责任？

因为正是他的改造，导致这个体制无力有效应付诸如此类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虽然这个体制本来就千疮百孔，但大体还能运转，可习近平是不是像个医术拙劣的医生，硬是给它动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大手术？

一般来说，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类似灾害，专业判断、信息透明、公众监督和领导人的担当与责任，对战胜困难和危机缺一不可。但人们看到，在此次疫情的处置中，权力意志特别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支配着疫情防控的进程。

当年中国政府在应对SARS疫情时，尽管也离不开权力意志、隐瞒的时间比较久、被中共最高层换届问题纠缠，但那时官僚队伍里尚有一批技术官员，他们还尊重专业和公共舆论。现如今则完全变成了政治官员，他们崇尚权力意志，唯上是从，以讲政治作为头号使命，它导致本届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官员的懈怠和不作为表现比胡时代更突出。如武汉市长周先旺说没有上面的批准，地方政府不能公布疫情；湖北等各省、部级领导就疫情防控讲话通篇都是大谈习近平。

在习的新时代，权力的至上性表现得更加不遮掩。中共对权力的高度垄断以及官员行使权力的专断，还有泛政治化，都达到了一个顶点：党管一切，根本不和社会分享权力，而习独占人事、决策和监督大权，成为唯一核心和唯一权威。

可以说，这个新极权体制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外部监督和信息通道，剩下的只有权力本身，它不仅造就官场大批的依附性官员和他们的依附性人格，不敢主动作为，害怕担责，坐等上面尤其最高领导发号施令，形成体制性谎言和官僚群体的趋利避害，也导致社会特别是基层失去应有活力，在灾害来临时缺乏自救能力。故而，尽管有高科技，有无所不在的天网监控，有数字极权，仍无法解决权力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更无法改善乃至进一步加重民众对政权的信任赤字。在这次应对新冠病毒疫情面前，政权变得更僵化暴露无遗。

不清楚习是否意识到他亲手打造的这个体制的此种弊端。但当下他还必须依赖这个体制和官僚体系去防控疫情，不至使它完全失控，演变成他无法承受的灾难。由于前期的应对失据，包括没有预案的仓促封城，以及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导致民怨沸腾，民意和民心出现集体转向，社会矛头直指他指挥无方，领导无能，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发出让他下台让贤的宣言（如许志永的《劝退书》），即使一向是中国政府坚定辩护士的某些左派人士和国家主义者，这回也就这个糟糕局面发出严厉警告，告诫官员要实事求是（如张维为的文章）。总之，几乎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他如何收拾局面。故可说，今次疫情是中共自八九“六四”后遇到的最大一次合法性挑战。

习应该知道他身处的这个险境。在渡过前期的慌乱和反应过度后，他正在自救和反扑，重新强化官方舆论对他个人权威的塑造，强迫官员站队，突出在他主导下对疫情的有效防控部署。综合这段时期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特别是最近的政治局会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的部署，结合《求是》习近平讲话透露的信息，可以把习应对新冠疫情的策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打响武汉和湖北保卫战，以牺牲武汉和湖北为代价，一手抗疫、一手复工，两手都要硬，换取全国的防疫安全，以期尽快控制疫情，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这首先当然是因为武汉和湖北的疫情最严峻，故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是控制两地疫情，把它们稳住，全国疫情就稳住了。（而北京作为首都的独特政治地位也决定了它在这次疫情保卫战中不能失败。）

习近平如此安排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因素，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中共许诺的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任务，不能因为疫情而有动摇和拖延，因为它是习赢得长期执政的资本，在几次常委会上他都对此有提及。要在今年如期完成这个目标任务，就必须尽快控制疫情，唯如此才能恢复生产。从此角度不难理解他对武汉仓促的封城决定。鉴于湖北在全国的经济权重不大，截断武汉和湖北同全国的疫情联系，即使两地全年不开工，只要其他地方能恢复生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二是通过一系列高频率的会议和指示，发起全面动员，推动和敦促官僚队伍投入抗疫中；同时通过强调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恢复社会对他的信心。从1月25日到3月4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单常委会议就召开了六次，再加上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和深改委会议，以及政治局会议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如此高频率不但在习上台以来所没有，即使在中共执政史上也罕见。除连开会议部署外，习还发布一连串的防疫指令，并视察北京市的防疫工作。所有这些会议、指示和行动，目的只有一个，即动员全国力量抗疫。同时，要突出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以修补前期因应对不力而受损的形象。

三是有限度地放开与疫情有关的舆论管控，让民众有一个宣泄渠道，并继续强调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严控网络，打击“谣言”，防止社会不测事件发生，两者并行不悖，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习和政权的攻击，则全力镇压，确保政治安全。武汉疫情大暴发后，官媒和一些市场化媒体在报道疫情时，突破了政府之前的某些宣传纪律，如《财新》和《财经》两份刊物对疫情的全面深入报道，官媒对“八个造谣者”的集中报道，特别在李文亮事件中，一些官媒和民间舆论相呼应，表现很大胆。在全力防控疫情的当下，官方也需要媒体去监督官员的行为，防止再出现瞒报和其他乱相。但对媒体的有限放开只是针对疫情，对借之“兴风作浪”的“谣言”则继续打击，对网络舆论的管控不能放松，特别是对民间对中共与习的攻击，更不能纵容，必须镇压。

四是成立调查组，调查社会反映强烈的李文亮被训诫的事情，以回应民众对政府封锁信息和应对疫情不力的不满，安抚社会情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死于新冠病毒，点燃了大众对中共和习近平政权的极度不满和失望，连中共喉舌也一改之前的冷漠而不得不附和，它让习近平如芒在背，感受到埋藏于社会的怒火，让北京看到了激怒于民的危险性，如不对这种社会情绪作出退让姿态安抚，很可能会发生不测事件。

五是对湖北和武汉两级政权的主要领导换人，并加大对防疫不力的干部处分，一方面凸显了习对人事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优柔寡断的弱点和用人狭窄。与SARS时期中央对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瞒报行为和防控不力的果断处理不同，这次对湖北和武汉两位主要领导的换人，从时间上说有些晚了，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习的性格的犹疑之处，这种犹疑也体现在他对整个疫情的指挥部署中。如果真如他所说1月7日就已对疫情发出指示，那么，正是其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耽误了最佳防治时机。另外，两位地方主政者的换人，以及加强对防疫不力干部的处分，虽然凸显习在人事方面的主导权，但也说明他戒心加重，只能使用自己的旧部和亲信，无人可用是他面临的困境。此外，此次人事调动还有一特点，就是有政法经验和资历的官员今后可能会得到重用。

六是加强疫情的国际宣传和危机公关，让国际社会明了中国的处境和抗疫形势，对中国政府的防控有信心，不要在此时“落井下石”。习在这段时间内，先后同美、英、德、法等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介绍中国政府的防疫情况，强调同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合作。习近平的电话外交，目的是要打消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疫情的不必要恐惧，及对中国政府防疫不力的怀疑。随着中国确诊人数的下降及疫情向全球扩散，习也表示中国将更多地帮助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

疫情对习近平的大考还在进行。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习的上述防疫策略见效，中国政府最后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习近平政权，对中国在他领导之下是否有光明前景不再抱有任何信心。从这个角度看，其形象几无修复可能。假使中共在疫情过后的反思结果不能迫使官员戒掉空讲政治的“病毒”，在日常治理中走向体制透明，中国依然不能避免下一次突发的公共危机，习近平的未来之路依然堪忧。

缺席的领袖身体：关于“亲自”的笑话与灾难中的政治奇观

这还是一场在社交网络时代爆发的疫情，远离疫情中心的人们，通过微博、微信等信息工具全程目击，它所引发的舆论效应也远远超过了2003年SARS所能达到的程度。在实时更新的疫情动态、海量的求助信息以及无尽的观点之争中间，我们也能注意到了一些网友创作的笑话、段子，以一种相对隐晦的方式发出批评的声音。

灾难催生笑话，因为幽默与讽刺往往也是人们面对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在2003年SARS疫情期间，中国的舆论场上出现了许多以SARS为主题的笑话，在前社交网络时代，“非典笑话”主要通过手机短信传播，其中流传最广的那些被收集起来，发布在BBS上。如今搜索“非典笑话”的关键词，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帖子，其中不乏直指最高领导人，带有强烈政治讽刺色彩的笑话。

17年后，领导人的名字再也不可能出现在公开流传的笑话里，但关于最高领导人的笑话却没有消失。他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时所讲的那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成为了关于新冠病毒的笑话中，最为耐人寻味的一个“梗”。

“亲自”一词亲力亲为的意涵以及对最高权力的申明，和习近平在疫情期间从公众视线中的持续缺席形成了鲜明对比，以一种颇为讽刺的方式回应了人们对“该露面的人没露面”的质疑，其背后指向的则是大众政治不可或缺的表演性，及其对于权力合法性的确认作用。

在2006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关于SARS的人类学论文集中，学者Hong Zhang对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些非典笑话进行了分析。这篇题为《苦中作乐：非典笑话与幽默》的论文将非典笑话分成了六大类，第一类就是“作为政治讽刺的非典笑话”，这些笑话不仅尺度最大，也是嘲讽意味最浓的。

这篇论文中列举了一个关于“三个代表”的笑话：

“非典的三个代表：代表特种病毒的发展要求；代表恐怖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广大野生动物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原文：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文中写到，在2002年11月江泽民卸任党主席之前，他的“理论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入党章，这意味着，“三个代表”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在普通老百姓看来，三个代表不过就是一些“政治片儿汤话”，没法跟马列毛邓的思想相提并论，因此，三个代表在当时成为了创作政治笑话的一个素材。

“非典的三个代表”恰恰印证了其“片儿汤话”的性质，在这样一个排比结构中，填入任何的名词似乎都不违和，而对于三个代表的嘲讽，则体现了从第三代领导人开始，公众对于领袖的祛魅，三个代表的文本无法再像前两代领导人所留下的思想、理论一样被经典化。

非典来袭的2003冬春之交，也正值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换届之际。后来有研究者猜测，为什么从2002年11月非典病毒爆发，到2003年4月，中国政府花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才开始采取行动，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中国正在经历领导层换届的过渡期，从11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一直到来年3月的人大闭幕，最高领导层忙于政治博弈，无暇顾及疫情，除此之外，新旧领导班子也都不愿意为防控不力背锅。

而另外一则非典政治笑话，就是将前几任领导人的政经遗产和新上任的胡锦涛对非典疫情的应对不力并置起来，这则笑话的标题叫做《跟着学》：

“跟老毛学会喊口号，跟老邓学会数钞票，跟老江学会炒股票，跟小胡学会戴口罩。”

对前三代领导人的评价是盖棺定论式的（毛的意识形态斗争，邓、江的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而对刚上任的“小胡”的调侃则带有一丝不信任、不看好的味道，这一态度在另一则叫做《沁园春·非典》笑话中更明显：

“首都北京，千里病风，万里毒飘。望长城内外，人心惶惶；京城上下，顿失嚣嚣。吃板蓝根，服维生素，欲与萨斯试比高。无宁日，看口罩手套，分外畅销。

中央如此烦恼，引若干官员竞折腰。惜卫生部长，数据略少；学农书记，工作不好。四代核心，主席锦涛，只愿防疫能见效。俱晚矣！数传染病例，还要上飘！”

这首词显然改写自毛泽东的名篇《沁园春·雪》，其中上半阙将原词中对于北国雪景的描绘，替换成了对非典疫情之下人们日常生活和恐慌心理的记录；而政治讽刺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下半阙，讽刺了4月20日被免职的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并形容前者被免职的原因是“数据略少”，即瞒报病例。

据《南方周末》后来报导，直到2003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才批准成立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小组成立第二天，北京的SARS病例数据才第一次汇总出来，温家宝公开表示，“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否则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两天后，也就是4月20日，北京SARS病例数据第一次向公众通报，同时，张、孟二人被免职，吴仪、王岐山接任。这一天也成为非典疫情防控的转折点。但在《沁园春·非典》中，作者对这一转折点的评价是“俱晚矣”，认为这一系列罢免举措并没能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感染的病例依旧在增加。

新的病毒与缺席的领袖

与他声称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习近平在疫情爆发期间的身体缺席，这种反差让“亲自”这个词产生了喜剧效果。

回看非典时期的政治笑话，可以发现领导人在其中是高度显形的，对几代领导人功过的比较、点评以及人们对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集体记忆，是这些笑话得以成立、引人发笑的原因。而在17年后，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笑话中，再也看不到领导人的名字。

他的名字自然早就成为了敏感词，而在这次疫情期间，他身体上的缺席似乎更加引人注意，他本人也没有出现在武汉的抗疫一线、或者对公众发表讲话，除了开会和会见外国领导人以外，他唯一一次公开露面是视察北京的社区防疫。

而在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时表示，对于疫情防控，他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当晚的《新闻联播》也播出了这句话，后来在新华社的通稿中，这句话被改成了“统一指挥，统一部署”，淡化了习的个人色彩。但依然有一些地方官媒的新媒体号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为标题报导了习近平与谭德赛的会谈，在社交网络上被大量转发。网友也开始用“亲自”造句，“亲自”成了一个人们心照不宣的“梗”。还有一些人指出“我亲自做某事”在汉语中其实是一个语病，2019年6月8日的《北京晚报》16版上的一篇题为《“亲自”的两种误用”》的文章，也被网友翻了出来，文中写道：

“‘亲自’这个词隐含着一个意思：某人做某事，而从常理上说，这样的事以他的身份不必自己去做，那么别人看见了，就会说‘他亲自做（某事）’，含有对其人的赞扬之意……这里面有个语言使用上的限制：不说‘我亲自（做某事）’，体现着中国人卑己尊人的原则，对自己用谦词，表现出谦虚、低调。如果用‘我亲自（做某事）’，就有居高临下、自我表扬的意味了。”

对“亲自”一词的误用和自我表扬的嫌疑，显然只是习的这番言论被网友揪住调侃的一小部分原因，与他声称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在疫情爆发期间的身体缺席，“该露面的人没有露面”，甚至连走个过场、做做样子都没有，这种反差让“亲自”这个词产生了喜剧效果。

在无法公开批评的情况下，舆论的不满依旧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浮现出来。在一段时间内，前两任领导人到受灾一线视察、讲话的照片和视频开始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胡锦涛视察汶川地震灾区时所留下的影像资料，被网友从纪录片和新闻报导中剪辑出来，江泽民在1998年抗洪一线视察的照片也获得了大量转发。

从微博配文和网友留言中可以看到，人们从这些图像中准确地提取出了高度戏剧化的元素，例如胡锦涛坐在地上询问安置点灾民的生活状况，江泽民冒着大雨视察抗洪一线，以及胡锦涛站在北川废墟上讲出那句“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公开的、饱含着意识形态的政治展演，是权力获得其合法性的途径之一，而在一些情况下，它可以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途径。

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对印尼巴厘岛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的概念，在剧场国家里，权力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奇观操演和确认自身的。而在重大灾难所制造的一种“例外状态”中，当全民动员和运动式治理悬置了按部就班的官僚体制，让中央的意志直达基层时，最高领导人作为这一意志的具身化，到抗灾/抗疫前线和当地民众一起完成一场公开的政治展演，并将这一奇观传达给它的目标观众，似乎就显得格外必要。而这一奇观的核心，就是政治人物的身体，身体的在场是一切的前提。

由“亲自”一词生发出的笑话，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一种关于在场与缺席、可见与不可见、中心与弥散的张力，权力是否已经不再需要通过一种公开的政治展演来反复确认和巩固其合法性，不要需要以一套可以轻易被解码的符号与它的民众沟通，而处于权力核心的政治人物，是否也在走向一种去身体化和抽象化的方向？他似乎是永远在场又是时常缺席的，高度可见同时高度隐形的，是一切的中心又弥散在权力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

它同时触发的，似乎还有一种比“该露面的人为什么迟迟没有露面”更为深层的疑惑：看似掌握着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到底能不能做出有效的治理决策？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国家，为何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又是如此迟钝和失序？这或许是疫情过后，也值得我们思考很久的问题。

疫情与舆情十七年：被瞒报的SARS与被孤立的武汉

而在舆论场中，不少人将是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事件相类比，同在春节前夕爆发，同样来源于野生动物。由于SARS时期的瞒报仍在目，此次“武汉肺炎”即便有院士钟南山、世界知名传染病专家袁国勇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向外表露未有瞒报，民间对医护感染及未统计案例的质疑却无法平息。这种被命名为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与17年前一样，考验着中国的防疫系统及媒体生态。

武汉疫情二十天的沉寂：“只能跟官方通报，解释性科普也不行”

2019年12月30日晚，一份《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的红头文件图片在坊间流传，其中提及湖北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单位做好应对，并禁止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同时流传的，还有关于病毒是SARS的微信聊天纪录截图。

翌日，财新网、第一财经两家媒体的记者致电武汉市卫健委，对于不明原因肺炎情况获得证实。下午，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第一份有关疫情的通报，指出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又指“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末段表示“病毒性肺炎多见于冬春季，可散发或暴发流行”，但该病情可防可控。随后多家媒体跟进转发武汉市卫健委通知。

《人民日报》的微博在当天以“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为话题发布消息，称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12月31日中午12时左右便立刻登上微博热搜榜首位，约两小时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的热搜紧随其后居于第二，“不明原因肺炎”一条，则在当日晚7时许渐渐淹没于即将到来的2020年跨年晚会及跨年信息中。

与此同时，据社交网络中一度流传后被删除的《武汉肺炎暗与明》文中的时间线，如“江宁婆婆”等一些博主当日曾发布微博指对不明肺炎“要重视但不要恐慌”，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号称生物病毒安全研究航母，“如果武汉搞不定，没人搞得定”。“江宁婆婆”原名王海丁，是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网安大队副大队长，早期因风趣幽默和常识普及走红微博，后多参与评价时事。1月23日，“江宁婆婆”的原微博已删除，转发了一条暗示武汉市地方政府瞒报并延缓递交相关样本信息的微博，并表示“我等着看到底是谁坑了中科院病毒所（和微不足道的我）”。

12月31日至1月5日，在武汉肺炎引发关注的最初一周中，《人民日报》等官媒仅跟随武汉市官方发布信息，以及转发武汉市公安局发布“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被查处”的微博。其他媒体如《中国经营报》、界面新闻、澎湃新闻、《财经》等有零星对患者家属及事发海鲜市场的报导，而在此次疫情中受到较多关注的财新网则更新频率最高，并覆盖香港相关疫情管理情况。

界面新闻在1月2日，曾以《武汉肺炎患者讲述：高烧不退，家属未被要求体检》为题，讲述一位患者妻子表示自己与患者同住，但未被要求检查，“说明这个不传染，也算是好事情。”而1月3日，财新网发布港澳台三地加强检疫措施的新闻，当日起港府每日公布监察数据。1月4日，由于香港每日公布的数据增至7例，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共戒备、严重、紧急三个等级）。

不过，这些信息并未引起什么波澜。当时，网民们关注的焦点在视频网站B站的跨年晚会、伊朗独裁领袖被杀等事件之中。而不时报导港澳台消息的官媒小报《环球时报》，在这期间也将重点放在“港警打击暴徒”、“研究教材编制”等，并未提及任何有关香港“武汉肺炎”防控的内容。

事实上，有前期试图报导疫情的内地记者余欣（化名）对端传媒表示，早在11月北京市朝阳区确诊两例肺鼠疫患者时，他便收到了有关疫情报导的禁令，当时他与几家较有影响力的媒体到医院了解情况后被告知不可以出稿，只能等官方通报。而本次武汉疫情，12月31日到武汉当地的媒体几乎都收到了禁令，“编辑老师说只能跟官方通报，解释性的解读科普也不让做”。

据余欣了解，1月20日之前所见的报导多是赶在禁令前出，而之后的报导则有不少是早前已采集好了资料，也有媒体选择“打擦边球”，例如《财经》刊发一篇病毒史介绍，但边界如何要看媒体领导。

1月5日，官媒《人民日报》微博在转发武汉市卫健委未有新增病例的通报后，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排除SARS病原”为标签发布消息，称已排除禽流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溯源仍在进行。

接下来便是官方通报沉寂的4天，直至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表示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病例，但出现第一例死亡案例。

1月11日下午，官媒及其他各大媒体转载武汉卫健委《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一文，重点标识“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和“情况可控”。同日，中国完成病毒基因测序并报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肯定中方对识别病毒种类的反应速度。新华网则同日发出了官媒对疫情的第一篇原创报导——《专家称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防可控》，接受专访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广发。

1月11日至15日的5天内，武汉卫健委通报里未见新增案例。16日新增4例的数据于18日凌晨才公布，19日凌晨则通报17日新增17例。总数上，相较此前新增一例死亡案例。而在此期间，泰国、日本分别出现共3例确诊。

1月14日，香港数家电视媒体随香港专家到访武汉，RTHK、NOW、TVB等在医院范围拍摄期间被截查并带入当地派出所，被要求删除医院内影片及搜查随身物品，拍摄回乡证和记者证。

世界卫生组织在14日否认曾提“有限度人传人”说法，17日再表示鼓励其他国家做好准备，疫情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其他国家发生。同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发布报告表示，根据目前已有数据估算，感染者或上千。

1月17日，由1月11日开始召开的湖北省两会（政协会议及人大会议）闭幕。1月18日当天，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举行万家宴，当地最大都市报《楚天都市报》19日对“万家宴”进行了报导并置于头版中心位置，小标题为“一万多道菜品映出邻里温情 二十届万家宴见证社区和谐”，该版面及报导在20日疫情集中通报后发出，导致舆论哗然。1月21日，《新京报》曾对社区负责人求证，对方表示万家宴是传统，目前一切正常。

在此期间，知识类论坛知乎中曾一度出现问题，询问为何国外有发现感染者，而中国境内其他省市反而未有发现，质疑疫情通报的回答及社交平台豆瓣中类似的质疑均遭到删除，部分网民在微博中一度将新型病毒称为“爱国病毒”。除此之外，武汉市公安局2020年1月1日“传唤并依法处理”的8位网民，也在1月20日之后引发关注。当局称，8人因“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发布、转发不实信息”，而被传唤。

无独有偶，2003年SRAS疫情爆发初期，当时中国最大的官方论坛之一——人民网强国论坛，也有用户因讨论相关疫情而被管理员封号。事实上，无论是对民间声音的管控，还是媒体报导口径的统一，17年前的SARS与是次武汉疫情，有诸多相似之处。

SARS的瞒报与禁令：“所有非典的报导决定权限在我部”

2002年11月中旬至12月，广东河源及佛山等地相继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市民在不辨真假的传言中陷入恐慌，人们涌向药店抢购抗生素，《羊城晚报》1月3日发表《河源市民争购抗生素》，被视为最早有关SARS的报导。报导中，记者前往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求证，负责人表示几位患者被初步诊断为“非典型性肺炎”，但当地并未流行病毒，呼吁不要恐慌。

1月2日，河源市将感染情况上报广东省卫生厅，同时，中山市发生医护感染，广东省派专家组至中山调查。1月23日，省卫生厅以“粤卫办2号文”将专家组21日完成的《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印发至广东各市相关部门。

不过，这份报告并未公开发布，而疫情却在不断扩散。时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昨日接受端传媒访问，回忆当时的信息公开情况，由于疫情发布那时被视为国家机密，个人与机构均无权利公布。因此，虽然当时民间已传得沸沸扬扬，不少人排队抢购板蓝根，但当时的地方媒体，只能报导官方消息，或撰写辟谣文章，可作有限。

2月10日上午，广东省政府新闻办首次发布新闻通稿，公布非典型肺炎疫情。同时广州不少媒体刊登出一篇《初春谨防感冒肺炎，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注意》的新闻，其中提及记者自医院了解到广州肺炎病人增多，提醒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

翌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病例数字统计才首次见报。官方统计，广东当时共发现感染305例，死亡5例，广州市有192例。但同时，发布会中强调300多人患病相对于总体千万人口是小比例，并指病人病情均可控。事实上，当日广东省宣传部向各大媒体发布通稿，《广州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一文几乎被刊载于广东每一家党政机关报上。

程益中说，当时时值两会前，通稿下发时有报纸、电台及电视台发布位置或时间的规定，报纸刊发的字号、标题也要求统一。这篇通稿，同样发在了当年2月15日（周六）的《人民日报》头版中下的位置上，在大标题下，写著一行大于正文的字——“大部分病人痊愈出院”。

通稿与禁令，像是硬币的两面。一份《媒体对非典事件报导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广东省宣传部的一条明确禁令：“从2月23日起，所有非典的报导决定权限在我部，未经我部同意，一律不得报导的。”

然而，“得到有效控制”与禁令的统一口径之下，是当地医护人员及专家的焦急。程益中至今还记得，钟南山当时要求媒体披露时提到的一个估算模型：一个携带者若如正常人一样活动，一周之内至少会传播7个人，而这样的传播数据是在不断裂变的。于是，他带领采编团队，筹划于两会时趁例行给各代表团送报纸的机会，将SARS疫情报出，使其难被掩盖。

3月6日，《南方都市报》的《非典型肺炎正寻求国际合作》一文，通过专访参会的卫生部部长副部长朱庆军发出，并提取重点表示疫情暂时未能完全控制主、应加强消息透明度以应对谣言、及准备进行国际合作，副文配以当时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和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博士的专访，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然而文章刊发当天的广东代表团舆情通报会上，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会议中面对诸多记者大发雷霆，要求将《南都》记者驱离会场。程益中说，当时去报导两会的两个年轻记者，被当场吓哭跑出了会场。

即便《南都》的文章将疫情揭破，但广东省宣传部的禁令仍未停息。据程益中回忆，当时一天经常会有20多道禁令下来，会详细标明例如佛山或某地、某医院的病例不许报导。与此同时，疫情的报导也并未完全放开，广东政府反而加大了对媒体的管控，3月6日之后一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太多媒体报导，《南都》也一直沉寂到3月26日才发布了一则《我省非典型肺炎防治成效明显》的消息。

然而这一个月时间内，非典病情却持续蔓延至其他地区，以北京和香港的疫情最为严重。2月21日，已出现肺炎病症但未被隔离的退休教授刘剑伦将病毒带入香港，香港开始遭遇大规模感染。至当年3月31日，港府因淘大花园一幢公寓中有逾100人受到感染而隔离整栋公寓。

北京则在3月6日输入第一例SARS病患。在疫情发展一个月后的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公开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著名外科医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蒋彦永听到后，同日将他了解到的数据告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与香港凤凰卫视——仅309医院已有6例死亡、60例接诊，但两媒体均未发声。4月7日，蒋接受《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的专访，这一数据见报后震惊世界，国际压力之下，中国才开始加强官方通报机制。

1月20日之后的武汉肺炎：“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1月20日凌晨2点40，武汉卫健委发布新通告，显示19日单日新增7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连同18日两日共增加136例。而在这一天，北京、广东等各地疫情也开始爆出，官媒亦开始做通告转发及科普报导。

当日下午，据媒体报导和微博流传的文件截图显示，由钟南山带队的国家高级别专家组，1月19日曾赴武汉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日程安排包括视察金银潭医院，调研疾控中心病原学实验室，以及乘车查看华南海鲜市场周边情况。20日晚些时候，专家组就考察结果答记者问，钟南山证实有“人传人的感染”，也存在“医务人员的感染”；而专家组成员，流行病学专家曾光则建议，“人群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20日晚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部疫情做指示，舆论及媒体报导也在这一夜过后开始井喷。

从1月21日起，《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央视等官媒开始逐步出现并增多武汉肺炎的疫情报导。不过，央视并未如SARS时滚动播出疫情新闻，重点多落在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的云南、青海春节行程，及外交和两会预热之上。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中，1月20日首次因领导人指示提及肺炎疫情，21日及23日短暂出现疫情信息，22日则完全未提及，直至24日除夕夜春晚之前，才增多对武汉疫情的报导。

《人民日报》依旧以发布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告为主，并转发湖北省卫生计生宣教中心的科普图片，及对一些如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新型肺炎等信息进行辟谣。其微信公众号自主撰写的文章内容，集中歌颂医护人员，并称他们为“逆行者”，如1月21日《武汉医生的这条朋友圈刷屏了》，22日的《请战新型肺炎，她写下现代版“与夫书”》、《致敬！逆行者》，23日的《抗疫一线90后的这双手，令人心疼》，24日的《请战！》等。

湖北当地的官方媒体也遵循着类似的内容路径。武汉市最大都市报《楚天都市报》曾在1月6日及10日对疫情有过报导，但均为通稿及其他媒体的删改稿，而20日晚习近平做出指示后，翌日的《楚天都市报》将习讲话置于头版头条之后，22日开始增加版面大量报导疫情，内容则为救治费政府买单等信息通知，歌颂定点医院医护人员及少量科普。

但在官媒的视野之外，其他派记者赴武汉的媒体和民间舆论，则在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和“疫区”的生活状况。

1月21日，此前曾说明疫情“可控可防”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被传感染新型肺炎。1月22日，他本人在微博证实消息，并分析患病的原因可能是在发热门诊近距离接触患者而未戴护目镜，引发大量关注。而他之后不得不进一步解释，护目镜对于一线临床医生有必要，普通人“大街遛弯”时并不需要。

同样在这两天，《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在华南海鲜市场偶遇一位疑似患病的商贩，了解到有不少症状吻合新型肺炎的疑似患者，并未住院隔离。

1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市发布“封城”通告，于早上10时开始停运市内交通及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当日中午，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2号通告（第1号即为封城通告），表示武汉市的商品食品及“医疗防护用品”储备充分。

在23日白天，媒体焦点也转移到对疫情新的认识与武汉医疗救治能力上限的关注。财新网发表对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管轶的采访，后者表示，他刚刚从武汉回到香港，之前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有误，此次疫情的最终规模“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访谈发出后，被部分网友质疑渲染恐慌而成为舆论焦点。

几乎同一时间，《三联生活周刊》发布一篇医生口述，认为先前对疾病的普遍认识不足，不严重的被感染者或许也具有传染性，“这可能是疫情扩大的关键点”。当天下午，《三联》微信公众号再发出一篇对疑似新型肺炎重症患者的采访，显示出武汉医院对患者的诊断与收治能力已到极限，重症患者走遍多家医院也无法得到收治。

1月23日晚间，在白岩松主持的央视《新闻1+1》节目中，也终于提及前线医疗资源短缺、医务人员的防护不到位、患者得不到确诊及救助的问题。

1月24日，包括湖北省在内的16个省及直辖市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而多家媒体报导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流程复杂、试剂盒运输难题及并未下发至地方医院等问题。

余欣说，官媒之外的媒体在武汉是次事件中的报导，对于早前备受禁锢的记者而言，是一次很大尺度的突破。大家都知道禁令会来，但在钟南山肯定“人传人”后，一切都似乎藏不住了，各家媒体均开始突破禁令，没有人知道禁令是什么时候解除的，“同事说，感觉现在别家媒体尺度越来越大了，但我们不知道能做到哪一步。”

不过，除夕之夜来临，很多记者等来的则是采访对象被“封口”的结局。有财新记者在朋友圈公开表示，联系的数名医护人员被疾控中心命令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得对外泄露疫情。

随着春晚预定的时间到来，网上却在流传湖北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湖北之声”发布的《武汉紧急求援！》一文，及部分医疗工作者因压力过大而情绪崩溃，在诊室失声痛哭的视频。而文中武汉各医院请求社会捐赠医疗物资的公告，最早于23日就出现在武汉协和医院医生@协和医生Do先生的微博。

晚上八点，春节联欢晚会照常开幕。在因武汉疫情临时添加的诗朗诵节目《爱的桥梁》中，主持人海霞激动地说：“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齐心协力，有最透明的公开信息，有最细致的防护准备，最科学的预防治疗，最强有力的合力保障，最有信心地向前走，在防疫的赛场上，我们，一定赢！”

民主的“至暗时刻”，催生了一个更自信还是更焦虑的中国？

1981年，阿马蒂亚∙森（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对饥荒的研究中提出，与当时大众所认知的“饥荒属于天灾”不同，饥荒的发生多属于人祸，而人祸的发生又与政治制度——反对党的存在、媒体自由、民众抗议的途径、民主选举的权利——有着密切的关联。森写道，“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有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40年后在武汉发生的一切，起初似乎是“民主无饥荒”论在瘟疫语境下的再次印证。但出人意料的是，二月底，当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疫情却在欧洲再次爆发，并迅速发展成全球大流行，体制的对比甚至看起来出现了反转。虽然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把中韩等国的抗疫效率归因为“东亚服从传统”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批评和反驳，但“中国模式决定性地促成了抗疫成功”仍然是当下被中国国内、以及部分海外言论所广为接受的叙事。端传媒3月19日发表的《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一文，便梳理了疫情爆发以来的若干舆论热点和宣传重点，指出“宣传系统在1月和2月份屡次失手之后，终于借着国内疫情减缓、全球疫情暴发的‘机会’，夺回了舆论场的话语权”。

随着‘大国自信’叙事的重建，舆论空间中的爱国情绪在欧美疫情爆发后再度高涨。一方面体现为体系性地生产和消费体制优越感与自信心，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民族主义不断塑造竞争者、假想敌，“逆练”灯塔主义。更堪玩味的是，参与者的“小粉红”色彩淡化、参与者的普遍面貌不再是使用低幼语言、饭圈策略的年轻人——如果说海外爆发前的爱国潮主要仍是小粉红在一片质疑声中逆势为“阿中哥哥”反黑，那么海外疫情爆发后的爱国潮，则更像是普通人的体制信心与民族信心的全面复苏。

二月疫情在欧洲蔓延是爱国潮转变的关键节点。那些曾被认为与中国体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依次重演，“民主无大疫”的神话迅速破灭。中国当下相对的安全状态——尤其是相对西方国家的安全状态，更暗合了一直以来中国对其体制合法性论证的模式：生存和发展权高于并优先于其他更为抽象的人权，生存和发展权的保障不仅是更为重要的成就，还能弥补后者的缺失。

体制优越感，对标“想像的西方”

当下体制自信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基础并非“我（中国）是怎样”，而是“与西方相比，我（中国）是怎样”。

这种话语模式曾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内部饱受质疑，但当下的疫情态势为这种话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民主社会错失防疫黄金期，被归因于它们重视自由、尊重人权、强调隐私，国家因此缺乏抗疫的“硬核”手段，缺乏行动的效率。大批自媒体、营销号批量生产文章，渲染海外“沦陷”、“恐慌”、“无知”、“民众不配合”。笔者之所以以“渲染”概括，是因为这些文章缺乏事实核查或实地采写，仅将零散的国外信息拼接，加以悚动的标题，打造出极为类似的“海外不行”、“西方世界分崩离析”的叙事。

官方宣传同样没有缺席。无论是人民日报的“反超了”，还是观察者网发布的《西方防疫处罚比中国还严厉，还好意思说中国是“专制”》一文，字里行间的幸灾乐祸已经到了不加遮掩、体面无存的地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提出了一种“抵消论”：“到今天（3月19日）这个时间点上，与新冠疫情的战斗对中国人整体信心的加分已经超过了减分。完全可以预见，随着疫情在世界上的进一步扩散，这样的加分会越来越多。”

当下体制自信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基础并非“我（中国）是怎样”，而是“与西方相比，我（中国）是怎样”。信心的复苏需要持续地和西方世界对标，比数字——“反超了”、比策略——“抄作业”、比惨烈。作为比较对象的西方世界面目模糊，它时而是陷入巨大困境的意大利，时而是泛泛而指的欧洲，时而是美国，时而是边界不明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集合体。至于不同国家内部的地方治理差异、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欧洲和美国的差异，很少被认真提及，也很少被好奇。

自由和民主——或许再加上对隐私权的寸步不让——是这个想像的西方的重要特征，而正是这样的特征让它们难以严格推行社交隔离、难以追踪确诊和密切接触者、难以高效动员社会资源，最终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无力保障。

与此同时，既非西方也非中国的地带大体上处于被间歇性遗忘的的状态。这背后当然有包括语言隔阂在内的复杂多样的原因，但依稀可以看到，既非西方也非中国的抗疫经验是有意识地被淡化的。日本因为钻石公主号受到关注，乘客疏散后淡出舆论焦点；对韩国早期疫情暴发的关注猎奇式地集中在新天地教会，随着病例增长平缓，韩国也渐渐淡出视野；伊朗的报导突出一个“惨”字，但为何伊朗的威权体制没有发挥出“硬核”作用、或者伊朗的威权体制到底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自然是不可说的。大致而言，这些国家——或因与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仍有很大差异、或因本身是威权国家但抗疫乏力，很难被置入民主体制抗疫低效的叙事模式之中。尽管像韩国、日本这样的近邻或许更可能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但它们无法提供提振体制信心的叙事。

民族主义再起，制造敌对他者

体制自信又与民族主义相互加持。如果说自信的加分依赖制造“可供对比的他者”，民族主义话语则更偏向制造“敌对的他者”。

疫情发展初期，病毒起源地就成为敏感话题，病毒是否起源于武汉在更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面子问题。自一月其他国家报告输入性病例开始，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针对亚裔居民和游客的语言歧视与人身攻击。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以多种方式表达愤怒和抗议本是合情合理，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主流也都在强调“病毒无国籍”，反对与疫病相关的歧视与排外主义。

但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众，反驳的要点却并非是歧视与污名化，而是强调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或许这种策略被认为能够彻底切断污名化，毕竟如果中国不是疫源地，那么即使病毒污名化存在，也不会和中国扯上关系。但实际上，这等于在说对疫源地的歧视和污名是有正当依据的，只不过受到歧视的不应该是中国。

其结果就是，病毒溯源的科学工作很快和民族尊严问题搅合在一起。病毒起源中国成为了在民族情感上不能被接受的事实，病毒美国制造甚至也成为了一种民族情感的需求。2003年非典中国尚可以调查公布零号病人和病毒的中间宿主果子狸，而当今的大环境下，中国能否最终坦然面对病毒起源问题也令人生疑。

另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敌对的他者是留学生群体。这一群体本来和“小粉红”有着广泛交集，但在粉红色彩淡化的爱国潮中，他们却被尴尬地“难民化”。距离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采购防护用品运往国内尚不足一个月，因海外疫情日益严重选择回国的留学生即被指责为“万里投毒”、“巨婴”和“不懂感恩”。拉萨电视台主播在公开新闻播报中使用的顺口溜“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迅速流行，某回国人员集中隔离酒店中留学生想喝矿泉水被训斥的视频登上热搜。选择海外生活学习被视作留学生群体的第一重“原罪”，出国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某些优越的条件，还意味着留学生个体对中国和别国的高下判断，出国即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不忠，在对留学生的攻击中，相当多的评论在质问“你觉某国那么好，怎么这个时候知道回来了？”

“逆练”灯塔主义

“逆练”灯塔主义同样对西方世界进行想像，视这个西方世界为政治上的灯塔，最终也落脚到对一个没什么不敢做、没什么不敢说、没什么不敢砸烂的政治领袖的热爱与支持。

“逆练”灯塔主义，或许可以用来总结这种体制与民族自信的恢复。关于“灯塔主义”，学者林垚在《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一文中讨论过，中国自由派“川化”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灯塔主义。简言之，自由派出于对极权的反感和恐惧，“对西方（尤其是经济体量上唯一堪与中国抗衡的美国）政治产生一种殷切的投射，并且不由自主地将纷繁复杂的政治议题坍缩到自己有过切身体验的简化版“左/右”光谱上来理解”。这种政治灯塔主义的后果，则是自由派无法接受西方世界当下的“白左”价值观、反对“政治正确”、不能理解接纳少数群体的政治抗争，最终，转向支持没什么不敢做、没什么不敢说、没什么不敢砸烂的特朗普来维护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秩序。

而“逆练”灯塔主义同样对西方世界进行想像，视这个西方世界为政治上的灯塔，最终也落脚到对一个没什么不敢做、没什么不敢说、没什么不敢砸烂的政治领袖的热爱与支持。但“逆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它不是由自由派发起，而是广义上的反自由派发起。官方宣传的鼓手、流量驱动的自媒体、小粉红、乃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稍强的普通人都参与其中。

二，承认西方世界是政治灯塔，并非是对自由等一系列价值的认可和推崇，而是认为主流话语将西方世界视为灯塔，自己不得不暂时承认。并且正因如此，“灯塔”的一切问题都必然和自由、民主、人权、隐私有关，而要凸显自己的体制优势，就必须和灯塔来比较，灯塔之外的地方则成为“灯下黑”。

三，对真实的西方世界发生的有违灯塔标准的行为，例如政府绩效的不足、公民自由的侵犯、民主赤字等，怀有一种嘲讽的态度，控诉西方的虚伪，但对真实西方社会内部的自我批评和激烈异议同样不关注、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在反“白左”和反“政治正确”上和川化自由派持有类似立场。西方抗疫妖魔化的报导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对本国行动拖延、准备不足、官僚作派的批评，以及权力在紧急事态下可能滥用的反对，都没有得到关注。相反，这些媒体仍被先验性地盖章为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实行“双重标准”。

四，它最终落脚于对政治强人的支持与热爱，但这个强人自然不会是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而是本国领袖。对他的期望自然不是维护现有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而是用中国特色的体制去颠覆、动摇西方建立起的秩序。虽然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表态与特朗普风格大相径庭，但号称“天团”的外交部发言人队伍在实际上被寄托了这样的希望，并且也没有叫人失望。新闻发言人赵立坚的推特发言大受中国国内好评的一大原因，就是他用特朗普的风格“以牙还牙”。虽然发言人的权能有限，但是他们的语言风格都带有著明显的“没什么不敢做、没什么不敢说、没什么不敢砸烂”的气质。

自信还是焦虑？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焦虑和紧绷将持续地为危机埋下种子，但也将持续地制造信心来原谅危机、遗忘危机。

《从》文认为，“大国自信”的叙事终于得到了重建，官方节奏与民间情绪再次合流。但很大程度上，“逆练”灯塔主义得到的自信却来自一个对自身充满焦虑和紧绷的中国。“逆练”灯塔主义，不是单纯的对中国抗疫成效的反馈，而是早已有之的焦虑和紧绷的延续。这种焦虑和紧绷，既塑造出今天信心的复苏，也隐身于早先武汉危急的酝酿过程。

站在今天回看疫情，民主社会必定更容易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甚至更可能避免公共卫生危机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并且，欧洲多个国家和美国应对不力、错失防疫黄金期的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他们对自身体制的傲慢。

但福山所主张的破除“唯体制论”并不会在中国找到太多的同路人。将危机防避与应对，和政治体制挂钩的思维模式，其实一直扎根中国本土，并构成普通人对政府合法性的理解。相比于欧美国家将合法性寄托于程序，这种盯住体制绩效的合法性观念更容易紧张。对这种观念更准确的概括，并不是回顾性的“中国模式不曾发生大危机或能够处理好大危机”，而是前瞻性的“中国模式不能发生大危机或注定处理好大危机”。

正因为这种挂钩不是基于对过去的事实性总结，而是投射向到未来的要求，甚至带有承诺的意味，因此与其说这是对体制的坚定自信心，毋宁说是对体制表现的高度焦虑和紧张。简而言之，中国模式必须是优越的，中国模式“输不起”。在这种集体情绪的作用下，危机最好以“外松内紧”的方式悄悄解决，以免留下让人负面发挥的口实。

人类周期性地遭遇传染病本是一个中性的事实，以此延伸出的价值判断最多指向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但正如“吹哨人”之一的艾芬医生所遭遇的那样，公开病毒的消息，哪怕仅仅是向周围的亲友同事发出有限的警告，也会被高度政治化，被视作对体制的攻击。艾芬医生所遭遇的指责：“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市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这些大而虚的政治性词汇的堆积，正是这种前瞻性的紧绷之下产生的荒谬效果。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焦虑和紧绷将持续地为危机埋下种子，但也将持续地制造信心来原谅危机、遗忘危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既需要一个更为开放宽容的言论环境，也需要公民主动地觉醒和反思。前者几乎确定不可实现，那么后者还可以期待吗？

答案可能同样是另人失望的。反思的缺乏固然和公共空间的不断坍塌这一外在条件相关，但这同样也是很多普通人自觉放弃的结果。近年来，审查的蛮横严苛、权力的任性妄为、国家监控的严密渗透早已侵入普通人最平凡、最私人的生活，甚至细微到娱乐节目的字幕和私人对话中的小小抱怨。

对体制变化的感知早已不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议者的专属。普通人隐隐约约知道高压之下自己被亏欠了什么，但深入的思考既是痛苦的，又是危险的。恰在此时，肺炎的全球流行为这种心理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补偿，民主的至暗时刻与诺亚方舟般的中国之间的差异，甚而让一些人庆幸——多亏自己牺牲了种种权利换得眼下的安全。“亏欠”成为了“值得”，并且，作为“幸运儿”还能够对那些遥远的国家说一句“你也有今天”， 输不起的人此刻可以暂时放松神经，挺起腰杆说一句“我没有输”了。更重要的是，服下这一口鸦片既不痛苦也不危险。这不是时代的解药，却是时代最需要的止痛药。这样看来，官方宣传与民间情绪的合流，其实并不像是双方对体制的信心达成共识，而更像是彼此各怀心事的合作表演。

但是，在直观意义上，胡锡进的话是正确的——中国人整体的信心加分已经超过了减分——这不是胡锡进们对情势的判断，而是胡锡进们对历史叙事的垄断。痛苦、失去、死亡不能被抵消掉，但是记忆可以被遮盖和塑造，历史的主画面是可以控制和设计的。就在提出“抵消论”的同一则微博中，胡锡进无意间透露出真正的体制“优势”所在：“我们的体制有防止出现极端趋势而开展调控的充裕能力”。

参考资料

1.一场宣传拉锯战：中国的新冠疫情叙事能成功吗？（纽约时报，王月眉，2020年4月9日）

2.民主的“至暗时刻”，催生了一个更自信还是更焦虑的中国？（端传媒，金云深，2020-04-10）

3.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端传媒，来福 张美悦 李瑞洋，2020-03-19）

4.缺席的领袖身体：关于“亲自”的笑话与灾难中的政治奇观（端传媒，汪班头，2020-02-13）

5.疫情与舆情十七年：被瞒报的SARS与被孤立的武汉（端传媒，杨瑾瑜 门悦悦 章寒冰 王筱瑄，2020-01-25）

6.极权主义与瘟疫：谣言、谎言及民族主义分析（议报，刘历心，2020年4月6日）

7.邓聿文：疫情大考：习近平的生死战？（纽约时报，邓聿文，2020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