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阮晓寰到“编程随想”:一个普通公民和“极客”如何成了“国家的敌人”?
作者 佟想 编辑 Sharon
45岁的阮晓寰,一个妻子眼中的理想主义者,酷爱读书的技术天才。一个关心社会公正的普通人,如何仅仅因为网络发帖就一步步成为“国家的敌人”,并于近日被判处7年重刑?
4497天,712篇博文。从2009年1月15日创建博客,到2021年5月9日最后一次发文——这是中国博客“编程随想”的传奇历程,也是其运营者阮晓寰于近期遭受7年重判的“罪证”。
自从在博客上最后一次发文至今,“编程随想”这个名字已销声匿迹近两年。此前,这个博客因常年科普“翻墙技术”以及发表时政评论,而被很多网民熟知。如今,让它重返公众视野的,是一则近日在网上流传的微信群聊记录。该记录显示,阮晓寰的妻子贝女士在邻居们的微信群里求助,称自己曾因为了丈夫上诉请律师而受到办案人员的强行训话施压,并公开了丈夫“编程随想”博主的身份,请求邻居们关注她的个人安危。
这是“编程随想”第一次和阮晓寰这个名字发生联系。此前,虽然已有“编程随想”被抓的传言,但无人知道其真实姓名,没人知道这个在网上为国人普及基本政治常识的“神秘极客”究竟是谁。
今年45岁的阮晓寰,2021年5月10日被警方从上海家中带走,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批捕。10月被公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并于10月13日立案审理。
2023年2月10日,阮晓寰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款2万。随着一审判决书的公布,这起因言获罪的案件才真正浮出水面,并引发巨大关注。海外互联网上,很多人加入了对阮晓寰被重判的抗议,并表达对他的声援,赞誉他为“用技术对抗极权的英雄。”
“我从不认为他的行为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近日,阮晓寰的妻子贝女士在接受NGOCN采访时表示。据她介绍,阮晓寰在被抓后,就承认了相关博文是他写的,而他的目的是“让国家变得更好”。此前,她在邻居们的微信群聊里为自己的丈夫辩护:“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信息安全系统总工程师,他为国家做过贡献的。” “他是爱国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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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抓捕
2021年5月10日中午12点左右,上海杨浦区,贝女士家的门铃响起。
她以为是上午叫的送水工到了,没有多想,便喊当时在书房里的丈夫阮晓寰前去开门。过了一会,她听到门口传来“不许动”和轻微扭打声,她赶紧跑到门口,才发现大门敞开,不见丈夫的身影,而一名身形瘦削的男子径自闯入家中。
“你要入室抢劫吗?”贝女士质问眼前身份不明的不速之客。
为首的男子掏出证件,表明是办案的公安人员。随后,陆续进来了近十人,有的穿警服,有的是便衣。一行人进入家中后先是仔细搜查了书房(即阮晓寰平时工作的地方),时间很长,“几乎翻了个底朝天”。随后再逐个房间搜查。
“他们大概有十个人左右,三四个人盯着我,把我拦在(被搜查房间)外面,两三个在客厅,三四个在书房,还会换班,”贝女士说。
搜查期间,办案人员时不时向贝女士套话,并说阮晓寰在海外平台发表的文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情很严重,阮晓寰会被判五年以上。搜查持续到次日凌晨两三点。贝女士被带到上海杨浦区公安局接受盘问,并被告知其丈夫此时也在隔壁审讯室接受讯问。一直到早上七点左右,警察才派警车将她送回住所。
丈夫被捕的当天,贝女士形容自己“脑海里一片空白”。手机被收走、无法求救、也无法上网查询这样的入室搜查是否合法,她深感无力。她回忆,当她质疑办案人员是否有搜查证,对方告知她,“我们那么多人穿着公安制服,在办案,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搜查证是第三天才向贝女士出示的。而一直到阮晓寰被抓两周后,她才收到相关拘留证书。
贝女士说,在丈夫被抓后的一个月内,她身体状况极差,常因焦虑担忧而难以入眠。那时,她对丈夫具体写了什么被加上这么严重的罪名全然不知,也不解为何常年从事技术工作、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信息安全保障做出巨大贡献的丈夫,竟会被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她回忆,丈夫被抓几个月后,有邻居告诉她,公安在逮捕行动前的几个月,就租下了她家楼上的一间房,用以监听他们,对面那栋楼也有监视他们住所的人员。这些虽然只是邻居的说法,但让她开始慢慢回忆起来一些细节。那段时间里,楼上的厕所常传来漏水声。但当她和阮晓寰上楼敲门,要求对方配合物业检查,对方却坚持拒绝开门。她还想起来,丈夫在被抓的前一两年,常向她抱怨家里总是断网。因为经常发现网络异常,他也愈发谨慎,有时一起出去散步时,常说“要杀个回马枪”,返回住所查看有无异样。这些“蛛丝马迹”,都是她在丈夫被捕后才一一串联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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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审判
一幅被打碎镜片的丝边眼镜,静静地放在家里。这是2021年5月10日那天,阮晓寰被抓之时,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时被损坏的眼镜。“我们会为他配一副新眼镜。”抓捕那天,警察把破碎的眼镜还给了她。
从那一天开始,到2023年2月10日公开宣判,近两年的时间里,阮晓寰的情况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家属也知之甚少。尽管拘留证和批捕证上写明了阮晓寰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但对贝女士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知道网络上传说的博主“编程随想”,就是她的丈夫阮晓寰。她根本不知道他曾经具体写了什么、做了什么。
“我们平时不太交流时政。只记得大学时他跟我说过’六四’的事情,但后来谈得很少。”她回忆。
1996年,他们一起到华东理工大学化工系上大学,并成为同班同学。大学时,他们经常在晚上一起散步聊天。在贝女士眼里,阮晓寰对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哲学历史无所不知,聊天中,她总会惊讶于他的阅读量之大、知识面之广。
毕业后,阮晓寰进入了网络安全行业,而贝女士则加入外企,2004年他们结婚。婚后,日益繁忙的工作令两人深入交流的时间逐渐减少。贝女士记得,虽然阮晓寰也会主动说起一些热点案件,或者批评一些社会问题,但谈论时政并不多,而且习惯了外企宽松环境的她,对这些也少有体会。加之她本身对政治不敏感,她与阮晓寰谈论政治更是少之又少,只隐约记得他在提起一件时事新闻时说过“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来关心你”之类的话。
依家人对阮晓寰的了解,他平时言论并不“极端”,也从未说起过“编程随想”博客。“一听到(被捕)这个消息之后,我们都呆了。”他的妈妈说。家人以为他只是看了网上的文章,发表了一些敏感的观点,且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网警收紧管控,所以才被抓。也正是因为家人没意识到“这么严重”,一开始,她们只是请了上海本地的律师为阮晓寰辩护。
但律师的介入并不顺利。据贝女士介绍,家人先后聘请了三批律师,都是上海当地律师。但律师都被有关方面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并且不得向家属透露案情。
贝女士说,在案件侦查期间,她就让律师前去会见,但办案机关以律师会见会妨碍侦查予以拒绝,所以整个侦查期间都不许律师会见。尽管家属质疑这是否违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屡次到信访局投诉,但都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到2021年8月中旬,案件转交检察院后,在家属多次催促和恳求下,律师才于9月29日第一次会见到阮晓寰,而此时距离他被抓已过去近四个半月。律师会见阮晓寰后,向贝女士透露阮晓寰已认罪。贝女士追问是认行为事实还是认罪认罚了,律师却含糊其辞。2021年10月1日,贝女士给检察院写信,对案件的定性表示质疑。
2021年10月1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2022年3月,因上海疫情管控,案件审理被“中止”。到2022年六、七月份,上海的封控逐步放开,但家属被告知审理仍处于中止状态。阮晓寰年迈的父母(86岁的父亲和76岁的母亲)曾给法官打电话,恳求尽快恢复审理,不要停滞在无休止的中止状态。收到的答复却是:“现在疫情还没过去啊…” “而且积压的案子很多,不是你们一个案子,你们要耐心等待。”
“难道疫情不过去,案子也就一直是中止状态吗?”贝女士对此感到不解和气愤。一直到2022年12月,全国都放开封控时,此案仍未恢复审理。
时间进展到2023年2月7日,此案突然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当天,律师致电贝女士,通知她丈夫的案件将在三天后公开宣判,允许家属到场。但荒谬的是,此前的几个月里,没有任何人告知家属,此案已恢复审理。贝女士隐约知道2021年12月左右本案已经开庭审理了,但不知开庭审理了几次,也不知道是什么程序将审理久拖不决,后又遇疫情原因“中止”,使整个一审历时长达一年四个月。
由于公开宣判的通知太突然,加上年事已高,阮晓寰远在福建的父母无法赶来。宣判当日,只有贝女士一人作为家属到场。听众席上,同时还有五六名公安人员。
“一个痴迷电脑、热爱读书的技术狂”,父母眼中“正直的孩子”
案发近两年来的时间里,阮晓寰的家人一直对外保持低调。贝女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家人原先根本不知道他的博主身份,也不了解他具体写了什么,难以判断案情情况。同时,也担心对外声张会得罪司法部门,不利于判决。
如今,一审判决书的语焉不详加深了贝女士的疑问。在她看来,判决书隐瞒了很多信息。其中包括,判决书里并未列明阮晓寰具体写了哪些煽动颠覆国家的文章,甚至连他的个人博客号都未提及。
这让她意识到,她“一定要去了解他们到底想要隐瞒什么?”她希望能捋清案件的前因后果。但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在2021年丈夫被捕的当天,她的华为MateBook、苹果手机等曾被警方收走,并索要了密码,用于“检查”。过了几天后警方才归还她,并警告她:用MateBook看视频没有问题,但不能用来上“敏感”网站。这让她怀疑自己的MateBook、手机等通讯设备时刻处于监控之下,甚至家中可能都有窃听设备。为了避开监控,她只好去网吧上网。
通过网络,贝女士才最终确定,丈夫就是媒体曾报道过的于2021年5月失联的“编程随想”博主。她想起,办案的警察曾经告诉她,阮晓寰写过700多篇博文,“其中100余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她也想起,丈夫喜欢一部名为《V字仇杀队》的电影,那里面有一位头戴面具反抗极权政府的自由斗士,即“V字怪客”,也是“编程随想”敬佩和崇尚的。时间、发文数量、写作的语气、价值观等的完全吻合,使她确认了丈夫的博客身份。寻找丈夫的网络身份的这个过程,也解开了困扰贝女士近两年的谜团,她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日常生活之外,还有这样的一面。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他遭受的待遇),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判他这么重了。” 贝女士说,当她终于确信,自己的丈夫就是“编程随想”后,曾忍不住在网吧里失声痛哭。
在妻子的印象里,阮晓寰一直是个痴迷电脑、热爱读书的技术狂,“与政治并没什么交集”。
贝女士回忆,虽然本科学的是化工专业,但阮晓寰热衷于钻研电脑技术和软件开发。在上大学时,他就与室友集资买了一台电脑,轮流上机来练习。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学习电脑,他不惜放下专业课,趁室友白天去上课时在宿舍上机。因为他的勤奋好学,早在大一,他就因出色的计算机水平成为年级的传奇人物。同学们但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计算机问题都会来问他。而他不仅一一解答,还专门组织每周二晚上给同学答疑,助他们备考计算机能力测试。
在阮晓寰父母的眼中,儿子从小就很正直,并且乐于助人。“小学二三年级时,他连在上学路上捡到钱都要站在原地等失主。怕上学来不及了,才去学校,把钱交给老师。”这是父母对儿子的记忆。如今,身为退休大学教授的父亲已经85岁,母亲也已经76岁,老两口担忧着儿子的安危,日夜难眠。
而在妻子眼中,正是因为大学期间,阮晓寰身上表现出的那种淳朴正直、乐于助人和博学又钻研的特质,吸引了她,最终才让两人结为伴侣。
曾辍学投入软件开发 辞职后认定“无偿和开源是更大贡献”
据贝女士介绍,大学期间的阮晓寰虽然是自学计算机,但不凡的技术却让他备受学校计算机系教授的青睐。大三时,他开始为校产的软件公司开发程序,还以跨专业“特聘”的身份加入了计算机系教授的研发团队。甚至,教授还专门致电阮晓寰父母,问他们如何培养出这么优秀的“苗苗”。大四时,他因投身软件项目,没有完成化工系的毕业环节,面临无法毕业的情况。尽管教授建议他转到计算机系,并承诺只需多学一年就给他计算机系的毕业文凭,但他仍然选择辍学,全心投入到软件开发中。他认为,对掌握日新月异的技术而言,时间远比文凭重要。
辍学后的阮晓寰凭借过硬的技术在各大网络安全公司崭露头角,很快就从程序员一路晋升至项目经理、技术总监、CTO。2008年,北京启明星辰公司承接了奥运会信息安全系统的项目,当时阮晓寰是公司的研发总监,他也因此成为奥运会信息安全保障系统的总工程师和项目负责人,因他“带领研发团队高质量完成了奥运信息安保任务”,也受到公司的表彰。
2012年左右,阮晓寰为了能有更多时间钻研自己感兴趣的前沿技术选择离职。辞职后,他把“工作”地点从公司搬回了自家书房,开始独自研究,无偿开发开源软件。在他看来,无偿和开源是为社会做更大贡献的方式。编程、看书、看新闻,除了吃饭和每周定期出门骑车外,他几乎舍不得出书房。在贝女士看来,离职后的他甚至比工作时更忙。“就连我平时叫他出书房吃饭,他都要发脾气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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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工作狂”特质也在“编程随想”的博客中得到印证。2017年11月的秋天,阮晓寰的过敏性哮喘发作。由于接受激素药物注射引发全身性红皮病,病情严重,医生建议他直接住院,但他坚持回家卧床休养。贝女士当时并没多想,以为他只是不喜欢医院的环境,便同意了。卧床没到十几天,他就让照顾他的母亲把电脑搬到卧室床上。如今贝女士才知道,就是在患病的那段时间,他也没有忘记更新自己的博客。
“想起来我都很难过,那段时间他真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我甚至害怕他会突然出意外。”而同一时间段,编程随想的博客发文中,每次都道歉“最近太忙”发文慢了些。回想起丈夫的执着,她不禁有些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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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女士心里,阮晓寰非常理想主义。据她介绍,他对认准的事情十分执着。长期从事网络安全工作培养了他在意细节、追求完美的严谨性格。另外,他博学多识,平时喜欢读书,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阅读量极大。甚至有时他还会因为懂的多而有点“张狂”,会给人开书单,有时还会责备贝女士不看他推荐的书。“他碰到聊得来的人会滔滔不绝,对事情穷追到底。但如果发现对方不在一个层次,就慢慢不谈了。”
一个“科技狂人”为什么会关心政治?当丈夫出事后,回望过去时,贝女士才想到,根据阮晓寰的价值观和性格,这其实并不奇怪。
她说,在多年共同的生活中,她一直能感受到他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并且热切渴望不公正的社会现状会有改变。“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情怀、又爱国的人,他会这样也不难理解。”她说。
据她介绍,阮晓寰一直对社会时事保持着关注。她记得,他曾批评国内癌症治疗的高昂收费,而且不少医疗治疗方案只考虑经济效益,不人性化。他的母亲则回忆,他上小学时,就曾说自己担忧环境污染影响人类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阮晓寰的成长经历,从他的博客中也可以一窥端倪。据“编程随想”的开博介绍显示,他在2009年1月15日建博之初,只是想分享一些编程和技术研发的经验心得。但他的心态在几个月后发生了转变。2009年6月11日,阮晓寰在博客中发表了一篇博文,题为《是该写点技术以外的东西了》。在这篇文章里,他写到当年(也就是“六四”二十周年)五、六月份,当局一连封杀了多个外网,如五月封杀BlogSport、六月封杀推特、必应等。尽管当局早在1998年左右就开始启用防火长城,但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封杀,还是让他感受到技术企及的自由空间正被极速压缩。
他写道:“从这个(封杀)新闻来看,似乎‘伟光正’(指代当局)觉得设立在互联网国际出口的 GFW(防火长城,Great Fire Wall的缩写)还不够爽,还想更进一步:在每一个人的每一台电脑上也设立一个 GFW,把一切信息都牢牢掌控在党的手里。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那大伙儿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也许正因无法容忍技术被用来进一步打压自由与人权,加上性格里的正直和较真,他“不想再保持沉默”,决心反其道而行,“写点技术以外的东西”。此后,他开始利用专业知识在博客上教网友翻墙上网、隐匿身份,揭露被封杀的新闻和数据,分享各类书籍,撰写大量政治评论。从“刘晓波获诺奖”到“六四”纪念,从“茉莉花革命”、“709大抓捕”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再到新疆棉和武汉疫情,近十年重大的社会事件及运动,几乎都留下了他评论的印迹。直到2021年5月9日,也就是他被捕的前一天,他仍在分享《论民主》等政治书籍。
“看到这些的时候我非常后悔,我觉得自己应该早点学会翻墙,就能早点知道他的身份,一审请律师时就会更有方向,就不会让他受这么长时间苦。看不到东西和看得到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能体会到我老公做这些的意义了……”贝女士说。
妻子法庭上看到他求助的眼神,父母担心“等不到他回来”
时隔一年零九个月,2023年2月10日宣判那天,贝女士才再次见到了丈夫阮晓寰。
由于法庭要求佩戴口罩,她只能看见他鼻梁以上的部分。与上次见他相比,眼前的他变得满头白发,瘦得惊人。“虽然被抓之前,他也有白发,但(那时)是白发夹杂在黑发里面,现在却是黑发夹杂在白发里面。”她如此形容,“我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瘦的一个状态,从来没有。再怎么辛苦也从来没有。”这与此前一审律师向她描述的“他状况很好”截然相反。她为此心痛不已。
庭审结束后,阮晓寰被两名法警带走。期间他不断回头用眼神向贝女士求助,眼里流露着饱受不公的苦楚。看到此景,贝女士忍不住隔着口罩轻声说了一句:“上诉”。
“我当时觉得我就是唯一能救他的人。”她说。
丈夫在法庭上求助的眼神让贝女士无法释怀,另外,一审判决书对丈夫行为的认定,以及一些明显的错误,则让她强烈地感受到一审司法不公。判决书里连阮晓寰发表了哪些言论是“煽颠”都没有列出。她告知NGOCN,判决书证物里提及扣押的苹果手机并不是阮晓寰的,而是她的;判决书中提及的那部小米手机坏了,一直放在客厅,无人使用,且两部手机在被搜走几天后都已归还,并不存在扣押一说。此外,阮晓寰也没有华为笔记本,只有华为手机。被搜走扣押的两台戴尔笔记本电脑却都没在扣押证物里列明。
她表示,“(举证)如此草率,家属不得不质疑他们对证据的严肃性、真实性、取信程度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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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判决书上写的“辩护人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也让她质疑一审代理律师是否尽责。丈夫被捕后,她花了大量时间自学刑法等法律知识,明白当事人认罪利于减刑,但却无法理解律师为何“不持异议”。“律师应该根据法律事实和证据做他应该做的独立辩护。如果对起诉的罪名和事实不持异议,那辩护体现在哪里呢?”此前,她就怀疑上海司法机关对本地律师施压,她决心要将二审律师换为更有经验的外地人权律师,为丈夫争取公正的司法判决。
2月20日,贝女士与两位北京人权律师尚宝军与莫少平签署辩护委托协议。然而,她的委托并不顺利。就在前往北京签署律师委托书的前一天,她就受到了公安人员的上门围堵和约谈,警告她不要和莫少平律所签辩护委托。事后证明,即便成功签署协议后,其辩护工作也遭遇重重阻挠。
3月9日,尚宝军律师在一直无法联系到承办法官安排阅卷的情况下,前往上海杨浦看守所申请会见阮晓寰。此次会见遭到了拒绝。尚律师被告知,上海高院指派了两名法律援助律师,后查实包括一审辩护的陆律师,及其同一律所的另一名律师。尚律师曾向媒体表示,这是当局常用的“占位”之举:由于每位当事人至多可有两名律师,指定两名法援律师可以阻止家属聘请的律师介入。
为此,贝女士多次致电承办此案的上海高院须梅华法官,要求其撤销法律援助,或是提供阮晓寰在知道家属已另外委托尚、莫2位律师的情况下,仍选择法援律师的书面证据。除此之外,她不断通过12368沟通法援占位要求纠正,还向12309中国检察网、上海高院督查室投诉。然而,这些诉求或是遭到推脱,或是被称转交相关机构,或被告知不在受理范围内,目前都未得到任何正面答复。3月23日下午,她到上海高院信访接待处,投诉须梅华法官侵犯当事人合法辩护权益,要求撤销法援,在她的坚持下,接待的法官做了记录并投诉到刑事厅厅长。3月28日的上午,贝女士再次给须梅华法官打去电话,但没有被接通。
“作为家属,我们一直非常配合司法机关,但现在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家属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这个判决是合法合理的吗?”贝女士质疑。当下,她最重要的努力方向是让法院能撤除“官派”的法援律师,允许家属委任的律师做二审辩护。她呼吁,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案件。 她说,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问题,家属强烈质疑。现在是上诉二审阶段,她会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二审司法公正,让丈夫尽早恢复自由。
阮晓寰年迈的父母也为儿子呼吁:“我们不理解,曾经对国家做出这么多贡献的青年,只是发表了些对腐败与现实不满的看法,就被这样对待。他只是想国家更好,人民更幸福。这样的判决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年事已高,担心等不到被重判的独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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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距离阮晓寰被抓已过去近两年。在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重刑的消息传来之后,他的“编程随想”博客下,涌入了许多网友,他们感谢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并为他祈祷:“不求你再发文,只愿你平安。”“希望迎来最终的黎明。”
她的妻子则在为他的健康担心。法庭上他瘦削的身影和求助的眼神一直萦绕在她心里。“我希望他能早一天回到家中,让身体慢慢恢复起来。”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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