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余英时

做记者的都知道，最难不是写稿，不是选题，不是那些读者看得见的东西，而是读者看不见的东西，那便是采访对象，接受不接受采访，愿意不愿意说，能给你说多少，其实才是一个稿子成败的关键。

2018年8月，我给《经济观察报》书评版写的余英时专访《专访余英时：中国现代学术“典范”的建立》和端传媒写的《余英时：没有一个政权能全恃暴力而传之久远》两篇余英时的采访出来后，许多朋友、老师看到后，都夸我那两篇写的好，这其中包括不少历史学大家。但我必须承认，这两篇采访真是余先生特别优待我的结果，让我受之有愧。因为在采访余先生过程中，我犯了很多记者不应该犯的错误，甚至显得特别蠢笨，然而，余先生却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帮助，远远超出一个受访者所做的。

想采访余英时先生，或是拜访他，是很多学人的愿望，作为后辈晚学，同时作为一位主攻文化方面的自由撰稿人，这个心愿几乎从我到达波士顿就有的，但是我总是在等一种机缘。

但是几年过去了，都没有机缘。

我试着想让人介绍，四处托人，但是传回的话是余先生现在隐居了，不接受采访。

《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先生知道我的愿望后，给了我余先生的联系方式，于是我又不停打电话、发传真、写电子邮件，并准备好了二十多个采访问题，然而始终无法联系上余先生。

于是，我决定给余先生写信，用老式的方式写一封信，写了自己采访愿望，并把二十多个问题连信寄去给余先生，希望余先生能接受我的采访，并在信里留下我的手机号码。

我把信寄走后，并不抱希望。当时觉得自己为采访做好了准备，不能轻易放弃，寄一封信也没什么最多损失一张邮票而已。但是万一余先生收到信呢？

谁知，没两三天天，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清楚记得那是一个周六，我在波士顿的一个好朋友买了房子装修好了，在她的家开完party后，我尽兴而归，几乎把采访的事情忘了。当时，电话响起，我一看是一个新泽西的电话，犹豫再三才接。因为美国骚扰电话太多，不认识的电话号码我其实不接。但那天我也不知为什么就接了电话，结果电话那头，一个声音很洪亮地说：“我是余英时，你是罗四鸰吗？”

起码有一秒钟，我觉得世界都停止了转动。赶紧回答说：“是是，我是。”

电话那头，余先生说话很直接干脆，说：“我可以接受你的采访，你来吧。”

我算了算时间，余先生几乎是接到我的信就给我打了电话，让我过去。

采访是约在四月一个周六下午三点，而我需要从波士顿一早赶去普林斯顿。当时朋友租车带我过去，但是因为路途有些远，我们时间没有算好，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路上给余先生家电话，一直没法接通，如果过去一样。我忐忑不安地找到余先生家，发现余先生家门虚掩着，进门，我赶紧道歉迟到了，谁知，余先生余师母反而向道歉，说电话线给大雪压坏了，他们估计我会打电话打不通。所以他们特别没有关门，好让我们知道他们一直在等我们，迟到没关系。

进门坐下，茶几上早早按人头准备好茶和自己做的点心。

其实，我本人性格是不适合做记者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拘谨不善言谈的人。为了采访余英时，我把大陆出版的余英时著作几乎都看了一遍，甚至还还找了几篇硕士博士论文看。当时，我和《经济观察报》书评版编辑天元有一个小小的雄心，想把像余英时、林毓生、孔飞力海外这些学术大家都争取采访到。余英时是当时我们采访计划最重要的一位，为此我很努力看余先生的书，但是，余先生的学问如羽戈所说：“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我对自己能否和余先生对谈，是非常清楚的，我的知识水平是完全达不到的，虽然我花了几个月精心准备了一份提纲。

但见面后发现，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余先生是一个颇为健谈的人，不仅表现在他的学识上，而且更是人情通透，他似乎一下能看穿我的老底，知道我大概的在什么水平。所以，在谈话的时候，余先生似乎会照顾到我的知识面，同时，他更照顾到我的记者工作，像学生回答老师问题那样耐心地回答我准备好的那些问题。

因此，采访基本上是按我事先的提纲进行的，不过我发现，余先生无论说什么，学术或是中国还是美国问题，没多久都会回到中共政权上和共产党本质上。当时，恰好余先生在写回忆录，正写到1950年自己离开中国的时候。余先生讲了他青年时期对中共的看法。几个月后，他的回忆录出版，不少事情正是回忆录所记录的。

本来约定一个小时的时间，但余先生差不多说了两个多小时。采访回来后，我根据录音，整理文字，约有三万字，分为两篇，因为就在我去采访前夕，当时端传媒主编张洁平得知我要去采访余英时先生，想和我一同去，但是临时突然有事没来，于是她委托我再给端传媒写一篇。于是我把采访写成两篇有关学术部分的写了一篇，有关时政部分写了一篇，然后寄去给余先生。

谁知寄去一个月后余先生都没有回复，我有些担心是不是寄丢了，正想再打印一份寄过去，突然又接到余先生电话，余先生在电话里大声说：我把稿子寄回去了，你注意收。

回家果然看到快递，打开一看，我震惊了，原来，除开保留了我开始一段介绍之外，余先生把稿子重写了，而且是手写，A4纸，一篇23页，一篇21页，手写了44页稿。手写完之后，还用红笔修改了一遍。等我录入之后，发现竟然有近五万字。他在电话里头告诉我，我按你的问题回答了一遍。那种语气仿若是一位学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非常认真地。

我把稿子全部录入之后，再次寄去给余先生，其中有一篇稿子的开头编辑还加以润色。余先生再次检查，并挑出两个错别字，并表扬编辑润色的很好。

几次来回，这样稿子终于定稿了，来回差不多三个月。

8月，这两篇采访分别发在经济观察报和端传媒。国内《经济观察报》那篇影响很大，因为这是余英时先生2014年被封之后，首次出现在媒体上，而且还是一万多字的大采访，整整一个大版面。

编辑天元特别为我寄来两份报纸，而我也挺希望余英时先生可以看到这份报纸，不仅仅是因为采访，而是我觉得余先生能重新在国内发出声音，不仅仅是学术上意义。

于是我给余先生写信说，想给他送去报纸，而澳门大学历史学教授杨斌刚好到纽约开会，于是便有了第二次去拜访余英时的机会。我和余先生说，我带几位朋友过去拜访，余先生竟然一口答应了。于是，我和杨斌教授、程益中先生和陈君英女士以及我的师兄林伟还有一个好朋友张海，第二次去余先生家。余先生余师母依然细心按人数准备好了茶点，还提前记住了来者的姓名，然后一个个问。

当时恰好余英时回忆录在台湾出版，还只有台湾香港可以买到，杨斌先生特别从香港给大家买了二十几本余英时回忆录，背到纽约，然后带到普林斯顿，请签名。

因为在两次访谈中，余先生曾多次谈到香港，很为香港担忧。第一次采访时，曾带去周保松先生的问候，并代周保松先生问过余先生：是否愿意再回香港回新亚书院看看？余先生表示不回，决绝之情犹如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表示再也不回大陆一般。然而，余先生却非常钦佩香港人的勇气，并称赞周保松先生。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请余先生给周保松先生代签一本书，在写其他人的书的时候，余先生只是签名，但是我说这本想送给周保松先生时，余先生顿了一下，说那我要多写一点，于是在给周保松先生的书上写：极佩先生在香港之努力。

此后，余先生不知从何处听说我病了，和师母极为关心问过一次。我却极为羞愧，不愿过多叨扰他们的生活，因为余先生说是隐居了，其实很多人找余先生。而余先生温柔敦厚，似乎也不知道拒绝。

此后，我一直想着要给余先生寄去一封感谢卡，圣诞的时候也想过要寄去圣诞卡以表示感谢，但是一直懒。

不久，朋友东方路过波士顿，告诉我他已经和余先生约好去拜访他，我赶紧把自己的一本小书《我的自由源泉》托他带去给余先生，以表示感谢。其实我一直想等我的访谈录出版后，把访谈录寄去给余先生的，因为他手写的访谈，是这本访谈录最大的分量所在，credit一大半要归于他。谁知，竟成为不可能了。

8月5日早起，听到余先生去世的消息，关于余先生的学识、人品，我想他的朋友亲近的人可能知道的更多。我想说的是，余先生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受访者，那种温润，似乎可以浸透整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