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不合理封控带来的社会问题
二十大前夕，中国官方媒体连续三日为“动态清零”政策大造舆论声势，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11日，新华社发表《增强定理耐力，疫情防控决不能躺平》，1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文《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担任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的梁万年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明确表示，从发病率、感染率、死亡率和重症率来说，中国在全球应该是最低的国家之一，如果没有执行一些严格的措施，面对新的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很容易会破防，一旦破防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危害。
来自政治最高层的权威声音表明中国会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这让国内外对二十大之后中国会放松防疫政策的期待再次落空。
针对严格的防疫措施和层层加码，中国的官方论述和宣传策略是单方面强调所谓”最大程度地避免疫情失控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维持“综合社会成本最低的抗疫策略”。然而，对于疫情中极端封控带来的次生灾害却有意被官方媒体忽略，包括但不限于：从医护人员过劳死，到孕妇和危重病人得不到救治而死亡，从大小工厂由于疫情不得不关停以致大量工人失业，到小业主身负债务压力过大自杀身亡。
端传媒曾通过对网络求助信息、亲属死亡陈述的汇总筛查，录得170宗4月上海防疫次生灾害逝者。《卷土》也在陆续推出对于疫情中中国经济，特别是劳工群体面临的各种严峻问题的观察和讨论（《大变局时代的劳工命运》系列）。
本文将聚焦在疫情中的自杀问题，一个十分严峻但境内媒体鲜少（能被）探讨的话题。本文将先聚焦疫情中自杀问题的严重性，再讨论疫情以及封控对自杀率上升的影响，来展示所谓“最低综合社会成本”以及“严格封控是为了保护老人和弱势群体”的论调的荒谬性，希望大家重视不合理封控带来的严重社会心理及自杀问题。
疫情下的自杀问题
自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持续无疑加剧了自杀行为相关的风险因素，例如失业、创伤或虐待、精神健康问题和获得医疗保健的障碍。特别是，老人、青少年、女性和本身患有心理疾病的人群更容易收到疫情影响自杀。
对于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尤其要关注长期影响。2021年8月Pirkis等人在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发表研究称截止2020年4月7日，新冠并未导致自杀率上升。但是其后日本Tanaka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在疫情开始后的2-7月，日本自杀率下降14%，而在7-10月，又上升了16%。说明随着疫情进展，社会影响、经济影响逐步显现，自杀率也在变化。另外在疫情期间，患有心理疾病的人群死亡率确实增高，柳叶刀Regional Health—Europe 在21年10月10日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也表明，在疫情期间，心理疾病患者和智力缺陷人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又进一步增高。
在中国大陆地区，统计疫情期间的自杀数据几乎不可能。由于缺乏官方或者第三方统计数据，我们只能在零星在网络流传的“爆料”和视频中看到一些案例。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有统计数据的国家，特别是我们相邻的地区和国家的自杀统计数据。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香港65岁及以上老年人自杀个案较去年同期上升一倍，曾在3月攀升至极高风险警戒水平。自杀成因主要涉及财政及身体问题，除了因为疫情，也有些是本身患有长期病。另外，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表示，香港的社交距离措施太严厉，部分长者习惯到图书馆看报纸、到泳池游泳，而因为场地关闭而要停止，建议尽快重开休闲设施，认为可以容许有限度开放，并探讨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如到郊野不需要戴口罩或沙滩分段开放，关注精神健康。另外中心数据发现，去年青少年的自杀率创新高，15岁以下人士自杀率上升至历史新高的1.7。叶兆辉表示，其中一个主因是疫情影响学生的精神健康，学习感到压力，与家庭关系出现困难。
台湾自杀防治学会公布最新调查结果，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台湾自杀通报总计有4.3万多人次，比前一年增加7.5%。有4成四民众认为，因疫情至少感受到一项压力，包括工作及经济压力等，近期又有艺人自杀，有专家担忧恐怕增加青少年模仿效应。台湾卫福部强调，去年15到24岁与65岁以上之自杀死亡率，皆有上升趋势。
日本曾经是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已经将自杀率降低三分之一，但疫情却另日本的自杀率在再次高升，2020年日本的自杀率11年來首次上升。但是与以往以中年男性为主的自杀率飙升不同，此次疫情中男性自杀人数略有下降，女性自杀率却猛增近15%。一部分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是由女性员工组成的行业，尤其是单身的年轻女性组成，比如旅游和零售业以及食品行业。另外疫情期间，女性无偿承担家庭护理和家务劳动的问题比疫情前更为严峻。无论是已婚还是单身的女性都要在疫情期间承担更大的压力，还有疫情隔离期间更难逃离的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问题。另外，东京大学的研究也显示，日本青年人和中小学生的自杀率也有上升，更容易因为行动受限而陷入孤独、与他人的联系变少而自杀。
另一个自杀率高的邻国韩国，仅2020年上半年，就有接近2千年轻女性自杀身亡，同上一年相比上升了7%。韩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20上半年自残的人数就比去年同期猛增了近36％。抑郁症的治疗记录达到595,724人，比起2019上半年增长了5.8％，自杀率也有所上升。自杀事件中，青春期和二十多岁的女性尤其令人担忧，该年龄组在今年上半年死亡人数为1924人，比去年增加了超过7％。专家表示，统计数据甚至不包含自杀未遂的次数。疫情带来的不安全感、经济收入的下降，以及疫情造成的社会疏远和隔离无疑是自杀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疾控中心周脉耕教授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中讨论了，关于新冠疫情初期在中国爆发的三个月里，武汉和其他地区的多种原因的超额死亡。其中自杀死亡率增加66%。连新华网都曾发文指出疫情使得青少年自杀率飙升，称某城市医院的门诊数据显示，2020年，13-16周岁抑郁症伴随自杀倾向的患者占学生患者总数的比例很高，疫情隔离期间，孩子也更难逃离原生家庭中的家暴等问题。最近网传一篇于2021年11-12月期间在贵州采集农村初中生自残数据的论文显示，有22.2%的学生有偶发自残行为，13.3%有经常性自残行为，其中女生自残发生率高达42.6%，高于男生28.8%。目前该论文只能打开摘要页，论文内容已无法查看。
在与中国大陆文化社会都相近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老年人、青少年、女性和有基病及心理疾病的人员在疫情爆发后自杀率都有所上升，不得不让人好奇中国大陆的数据。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无法得到更确切的数据进行讨论，只能在零星的媒体报道或社交媒体中获取一些零散的关于疫情期间大陆地区自杀的情况。
自杀的社会因素
中国人倾向将心理问题和自杀视作个体脆弱表现。例如我们会经常听到家长否认自己孩子有抑郁症等心理问题，不接受医生的干预治疗。然而自杀不是或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中国媒体对于自杀的报道和谈论总体也是比较少的，部分原因是谈论自杀其实就不得不涉及到社会问题的讨论[1]。
自杀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中国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和粗暴的执行手段无疑会放大人们的生活困境，加重心理负担，从而产生自杀诱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自杀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的集合，而是由社会因素引起的社会问题。这是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涂尔干的《自杀论》中最重要的议题。涂尔干说“当今存在的自杀，恰恰是我们所遭受的集体疾患（collective affection）的传递形式之一；所以，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疾患。”他认为，过高或过低的社会整合、过于混乱或者过于严苛的社会规则，都会导致自杀率的上升。
涂尔干整理出四种类型的自杀，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四种导致个体自杀的社会原因，分别是由于社会整合程度过低而脱离社会义务和束缚的”利己型自杀“、由于社会整合过高而失去自我价值意识的“利他型自杀”、由于社会控制不足和规范混乱所导致的“失范型自杀”，以及由于社会控制过度而使个人失去希望的“宿命型自杀”。
其中，与疫情最相关的就是“失范型自杀”。顾名思义，是由社会混乱失序导致的自杀行为。涂尔干指出“失范性自杀源自人的活动缺乏规制及其随后的痛苦”，而失范型自杀的个体形式“是愤怒，是通常与失望关联在一起的一切情绪”。当社会出现危机，例如金融危机，社会的整体自杀人数会上升，这是因为危机打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人们平常可以依赖的法律权威和生活中的道德界限也开始松动，不断的混乱就很容易导致最后的自杀行为。
在疫情封控期间，每个人都能深刻的感受到社会秩序的混乱，曾经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赖的法律和社会契约被彻底毁掉，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确定性，尊严也一再被践踏。疫情期间被封控的体验恐怕让很多人终生难忘，门锁被随意破坏，防疫人员直接进入家里抓人，在有些地方随时可能被关押在家、在商店，或被临时强制转运到集中点关押，完全无法讲道理。随随便便一个穿着”大白“的人可以抓人游街，将人拷走。
上海的封城得到了全国的关注，更多的城市在疫情以来，经历多次、长时间、不合理的强制“静默”封城，却更难发出声音引发关注。最近的两例是贵阳和伊犁在封控下居民面临生活物资短缺、就医困难、隔离条件恶劣的情况却长期被禁言和忽视；贵州的大巴车在隔离转运造成27人遇难后还在运行。下面的一些截图也仅仅是展示了防疫过度、社会秩序混乱的一角而已。
“越来越好”的幻想破产
曾经，年轻人们也是抱有幻想的，他们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就能如父辈一样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有些人从国外接受教育回到中国，希望能大展拳脚，体验“火热的人生”，直到疫情之前，还在充满干劲。只可惜，疫情期间他们体验到了“水深火热的人生”，这种曾经的信心不再，有的人重新“润”了，有的人躺平了，彻底丧失了希望，得过且过。
或者我们可以更尖刻地说，曾经抱有幻想的社会主流群体，终于体会到了被边缘化的群体一直以来受到的打压。以往被刻意“遗忘”或“忽视”的现实终于来到他们自己面前，逼迫他们不得不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及与其勾连地无情的资本力量。犬儒和“假装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当然，我们看到的案例中，寻求自杀的主要还是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老人、青少年、女性、还有因为封控无法工作没有收入的工人农民。但他们的自杀行为，终于在疫情期间一次次走到大众的眼前。越来越多的中产也被裹挟进与他们一样的困境中，再别无选择。疫情终于用最残忍的方式打破了对于“越来越好”的幻想与期待。所谓”动态清零是为了保护老人和弱势群体”的宣传毫无意义，反而是这些人却最容易收到极端防疫措施的影响而濒临绝境。
[1] 网易《另一面》曾在2011年推出过相关专题进行深入讨论《你所不知的中国式自杀》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idioctonia.html 但大部分文章网页已无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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