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玮平：律师会见的“商业模式”

常玮平：律师会见的“商业模式”

原创 常玮平 绿4岛 2019-09-25

常玮平：律师会见的“商业模式”

文／常玮平

前几日在上海，律师朋友餐聚，席间，吴律说，次日一早要去浦东会见，五点就要出发。

我对律师会见排队这个事是有体会的，但一般若赶不上第一波，等一等，捡个漏，大体也能见上。不想魔都之先进高端，竟如此窘迫。蒋律说，五点多去也不一定能排到三十号以内，有时起个大早只能拿下午的号，一整天就没了。

王律说，这都不算什么，北京更麻烦，有的两三点钟去看守所门口排队，据说还有京师所的律师，为排队起争执，大打出手，最后以故意伤害罪被起诉到法院了。这哥们也真可以，去看守所本是为了工作，就地进去了，变成了生活。

律师是期待中光鲜亮丽的职业。有买几十万的车就为见客户时开的，平时这“油老虎”只能静卧车库蒙尘；也有全国各地赶场各种研讨，就为了和名流时宠合个影，摆在办公室以彰显人脉；即便是完全不高调奢侈的，也多少备着个几千上万的西装、公文包，人靠衣裳马靠鞍嘛，无论如何不能让客户瞧不起。只是，这种高逼格的卖家秀，遇到了冰冷的看守所，马上就被打回原形。只要中国的律师会见制度还是现在这样，只要人类还要亲自吃喝拉撒睡，多牛逼多金贵的律师，到了看守所，都得候着。

律师又是计时收费的职业。哪怕是按件收费，能收多少件，也跟每个案子耗费的时间息息相关。考虑到一般看守所都远离市区，到了看守所经常又要排队，留给正儿八经跟当事人交流的时间就更不多了。我曾郑州三看会见。那边是一口气放所有人进去，然后每个会见室外面都有律师在等。你当然可以慢慢谈，但外面的那哥们也可怜，在下班之前，一般也尽量给留半个小时让他见一见。本来很高大上的事儿，到最后，僧多粥少，皮厚馅少，包子成了馒头，依然吃不上一口，而律师也妥妥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体力劳动者。

这样的困难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但似乎大家都只竭力腾挪，没人说什么。早上五点不行，就凌晨两点、一点，长此以往，很快，帐篷成了律师的必备品，看守所门口成了最繁荣的宿营地。

当然，看守所也在努力。一方面，有些地方可以网上预约会见，广州等地也允许周末会见，另一方面，也愿意在律师自己情愿的情况下，安排在警察提审的房间会见。但这显然治标不治本。警察案子也多，还想借律师的会见室呢。跟律师唯一不同的是，律师正会见，警察来了，看守所经常中止会见，把人转给警察，却从来不见警察礼让律师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直接的措施，当然是建更多的会见室。会见室花不了几个钱，而且看守所的办公楼，很多建得高大威猛，和矮矮小小的会见室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并不差钱。这其中的逻辑，怕是既没把律师当自己人，也没把会见难看成顶天的事儿。

当然，最好的解决方案，还是要考虑，是否可以不将嫌疑人、被告人“垄断”于一处。换言之，可不可以换个地方，比如在家里，会见？中国的刑法、刑诉法，其原则上，并不鼓励毫不区分的把嫌疑人全薅进看守所，从刑法的无罪推定和谦抑性来讲，也应该尽量取保候审。在中国，亟待降低畸高的羁押率，除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所有律师会见难的问题，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作用。

一、防止酷刑。比之现行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看守所至少是要规范一些的，但老虎凳坐久了，总之是种折磨，也必然是侮辱、不人道，而违反反酷刑国际条约的。另一方面，不羁押了，不容易让人开口，只能让证据说话，有利于警察和检察官逐步提高办案质量，告别“口供为王”的蛮荒状态。我们总之要实现更高层次的法治，即便一开始不适应，但最终适应之后，会发现这样对所有人都好。

当然，如果一时降低不了羁押率，从操作层面，也可以考虑商业化运营。

如果经常会见，你会发现，律师会见的“商业模式”，和旅店业也差不多。吉林四平看守所会见，出示证件办手续，完了给一张房卡，上楼刷卡开门，插卡取电，出门拔卡断电。区别只是“开房”是为了会见，不是为了住。不过话说回来，这年代，开房纯为住的也少。

如此，看守所要是办不好会见业务，可以考虑外包。把给办理会见人员的财政经费用来政府采购服务，我相信一定会有民营资本多快好省的把这个事给办了。实在不行，也可以允许律师众筹或者律协出资的形式，盖一些新的会见室。这笔不动产投资，从一开始就保证了“客源”，而且郊区的土地便宜、升值快啊，真是一举两得。

那些视时间为金钱的律师们，算盘一打，应该会立即露出舒心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