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

敏下班的晚上，我会坐巴士到她工厂门口和她碰头。太阳下山后，东莞活了起来；一整天令人厌烦的热气蒸腾而去，下班的年轻工人涌向暗黑的街道——他们就在我的眼前变形，从兢兢业业的工人再次变回热情的少年。敏和我绕着她的工厂走几个街口，然后挑一家便宜馆子吃晚饭。她经常点一个荤菜，一个炒素，一条两人份的鱼——总是无可避免的全是骨头；如果我们碰头的那天临近发薪日，她会坚持由她买单。敏吃饭的样子像是从没吃过好东西。我吃完了很久之后，她还能从盘子里挑出东西来，就像挑剔的老饕，从丁点儿碎末渣渣里提炼出美味。

有一次她表哥在，他带我们去吃麦当劳。敏盯着她的巨无霸看了很久，头低到桌面直到汉堡和视线持平，然后一层一层地吃掉——面包、西红柿、生菜，牛肉。她从没来过麦当劳。有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两个小相框，我得演示给她看，怎么样打开后盖插进照片。有次她还问我什么是股票。她对国家大事完全没兴趣。有一次和她两个年长的同事吃晚饭，话题转到了70年代毛泽东时代他们的成长经历。

“我们永远都在挨饿，”一个男人回忆道。“一直到80年代才不饿了。”

“现在的毛主席是谁？”敏突然问道。“我都不知道。”

“胡锦涛，”一个男人说。

好像有点印象。“所以不再是江泽民啦？”她说。

我说不是，江泽民已经退休了，胡锦涛接班。

“哦。我以为江泽民去世了。”然后她说，“这些人离我很远。”

她自己的生活挤开了一切；几乎每次碰到敏，她都会有新的事情跟我说。有时候感觉好像自然世界的法则跟她毫不相关，因为她只用想那么一下——跳槽，跟男朋友分手——这事儿就能成。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她见面，她可能会忘了告诉我她刚跳槽或者涨了薪水，因为在她的意识里，事情已经过去了。她很少会停下来盘算她离家之后做了些什么，在东莞这很普遍。也许大家担心如果他们停下来往回看的时间太长，会失去前进的勇气。

我第一篇写敏的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之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工厂附近的一家糕点店碰头，我给她带了一份报道的翻译稿。她看的时候都没碰一下蛋糕和冰豆沙。看到第三页，她咯咯笑起来——“你记得好清楚，”她说——看到第四页又说了一遍。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翻过最后一页，看着我。“没了？”

“没了，”我说。

“还想再看呢，”她说。

“还会有更多的。”

“真的？”她说。“你在写吗？”

“是你在生活，”我说。“事情正发生着呢。”她以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似乎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在跟她开玩笑。

她又读了那篇文章好几次，后来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看看我过去的样子，她写到，我发现我真的变了 。

有一件事敏没有忘，就是流水线上的日子有多艰难。在工厂的世界里，大家几乎怀旧一般地谈起过去流水线上的生活，那些日子无忧无虑，没有责任。但敏不会。“没有什么比当个普通工人更难的了，”我经常听她这样说。她从没有忘记她从哪里来。这是她身上我最喜欢的一点。

2004年4月，敏领到了新工作头半个月工资，但是她没有把钱寄回家。她去商场买了一件合身的黑色衬衣和一条白色的紧身七分裤。她答应过老朋友要去看她们，而拜访老朋友要穿新衣服。第二天早上八点，敏和我坐巴士去东莞很远的一个地方，敏离家后第一年在那里工作过。巴士上坐满了周末外出的打工族。年轻的姑娘们两两坐在一起，身着盛装——白衬衣，干净的牛仔裤，顺滑的马尾辫——没座位的乘客也快乐地站在过道里排成蜿蜒的队伍，随着巴士踉跄前行。几个晕车的姑娘紧紧抓住栏杆，低着头两眼紧闭，仿佛要把难过劲儿挤出去。

一路上两个小时敏一直在说话。她希望能说服朋友跳槽，就像她自己一样。每经过一个地方她都会做一番评价。

樟木头：“他们管这里叫小香港。这里很豪华。我来过很多次找工作，但是找不到。”

清溪：“这里有很多做电脑的工厂，但是你得要有技术才能进去。”

凤岗：“这里没有我现在的地方发达，是吧？”

对我来说，每个镇看起来都一样。工地，餐馆。工厂，工厂，工厂，大门的金属栅格像网一样闭合着。敏看这座城市的眼光完全不一样：每个镇都意味着一份比她眼下的工作更合意的机会。敏所有的那些追寻更好生活的巴士之旅，勾画出她心中的东莞地图。

敏的朋友在高架底下等我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焦急地张望。梁容身材高挑，脸蛋漂亮。黄娇娥矮矮胖胖，眼睛很亮，脸蛋带着软软的婴儿肥。她们两个都比敏大一岁。三个姑娘拉着手尖叫，跳上跳下，好像竞赛节目选手刚刚赢了大奖。

“哇！你瘦了！”

“你长高了！”

“你剪头发了！”

“这身衣服是我刚买的，”敏迫不及待地说。“好看吗？”她的朋友表示肯定。

公路旁有一个小公园，里面有一片水泥广场。几张石凳被太阳晒得发白，像古墓一样；几根细瘦的树枝在石凳上投下阴影，气若游丝似的吐出了生命的最后几口气。她们找到一条长椅坐下来，互相拨弄彼此的头发。两个姑娘很喜欢敏的新衣服，敏告诉她们每一件多少钱。

“我变了吗？”敏要她俩回答。她刚好走了两个月。

“你变了，”黄娇娥说。

“怎么变了？”

“你比以前懂事。”

梁容和黄娇娥跟敏分享厂里的八卦：谁找新工作了，谁剪了头发。今天是这个月第一天休息，因为工厂停电了。薪水还是老样子，经常拖欠，要看老板的心情。

敏禁不住小小炫耀了一下她现在上班的地方。“这个厂里的人素质太低，”她说。“我现在的厂好多了。老板很有钱。”

“来我这边吧，”敏突然说。“到时候我请你们吃饭。你们什么时候来？”

“但是如果我们来了，”梁容说，“可能你刚好不放假啊。”

“你们来看我，我给你们介绍男朋友，”敏忽然冒了一句。“我厂里有很多男生。”

两个姑娘眼睛睁得好大。“哇！”她们异口同声地说，然后三个人都大笑起来。

一个乞丐拄着拐杖走过来，姑娘们不说话了。梁容迟疑了一下，然后轻轻放了一个苹果在老人的碗里，就像童话里发生的一幕。在东莞生活不容易，也许正因为这样，大家才会这样出乎意外地善待彼此。我在东莞看到的善行比在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看到的都要多。打工族会怜悯老人和残疾人，但是对同龄人却毫不同情。如果你年纪轻轻又四肢健全，就没有理由不工作。

敏以前的工厂离镇上要步行三十分钟，工业化的中国发展到了农村的空地。一条死水般的小溪，泛着黑亮，好像汽油河。原本平整的大路，变成尘土飞扬的小道，两旁是面摊和露天的台球桌。穿着工厂制服和拖鞋的年轻男人三五成群打台球。敏走在中间，一边一个朋友，她的头高高抬起，就像战场上归来的古罗马百夫长。姑娘小伙冲她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现在在哪里啊？”敏在东莞的市中心上班，这让他们很是钦佩。

“我变了吗？”敏问每一个跟她打招呼的人。

“你瘦了，黑了，”一个姑娘说。

敏有点失望。“我要你说我比以前懂事。”

梁容和黄娇娥到厂里去领工资；显然那天老板心情很好，他同意给工人们发薪。敏在大门外等着，偷看里面贴了瓷砖的楼房和庭院中堆放的小土山。工厂正在扩建。

“你觉得这看起来怎么样？”她问我。

“还可以，”我说。

“从外面看还可以，”她说。“但你永远看不到里面什么样，除非你答应在这里上班，然后你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下午，姑娘们和厂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去了附近的公园。打工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不知道怎么打发闲暇时间。在塘厦公园，她们看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正瞄准蹲在浅池里的乌龟，拿鹅卵石扔它的头。但公园里的大部分娱乐项目要收费。游客可以用气枪射池塘里的鱼；敏看着池子里那几条瘦得皮包骨的坐以待毙的鱼，伤感地说，“没有自由就是这样。”一架缆车可以把游客带到附近的山顶，但是要花十五块钱。姑娘们远远地坐在下面的野餐点，抬头看上面穿梭的缆车。

黄娇娥在读一个电脑班。她想离开这家工厂，去人才市场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就像敏一样。“我已经做了计划，”黄娇娥害羞地说。

“你上过网吗？”敏问她。

“还没有。”

“那我教你。”敏看了看手表；已经四点了。“可能今天不行，那——下次吧。”

“尽量多学点东西，”敏嘱咐黄娇娥。“你学到一点，就可以把它带到新的工作里去。至少这是我的经验，”她谦虚地说。敏意识到自己帮不了朋友什么忙。鼓起勇气离开一家工厂，这只能靠你自己完成。就像打工族常说的：你只有靠自己 。

五点钟的时候，几个姑娘用最随意的方式道别。“我还不累呢，”我们在巴士上找座位的时候敏说。“过一会儿才累。现在我太兴奋了。”当巴士穿过那些她去找过工作的地方，夜幕降临，敏的心情也变得灰暗了。她重访了她原来的生活，知道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她的新生活，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外面的街道旁，工厂亮起灯火，窗户上的人影无声地移动着；即便是星期天的晚上，人们依然要上班。“如果我只是上学，出来打几年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孩子，”敏说，“那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蓝蓝的夜色里，敏和我站在她工厂的大门外。她的一个电工朋友要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等他换衣服。一个穿迷彩裤、长相不错的保安——身高一米七或以上，会打篮球者优先 ——从我们身旁走过，他脸上闪过一丝微笑，抛给敏一串之前拜托他代为保管的钥匙。星期天外出的工人渐渐回到厂里。敏跟一个年轻女人打招呼，对方闪进黑影中粗着嗓子喊：“我饿死了。”她直接进了工厂，没有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女人的无礼让敏很意外。她跟我说，那个女人最近想吃中药流产，但是没用。敏跟她一起去医院做了手术。“有些人我会假装跟她关系很好，但其实我们不是朋友，”敏说。

一个戴眼镜，挺着啤酒肚，年纪大一点的男人经过我们旁边。“是你没关办公室的门吧？”他问。

“我一天都在外面，”敏反驳道。

那是敏的老板。她恨他。“他很自大，”她说。“厂里没一个人喜欢他。”几分钟后，她的老板又经过我们，这次是要出去。他瞪了敏一眼。敏立场坚定地瞪回去。两个人谁也没说一句话。

“明天他会问我你是谁，”敏说。“我知道他会问，我告诉他你是个朋友，就是了。”私底下她叫他刘老头。

厂门口的这十分钟里，我仿佛看到了敏的整个世界：和保安轻松自如的友情，年轻女人的冷漠和她失败的堕胎，老板无端的专横。还有她立场坚定，对老板寸步不让。

敏的电工朋友出现了——他的手臂肌肉发达，宽脸，笑容羞涩——然后我们去一个街边馆子吃烤牛肉，红烧鱼，喝啤酒。漫长的一天即将过去，敏的不满一下倾泻了出来。“我以前那个厂，有一次我哭了半个小时，朋友想安慰我都不能，”她说。“我来这个厂，哭过两次，都没人知道。”

那个电工看着他碗里的米饭，一言不发。

敏的怒气转到下午和我们一起去公园的两个朋友身上。“我们的关系并不好，只不过假装是朋友，”她说。“胖一点的那个？她只关心找男朋友。发了工资也不寄钱回家。她会帮男朋友付手机费，或者请男生出去吃饭。她长得也不好看！另一个，有过男朋友，但是发现他有外遇，就跟他分手了。那个男的给了她一块手表，她还是戴着。”

“你看到没有，她们领这工资多不高兴？她们都在想：我干得这么辛苦，就拿这么一点儿？每天在工厂里打工真是辛苦。”

然后，她冲着我来了。“你不可能知道这种感觉，”她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前不久还想得到的东西，敏现在却已经厌倦。当她意识到自己是里面地位最低的一个时，加入办公室的兴奋感很快就过去了。每个人都把工作丢给新来的、最年轻的同事，而她唯一的盟友也不见了：她来办公室两个星期之后，招她进来的那个好心男人为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回北京了。现在只剩下敏孤军奋战，学习白领世界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她的新老板，那个啤酒肚男人，前一年因为包二奶被工厂开除——因为没有人尊敬他，敏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她的同事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看她出丑：她一进屋就没人继续说话，没有人帮她上手新工作。她发现别人常常话里有话，而她也必须学会听懂弦外之音。“在办公室，他们可能对你非常友好，但会在背后说你，”敏告诉我。“在厂里你一个朋友都交不到。”

而阶级上的越线也让她更加孤独。论年龄和背景，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她最相近，但她已经不属于那个世界了。办公室的同事年纪更大，许多已经结了婚，和她毫无共同点。宿舍一到周末，就空了，因为其他人会出去看男朋友或老公。敏假装不在乎，也从来不让别人看到她哭。

4月，敏以前的老板从北京打电话来要给她一份活。他现在做组装电脑的生意，需要找个人来看店。他三十多岁，上过清华大学，也是东莞唯一向她表示过善意的成年人：这就是敏所知道的一切。她决定去北京。

她打电话给深圳的姐姐。

“你去干什么？”她姐姐问。

“看店，”敏说。

“工资多少？”

“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比这里好。”

“你相信他吗？”

“相信。”

“小心点。”

敏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她的计划：

不管怎样我决定要去北京，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会把握好这种“大哥”和“小妹”的关系。但是终于熟悉了这里的工作，我舍不得走……

快乐无法让一个人成长。快乐让人浅薄。只有吃苦才能使我们成长，改变，并且更懂得生活。

但是在这个无所依靠的地方，敏的情绪更容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觉得到北京去投奔老板不妥当。他是个男的，又不是家里人，让她不信任他。结果她还是留在原地。

厂里的产量增加了；现在宿舍从六个人增加到九个人。这么多人有不同的轮班时间，晚上很难睡着，她再次想到离开。她的办公室隔壁是人力资源部，敏常常看到有人在那里排队找工作。每十个人来应聘，才招进一个，许多来应聘的还有大学文凭。敏又觉得自己能有手头这份工作很幸运。

她的工厂里流水线工人一个月挣三百二十块。这在东莞算低的，也让敏感到不安。她总是跟流水线工人打招呼，但却从未真的了解他们。“有些办公室里的人从来不跟工人说话，因为他们看不起工人，”敏说。“但是我也曾经当过工人。”

5月下旬，敏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有个惊喜给你。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哈哈。

我正在去看她的路上，脑海里急速搜索惊喜的各种可能。她跳槽了。她找了个男朋友。她还是决定要去北京。

我回复她：我很好奇。

也许你会觉得不好，

她回道。哈哈。我希望你不会失望。

她在工厂大门口等我，我看到她把头发拉直了。发尾呈不对称的弧线；她那少女式的长卷发不见了。敏告诉我，她在发廊用药水烫了三个小时，花了一百块钱。她刚拿到头一份整月的工资。

她和我分享厂里的八卦。她的顶头上司比敏大几岁，他跟女朋友吵了一架。那姑娘很聪明，挣的钱是他的两倍，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沦为笑谈。那姑娘存了八万块钱；这个大家也知道。如果他们分手，他女朋友会要一万块钱作为跟了他七年的青春损失费。这就是东莞的风格：感情伤害转为财务算计，而且厂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其中的所有细节。现在这位年轻的上司要跳槽离开工厂，敏说，还有其他一些人跟他一起走。没有理由再留下来，所以她昨天也辞职了。

“你决定要走了？”我问。她的决定快得令我窒息。

“我昨天交了辞职信，”敏说。

她的老板，就是她不喜欢的那个刘老头，问她为什么想要走。

“我要回家，”敏撒了谎。

“你找别的工作了吗？”他问。

“没有，”她说。“我就是家里有事。”又一个谎。

“你在这里干得不错，”她老板说。“你为什么想要走？”这一次他对她倒没有那么无礼。但他也没有同意。他跟她说，一个月之内他会做决定。

这就是敏的惊喜：她拉直了头发。她也将辞职付诸行动，跳回到不确定的状态，但显然她并不以为这是什么新闻。

那天下午，我们去了敏工厂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四周被高层住宅楼包围，里面有一个小池塘，池水泛着激浪汽水一样古怪可疑的绿色。孩子们在及膝的池水里，往盆里和玻璃瓶里灌水。“我们老家游泳的池塘，水又深又清亮，”敏说。

“小时候，一到夏天，”她继续梦幻般地说，“我们就种西瓜。离家走路十分钟，大人搭起棚子，树干做支架，顶上铺一排木板，盖上草。我们整天坐在棚子里守着西瓜，我爸爸晚上在棚子里睡觉。”

“我的姐姐，表哥，两个妹妹和我白天在那里打牌，钓鱼，游泳。我们有暑假作业，妈妈叫我们做但是我们不做。”

“我们会放几个西瓜在河里。水流很急，我们把瓜用绳子绑在岸上，这样就漂不走。吃的时候，特别凉。”

我从未听过一个打工族像敏那样聊农村的事。

“如果我是你，我有你的条件和你的钱，”她说，“年轻的时候我会努力工作。但是岁数大一点我就回到乡下找个人结婚，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你可以住在一个棚屋里，养几只鸡。”她沉默了一会儿，在脑海里编织我们俩都知道不会实现的幻想。

6月上旬，敏厂里一个新来的工人被单冲机轧断了左手的四根手指。一个星期后，同一台机器吞噬了另一个新工人的三个指尖。两名工人都没有经过正式的培训。在这个城市的车间里，工伤次数直接受生产需求影响。冬天的淡季，工厂有足够的时间培训新来的工人；春天由于订单增加，培训常常被缩减，但大批没经验的新人恰在此时涌入工厂。因为流水线是按件计薪，旺季时干得越快就意味着挣得越多——花时间培训别人也没有什么回报。这就是东莞工厂的零和逻辑——利人意味着损己。

6月底，敏意外地晋升到厂里的人力资源部。她的工作就是站在烈日下的人行道边，说服路过的人加入她的工厂；第一天她招到十个人报名。她给新来的人介绍情况，带他们熟悉环境，这些人很多年纪都比她大。敏现在没有周末了，所以我们约在周五晚上九点她加班结束的时候见面，就在工厂门外的果汁饮料店。我前脚刚到，她以前厂里的朋友黄娇娥就到了，带着一个小行李箱。她来这里的流水线上工作。

敏跟我们谈她的新工作。“我站在路边说服别人到我们厂里来工作。”

“你跟他们说什么呢？”我问。

“我跟他们说，‘你们也许会觉得别的厂看起来更好。但是每个厂都有你看不到的问题。留在这儿，稳定下来不是更好吗？存点钱，有些经验，然后再决定你想做什么’。”这话好耳熟；这是她爸妈跟她说过的话。

“但是这和你做的正好相反啊，”我说。

“没错。”她点头微笑。“这和我的想法背道而驰。”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这么夸张地说话！”黄娇娥说。

“这是我的职责，”敏为自己辩护。“你如果在我这位置也会这样做。”虽然两人互相调笑，对话也渐渐流露出尖刻的调子。这两个姑娘曾经是朋友，是平等的。但现在敏在办公室工作，地位比黄娇娥这样的流水线工人高得多。

敏到隔壁的摊子上给我买面条。“如果不是因为敏，我不会到这里来，”敏离开后，黄娇娥坦陈。两天前她来厂里看过，但不喜欢这里的条件。本来她昨天就要搬过来的，但她有点犹豫。今天她终于离开了以前的工厂，也没有找人要工厂扣下的头两个月工资。跳槽有很多方式。工人可以向老板辞职，获准离开，并拿回工厂扣下的头两个月工资。也可以暂时离职，能保证回来后恢复原来的职位。一些要走的工人会跟老板谈判，要回他们被扣下的一部分工资。但是没有比“狂离”更糟糕的了，而黄娇娥就是这样。

我问她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看吧，”她说。“我在考验他们，他们也在考验我。”

敏回到我们这一桌。“如果你干得好，会升上去的。”她补充道，仍然以辩护的口吻。“我们的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八百块。如果你加班的话，可能赚得比我多。”

“但是我会累死的！”黄娇娥说。

“累也有不同的累法，”敏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身心俱疲。”她正在这个世界里向上移动。她的新工作包括给访客端茶倒水，她还上了一个为工厂经理开办的英语课，每周一次。“你知道Pardon是什么意思吗？”敏问黄娇娥。当她的朋友说知道的时候，敏看起来有点失望。

敏还有别的新闻，直到黄娇娥反复怂恿她才开口。一个男生从家里出来到东莞，找了一份流水线的活儿。他和敏读中学的时候谈过一段恋爱，但她已经三年没见过他了。上个星期，他来看敏了。

“我们之间还有感觉，”她宣称。接着，突然之间——“但是他很矮，只有一米六五。”她详细介绍，“他抽烟，喝酒，打架。他家里条件不好。他有个后妈。”

“他家里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不知道，”她说。“我也不想知道。最后我们还是得靠自己。”

之前两个人一起过了一天。午饭的时候敏给这位前男友倒茶，而他盯着挂在敏脑袋上面的电视机。中国的廉价餐馆里，总会有一个音量调到最大的电视机，老板和伙计的眼神总是粘在屏幕上面。

“为什么不聊聊？”敏戳了一下他。“你为什么一直看电视？”

他走了之后，敏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你觉得我们这一天过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压力，

他回信说。我的心情很复杂。

昨天晚上他们通过电话。敏直奔要害。“你觉得我们有未来吗？”

他跟她说，需要三天时间来考虑。

“所以我两天后就会有答案了，”她说。“他说什么我都可以。”以这个学厨师的男孩为中心，她已经开始编织梦想了。“我们可以回家开个小餐馆，”她说。“这打工没有前途的。”

“你想结婚吗？”我问她。整段对话让我吃惊。

“不是那么回事，”她不耐烦地说。“我现在十八岁了。我不想浪费时间。如果他对我不认真，我要他现在就告诉我。”

最后，对于敏来说尘埃落定。三天后的早上七点，她收到一个短信：我在厂门口。

她不信，跑下楼去看个究竟。是她的前男友，下了夜班，坐巴士到她的厂。敏要上班，所以这个男孩子在外面等，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中午。他们俩一起吃午饭，然后他走了，敏回去上班。

“他有没有说你们还有未来？”我问。

“他没说，”敏说。“但是因为他来了，我就知道了。”

她最近坐巴士——两小时的车程——去跟他共度整个下午。“他不高，不帅，没钱，工作不好，”敏说。

我在等她宣告这些缺点之后说点什么。

“但是你喜欢他，”最后我说。

敏什么也没有说，但她笑了。

现在这个男孩要离开东莞，因为他爸爸要他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工作。敏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个稳定的未来，这个男孩就消失了，但她没有心烦意乱。“我们会用手机保持联系，”她说。她也没有原地踏步。那个月底，老板批准她离职，还给她扣下的头两个月工资。敏又去了人才市场。她在原来厂里的人力资源部刚好做满二十四天，凭这个她能建立起新的事业。

在这个无情的城市，东莞的人才市场是最冰冷坚硬的一个地方。花十块钱，每个人都能进去，在里面的公司摊位前参加几百个招聘职位的面试。但进去需要勇气——要跟陌生人说话，推销自己，还得面对四周每个人都听到自己被拒绝时的尴尬。敏讨厌人才市场，因为它让她觉得自己“可以取代”。职位列表把人降格成一个个条件，这些必要条件很少超过二十个词：

前台。声音甜美。貌美气质佳。会Office软件，说粤语。

车工。18—22岁，男，有外企经验。不近视。皮肤不敏感。

销售员。吃苦耐劳。男女农村户口皆可。非独生子女。

忙碌的周六，东莞最大的招聘会能吸引七千人。九十点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挤成一团水泄不通，谁都动不了。偶尔，一小团人会冲出重围蜂拥到某个摊位前，也不清楚为什么一下子这里的工作比别的更诱人。最受欢迎的摊位前摆着喷绘的海报，通常上面印有长长一溜没有窗户的大楼，周围是水泥景观。简陋的摊位只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拿着写字夹板。整个人才市场有一个街区那么大，填满了一座四层楼的房子，这里过去有一家卡拉OK厅和一个保龄球馆。看起来，买卖人的未来比娱乐业还挣钱。

秘书。18到25岁。身高155或以上。五官端正。

保安。20到26岁。身高172或以上。

歧视是通行的规则。老板喜欢他们的文员是女的，貌美，单身，同时对某些特定技术工作的招聘只考虑男性。一家工厂可能会封杀河南人；另一家厂可能会拒绝聘用安徽人。有时候一个应聘者的全家都要通过严格审查，因为有兄弟姐妹的人肯定比独生子女更能吃苦耐劳。要是你身高低于一米六，保证在人才市场铩羽而归。

中国人对身高的迷恋无处不在。这个国家对营养不良甚至饥荒有着鲜活的记忆，身高标志着殷实，也有划分阶级的功能：在任何一个建筑工地上，造房子的农民工都要比那些住房子的城里人矮一个头。在西方，体力劳动者的身形可能比他们的白领同胞要大一些，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受过教育的人确实要低下头来看那些更低阶层的人。对女性来说，最光鲜的行业往往紧扣着对身高的要求。“如果我再高十厘米，”有一次一个美发店里工作的姑娘跟我说，“我就能去卖小汽车。”

年老是另一种劣势——在人才市场，一旦超过三十五岁就表示年纪太大，这是大多数职位的年龄上限。“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思维和动力都不如年轻人，”人才市场运营公司开办的推广报纸上，一个工厂经理这样说。报纸还这样建议三十五岁以上的人群：“别总谈论你过去的经验。你必须有从零开始的心态。”自相矛盾的是，年龄限制也是向上流动地位提升的证据。在一个做床头板的公司摊位上，职位列表和目标年龄看起来就是职业晋升的时间表。

成本会计：25岁

市场部经理：30岁

生产副经理：35岁

最普遍的职位空缺是文员，前台，销售员，保安和厨师；模具设计和机修也很抢手。一家公司在找“具备操作日本三菱和富士通机器技能”的人。职位头衔详细具体，有时也不知所云：图样分组工。贴花工。压力容器电焊工。

在这里，现代中国的工业力量分散成各种碎片，而这些碎片就是人。

人才市场的面试简短而诚实得不留情面。招聘者不会假装这是你写信回家报喜的好工作；应聘者也会毫无顾虑地承认他们的无知。难得有面试时间超过五分钟。录取常常是当场敲定的，没有人会去查应聘人的背景或推荐信。

在恒丰模具厂的招聘摊位，一个年轻女人坐了下来。

“我们的工资不高，”招聘员立刻说。然后：“你会用电脑吗？”

“会，我在学校里学过电脑。”

“好吧，我们这儿薪水只有六百块。”

另一个摊位，另一个女人：“你会做什么？”

“我跟客户保持联系，多半通过电子邮件，如果他们来办公室，我可以接待。如果是技术性的活儿，我什么都不懂。”

你会做什么？

在找工作需要大学文凭，需要花钱，需要有关系的中国大多数城市，这种问题很少见。在东莞的人才市场，你从来不会听到：你上什么学校？你认识谁？

或者至少问一句：你是本地的吗？

问题总是：你会做什么？你会电脑吗？你会英语吗？ 职位列表通常手写在预先印好的卡片上，按照标准表已有格式列出资质要求。在户口一栏的旁边，雇主通常会写上他们要招聘职位的性别，而在职位的旁边，公司会写上身高要求。

不是每个来人才市场的人都敢进去。走道上巨大的电子招聘栏前挤满了一大群人，就好像命中注定只能目视荣华富贵的应许之地却永远不会进去。招聘栏上的列表好像股票价格一样，不停地向上滚动，一大群人目不转睛，看得入迷。

敏第二次去人才市场，心里完全清楚她应该怎样做。她定高了目标，只接触那些人力资源部空缺的公司。“文员的职位很低，所以我不会找那种工作。”敏面试的时候，她询问公司员工的流动情况和公司规模；她要找家小一点的工厂，少一些需要取悦的上级。她婉转回避那些问她为什么离开之前工作的问题。有一些私事，敏说，她不想谈。

这一次，她并不比其他人更诚实。在神兴橡胶工业公司的摊位前，她跟招聘员说她在人力资源部工作过一年。“如果你说的时间短了，”她后来跟我解释，“他们会觉得经验不够。”她被录取了，工资比前一任员工涨了五十块一个月。

敏两天后开始在那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上班，这家公司制造手机和电脑键盘的塑胶零件。她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日休息。她这一级的工人四个人住一间房，里面有洗手间和电话。她一个月挣八百，包吃包住——和上个工作一样，如果她做得不错，还有涨工资的机会。

敏的新工作是记录工厂四百名工人的聘用资料、员工表现、惩罚记录以及工资。过去她的部门是管机器的，现在是管人，看起来更适合她。当工人聚集在工厂大门的时候，她会筛选要聘用的人。你有身份证吗？打算在这里做多久？

谢谢，她告诉那些不对她胃口的人，我们现在不招人。

每个月的10号，工厂老板的台湾老婆会来给工人发工资，并且拜佛求福。敏跟着老板娘在工厂里转，去餐厅，去大门，去每一台危险的机器——两个人会求佛祖保佑工人平安，生意兴隆。敏也会悄悄地祈求佛祖保佑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和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爷爷奶奶，但这些事她没有跟老板娘提起过。

她对办公室政治也更为应对自如了。刚来不久，顶头上司叫她去办公室。他告诉敏，她这个位置上的前任员工很喜欢多嘴，还犯过错。“你不喜欢多说话，”他观察到了。

“是的，”敏同意。

上司笑了。“但是需要说话的时候，”他说，“就得说。不需要说，就别说。”这就是中国职场的生存秘则，但之前没有人和敏分享过。

对父母，她也更老练了。敏没有告诉他们她辞职了。她先找到一个新工作，寄一千块回家，然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辞职的事情。寄回家的钱就预先让他们吃惊到无话可说。“他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敏告诉我。“所以我先做好，再告诉他们。”

她认识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变化，许多人也在晋升。她在深圳的姐姐被提为行政秘书；她的表哥在广州做经理。以前工厂里的两个朋友分散了。梁容回家了，跟她父母选的一个人结了婚。黄娇娥跳槽到敏之前的工厂，在敏辞职的同一天也离开了，她在东莞另一个厂里找到一份生产文员的工作。敏以前工厂的上司也回东莞了。他从北京回来，在一家台湾插座厂上班，但是敏拒绝和他见面。以前那个厂的工人说，他对敏有兴趣。敏回想他之前发来的短信——你的大哥想你了 ——判断的确是这么回事。终究，这个唯一对她表示过善意的大人还是无法得到信任。

小工厂也有小工厂的问题，敏也渐渐发现了。工作场所杂乱无章，她的职责也不明确；敏紧赶慢赶才能做完所有扔给她的活儿。她的新上司，和以前那个一样，缺乏安全感，等级观念很强。敏发现许多中国男人都有这个缺点。敏没有凡事都向他汇报，他就很不高兴。敏和保安关系好，他也会不高兴。而他的反应就是面试敏这个职位的新候选人——同事，对手——而不告诉她。她是从办公室前台那里听到的。

2004年8月，来这里两个月之后，敏领了工资就走了，跟谁也没说。一个之前的同事进了深圳的一家厂，请敏跟他一起过去工作，她决定去。她在工厂附近的一家旅馆过夜。睡着的时候，一个人撬了她的门。小偷拿走了九百块钱和她的手机，这是她唯一保存东莞所认识的所有人号码的地方：介绍她新工作的前同事，出来后交到的朋友，和已经回老家的男朋友。

手机是农民工买的第一样大件。如果没有电话，和朋友保持联系或是找个新工作都几乎不可能。工厂间往来的信件经常遗失，往工人宿舍打电话——可能是一百多人共用一个走道里的电话——非常困难。在工厂里，办公室的电话通常会被设定成无法拨打外线电话，或者接通几分钟后自动断掉。无论如何，大家如此频繁地跳槽，宿舍和办公室的电话很快就过时了。在这个永远都在变动的世界里，手机就是磁北，是把一个人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东西。

我是经历过教训的。来东莞的早些时候，我和许多刚来的人交朋友。她们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跟她们失去联系。我认识敏的时候，决定给她买个寻呼机，但这个产业在过去几年中衰败得迅速而彻底，以至于我在电器商店说要买个寻呼机的时候，销售员们都笑话我。我送给敏一个手机，这样我就不会失去她。

在打工者的世界里，手机是对城市生活无情步调的隐喻。一位鞋厂的经理这样总结打工迁移生活中的种种脱序：“在老家他们连电话都没有，突然间来到这里就用起了诺基亚6850。”一个卖保险的女孩跟我形容乡下的生活：“在老家，手机从一个人传给下一个人。”人们用手机术语来描述自己：我需要充电。我正在自我升级。

打工女孩的父母本能地不信任手机，一些家长禁止他们的女儿买手机。这种通讯工具允许甚至鼓励和陌生人私密联系，而这是农村的公共生活所万万没有的事情。

姑娘要是想让小伙子知道自己对他有兴趣，可能会主动帮对方付手机费。恋人们共用一个手机以宣告他们的关系专一，虽然有时候一方偷看另一方发给别人的短信，会导致感情破裂。我认识的打工族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手机上——为了更便宜的通话套餐不停地变换号码，去另一个城市的时候换一张手机卡以节省漫游费。这就是东莞的短线心态：为了省几分钱，不惜和一些人永远失去联系。

中国的手机市场全球第一，打工族是主因，但手机业对这类用户的态度很复杂。一个通讯业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市场经济不振就是因为农民工；据称农民工拉低了通话费率，因为他们只愿购买最便宜的服务。流行文化也受到他们的消极影响：近几年中国流行音乐的品质恶化，有人告诉我，是因为农民工选择最粗制滥造的歌曲作为他们的手机铃声。

在东莞有几百家工厂生产手机零件，大约每三家零售商就有一家是卖手机的。这个城市买卖失窃手机的生意也很红火。某些特定的地区是著名的手机失窃高发地带；有一种战术是小偷骑着摩托车靠近人行道，减速，从正在通话的行人耳边把手机抢走。偷来的手机可能会换上一个新壳，当做全新的卖掉。生产出来的，卖掉的，偷来的，重新包装的，再卖一次的，手机就好像是东莞经济核心中无尽的再生资源。

手机也是敏和这个城市的纽带。随着手机被偷，一年半的友情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再一次孑然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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