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后，我可以去哪儿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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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 10 月 17 日，我已经回到上海 10 天了。我住在浦东，偏远的山姆附近，属于上海的外环。这里不太像上海，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上海小资腔调，小区外围是五金、门窗、摩托车店，还有一块待开垦的土地，但人们守秩序、讲礼貌，穿着得体，这里的的确确就是上海。

这 10 天里我和男友去过一次淮海中路，我们已经忘记过去这条街道的周末是怎样的，路上的依旧人来人往，有人牵着小狗走动，三五成群时髦的年轻人到处都是，人少了许多吗？不记得了。两旁的梧桐树和往年一样，这个时节树叶都慢慢发黄，零星落下一点，不过在这条路上，过一会儿就被扫干净了。

当我恍惚地以为这里没什么不同时，“请扫场所码。”商店门口的保安“命令”我们——当然，我知道这是他的工作。毫无感情的声音，“绿码，核酸72/48小时有效”，无法知道我在何时授权过微信可以在大庭广众播报出这些。进店之后才觉得商场比之前冷清一些，nike旗舰店里的试鞋凳上以前都坐满了人，现在连在这些鞋子旁驻足的顾客都少见；印象里niko and.....周六下午试衣间都是排长队的，服务员对着一楼试衣间门口4个排队的女生说，二楼有空位，需要的可以上去。看上去人流量不减的是咖啡店，太阳一出现，周末的咖啡店里都是人。

回到上海的第 5 天，我去一个时尚杂志的办公室面试—— 6 月上海解封，我刚好辞掉上一份工作，男友的公司也一直迟迟未恢复线下办公，我们决定暂时去别的城市换换心情。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需要马上找新工作的紧迫感，封城的日子让我想逃脱出秩序放松下来，觉得今年的时间还有还多，更何况我们当时去的是小城市，心想花费少，没给自己太多压力。但当下一回来，看到地铁站、公交站上下班的年轻人，他们跨着包，脚步匆匆，毫无表情，我又觉得我必须也得马上找到工作重当奋斗年轻人。

面试地点在浦西。坐车去的路上，沿街就看到了两个小区处于隔离封锁中，大门口放着五层高的白色货架，供外卖、快递送达。出隧道到浦西，上高架，一路畅通无阻。司机是 6 月之后来上海的，他说在几个月高架上堵车的情况不多，但这些天确实车更少，因为许多人又去隔离了。

公司所在的街区叫陕康里，光是听名字，我差不多就知道是一个旧街区改造的地点，而且一定会保留一些旧风情的墙面建筑，混合新式的摩登设计。上午 10 点 35 ，我到达这儿。车停落在陕康里对面，都还是里弄居民区，隐藏在第一排后面的一栋二层小楼屋顶是尖的，玻璃是彩色的。弄堂楼栋之间被各家伸出的晒衣杆填满，有老人在一楼的水池旁洗衣服。我脑海里有个声音说，噢，这才是我以为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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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康里是一个开放街区，门口就是一个拱形门柱，但是现在摆放了一个小桌，拉起了红线，一个保安守在门口，又是扫码。也许是我去的时间太早，这里的人们都还没上班，只有一家咖啡店门口坐着一个外国人。我在陕康里里走了一圈，复古的红墙与现代灰墙拼在一起，还保留了一栋租借时期的教堂建筑。有一栋建筑外观做了一些田字格设计，密密麻麻的正方形小孔填在一整面墙上，我看到宣传图上印着夜晚的样子：这些小孔会变化着发出光亮。这里被居民区环绕，虽说是新改，但都是低矮的建筑楼，反而被附近的电梯居民楼衬得更加复古又现代了。

这里的餐食店基本就是咖啡、西餐、就把，陆陆续续有人走进街区来，挎着包，拐进这些墙后的办公室里。很容易就可以见到打扮新潮的人，发色很浅，裙摆很长，有的人穿得一丝不苟的精致，有的人是那种精致的潦草，我会有些羞愧，更加觉得我怎么可能去时尚杂志上班呢？上海的平均时尚水平我都达不到，我只会T恤加休闲裤，背个帆布包，一些时尚品牌的名字我即便看见了也念不正确。

路过一些在一楼的公司，可以透过几面巨大的玻璃看见里面的人，办公空间简洁又具有设计感，有人坐在工位上，面前一台苹果电脑，旁边散落着几本英文书，我更加觉得这里不是能容纳我的世界。我数着时间等 11 点到来，与朋友发消息说，我不行，真的不行，心里打退堂鼓，但还是深呼吸一口气说，好的，我再坚持一下。

刚走进陕康里时，我拍照给男友看，说像小新天地。我特意还在小红书上搜了搜这儿，许多人把它列为魔都新晋拍照打卡点，不过他们的照片里是热闹的，沿街的商铺都开着门，餐食店门口像一个小集市一样站满了，不像我看到的有许多门面都是空的。也有人专门来这儿的咖啡店打卡， 看到有在这儿工作的人说中午午休就在一些露天的位置上坐着。有人说这儿拍照出来就是小欧洲，也有人和我同样的感受，小新天地。

男友以为我只是经过这里，过了很久才问我，你到面试地点了吗？估计在他的想象中，我更加适配的工作也是像一栋居民楼那种，朴实、普通。面试我的人感觉对我不是很感兴趣，在自我介绍完之后，会问我对时尚、娱乐的了解，对方应该能听出我难为情的语气，我确实没怎么关注过。面试结束时，我对负责的hr说，我有个朋友可能更擅长，感觉她比整个与我面试时更有兴趣的样子。结果不用说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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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海解封后，我先后去两个城市呆过。因为解封之后，上海在我眼里还是处于停摆的状态：去哪都需要 72 小时核酸报告、许多店铺仍然没有恢复营业、堂食被禁止、只要有1例新增每个人都人心慌慌……我和男友决定暂时逃离这种情况——我在 5 月辞去了工作，他们公司一直没有通知回去上班，继续远程。

隔离在家时，外婆时常与我视频，最关心的当然是我的食物是否充足，其次就是催我马上回湖南。她住在靠近长沙的一个村子里，夜晚摆一把木椅坐在大门前，总是看到飞过的飞机闪着的红灯，她会问我什么时候坐飞机回家。当她和我视频时，会展示最近从田里搬回来的南瓜、冬瓜，一团团地窝在墙角，与我在超市里看见的农产品不一样，是灰头土脸的，但十分硕大。

我总是通过她屋前装的摄像头远程看她和外公在做什么，在门前晒辣椒，花生、摇井水、戴着草帽挑着扁担，里头不知道装了什么，压在肩头，走路左右摇摆。有时我中午会在摄像头里喊她，她就拿着碗出来，坐在门前吃饭，眼睛望着屋前的农田，有一搭没一搭和我聊几句。无一例外，每次都嘱咐我不要在上海呆了，她说世界快到尽头了，快回来与家人呆在一起更加安心。老人有一套自己的处世思维，虽然她获取外界信息的途径仅靠新闻联播与地方新闻台，还有一些健康小课堂公众号。

6 月 25 日，我和男友在反复确定好回家不需要隔离后，带着两只狗两只猫一起回到湖南。一共 1078 公里，我们用了 14 个小时，经过江西时，有一段男友睡着了，我看到鹰潭、宜昌、樟树这些地名，想到自己曾去过这个出差、做采访，以报道的借口得知了许多受访者家里的故事，后来用文字写了出来，得到许多关注量，那篇文章给我带来了一笔奖金。我想到那时的我自己很满意，觉得我做了件又专业又对的事情。

但走在这条高速上，一直盯着这一段笔直的灰色水泥路面时，我开始怀疑自己，用力去挖掘一个“故事”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既无法帮助受访者，也无法呈现出某种社会现象，到头来，似乎只有我在受益。我看到远处的山上有一团云慢慢被吹开，心里想能不能把我的想法吹走，不想承认我的那点盲目与虚荣。

这次回家是我第一次有了“返乡”的感觉。我工作第四年了，以往都是过年或者是长辈的生日时回来看看，很短暂的停留，那种回来的感受是，我就回来看看，有种很骄傲的姿态——我在外面长期地生活、工作，等于我混得还可以，我回来放松一下，我觉得自己已经属于大城市。

我们一车的行李，再加上宠物，是想着要回家呆上一个月的时间。在出发前，我还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外来者的姿态。当真正快靠近家时，我开始焦虑，要在家住这么长时间，我该怎样去生活。家乡没有话剧、舒适的电影院、安静的展馆、可以碰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活动……只有没有尽头的江水，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去散步。

当我这样去想时，我很羞愧，我对于生活的理解是这么浮于表面。有一段路程是不断地穿过一段又一段的隧道，我很讨厌从反复从隧道口出来见到亮光，眼睛适应了，又要进入隧道的感觉，会让我不自觉地用手指扣紧方向盘。我觉得这几年在外的生活也是这么的不受控制，我开始回想，这么几年我到底留下了什么，车上的所有东西似乎能说完我的经历：养了4只宠物，一些在我妈眼里上不了档次的衣物、一台让我码字、工作的电脑，消磨时间的书与羽毛球拍，还有这台租来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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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在湖南是呆一个月，想着在家要把前三个月没吃的、没玩的全都补回来。6 月的湖南是酷暑，白天热到街上没有人，连商场都是冷清的。每天中午，我和男友出门遛狗，两只小狗有时被地面烫到跺脚，走在路上耳边是巨大的蝉鸣声，鲜少有人出来走动。

回湖南我和妈妈住在一起，她今年 47 岁，一个企业普通职员，还差 3 年退休，身边有些同岁数的同事提早内退，但我妈觉得退休后没什么事可以去干，就还是先熬着。不过她不用每天去单位，早晚去打卡，有事就去一趟，平时更多的时间是和朋友呆在一起打麻将，她和我说她其实也不想每天打麻将，但实在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早几个月她想去广州找亲戚学收藏钱币，刚准备出发， 广州出现疫情，搁置到现在都没有再次启动。去年她在小区里找了个瑜伽老师，每周去一次；三年前她参加了一个线下摄影班，有时周末就跟着去长沙或者周边的风景区拍照，但这些都不足以填充大把的闲散时间。她希望我做个生意，然后能帮着打下手 。

平时她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家，吃饭就去麻将馆，在家时她基本也都是呆在自己的房间，客厅的灯都很少亮着。家里的电视常年不开，有次回家她发现电视是开着的，吓得晚上睡不着，朋友让她出去睡，她又给自己壮胆子说，这是我自己的家，我不怕的，现实情况是，这么些年她床头柜的书里夹着一把菜刀。

现在我回来了，还带着我男友，她很兴奋，到家的当天她就备好了小龙虾、啤酒，白天打电话找人买好猪油——炒青菜时要用猪油更香、鱼——必须得是河里钓上来的鱼，肉质更鲜美、包点——要是认识的人做的，保证肉的品质、香肠和腊肉等等。

她决心在这段时间要把我身体养好。我出去工作快 4 年了，在我妈眼里，我每天吃的食物都是垃圾食品，工作日就是外卖，全部都是不干净的油和肉，周末是火锅、烧烤，每次和我视频，她都说我脸上血色不好。

从小我爸妈对我的期望就是去大城市。我爸妈都出生在农村，之后外婆做生意，带着妈妈去了县城，等到我妈开始工作了，她去到现在所住的城市，在郊区的一户人家租到一间小屋，80 元一个月，房子里唯一的物品只有一张竹板床。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把所有人的茶泡好，地拖干净，晚上离开时也整理好整个办公室。之后结婚，每个月发工资就东拼西凑借点钱买件家具。小时候守着我妈打麻将，我在旁边说，赢了钱就给我买个新牙刷。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爸买的一个小小的黑色 MP3，晚上 12 点他才回家，我和我妈睡着了，他喊醒我们，给我们一人带一只耳机，放了一首《2002 年的第一场雪》。

所以我妈常对我说，你外婆带我从农村去到县城，我们带你从县城来到城市，你要带着下一代去到更远的地方。毕业找工作，我从未考虑过家乡省会长沙，一个劲地投北上广，我心里的想法和他们一样，我要去一线城市，在那里定居，做一个大城市的人。

但从 2020 年开始，我每次回家妈妈都会问我，要不回来算了？她去看了亲戚在长沙买的房子，190 平大平层。客厅两面都是玻璃，中央空调，她特意带我我和男友一起去参观，我们一进门就被冲击到了，去到小侧卧书房还有一面朝南的落地窗。参观完的第二天我们回到上海继续工作，到达我们 50 平的出租屋，只有两扇窗，晒衣服要伸出去搭在铁架子上，我们说，梦想生活和现实的差距就像房屋大小，有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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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友在湖南报名了驾照考试——即便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开车考试，但在小城市做事的特点就是万事最好找个熟人推荐，我妈打电话给她常去茶楼的老板，说起听他说过有个驾校朋友，老板打电话给这个朋友，朋友再推荐了一位教练，一层又一层，教练与学员终于搭上了桥。

早上 8 点，我送男友去驾校报名。教练一直在与我联系，——因为教练习惯说方言，连普通话里都夹杂着一些本地人才能听懂的俗语。驾校位于老城区，一些小路都没有划车道线，路边都是拿着竹篮子摆摊卖青菜的小商贩，许多人挤在马路上，米粉店里冒出热气，门口摆着桌椅，夏天大家都愿意坐在外面吃。

在老家吃早饭也可以变成一种聚餐，和朋友时常会约着早起吃米粉，吃完就在路上闲逛走回家，又或者是散步消食继续下一顿。我一个人吃米粉时就需要与人家拼桌，8 点的时间会碰到上班族，几个人到了公司来附近吃个早饭，我偷听到许多他人的日常，小孩最近成绩进步了、昨天去美容了、昨天晚上江边有人放烟花，我想这是不是高效地代替了一些下班后的社交。

驾校在老城区，还住在这里的人都互相面熟。从驾校也能看出我长大的城市多么小，男友从驾校出来拦了辆出租车，司机问他驾校教练是谁，说出名字后能马上连接起来这个人，还说他教得很好，人也很温和。他回忆起这位教练已经在驾校干了 20 多年，不过现在进步了，变成夫妻档，两个人都是教练，轮着带学员，男教练带着教学，女教练监督练习。

这附近我也只是在高中毕业考驾照那段时间来过，读小学的时候常听人会提起这一块的地名，都是用一个国有军工企业的名称代替。企业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是军用装备的研制生产基地，企业的办公大楼上写着“XX集团”，同时配备了小区、体育馆，那一块的电影院也都是以企业名命名。到现在，人们提起那一片，直接说的企业名。

以前大多数驾校都是在那一片，因为之前市内的公交总站在这边，方便开大车的人们报考。老城区和 10 年前我在这附近读书时好像没有太大变化，楼房都是低矮的，玻璃门窗都是蒙着灰的，似乎连附近的人都没变，都是我可以喊叔叔阿姨的样貌。现在许多驾校都迁走了，搬到新的工业制造区，人们现在提到这儿都会加个“老”的前缀，老步步高超市、老党校、老体育馆……

朋友A的爸爸一直在这家大企业工作，我们也从来不会问具体做什么的，只是隐约会感觉到应该是个领导，因为这位朋友做事情很有做派——每逢过年所有朋友聚会，A 一定会买单。A 去了国外上大学，回来后在广州上了一年班，还是回了老家，现在就在这家企业上班，每天固定时间上下班，不过时常要在下班时间接送领导。

父母那一代的好生活就是在这里工作，国有企业铁饭碗，又是一个大企业。90 年代我爸开始参加工作，也是一个国有单位。大约 15 年前，城市里的桥梁是要收费的，我爸的工作也和这个过路费紧紧依靠在一起，之后改革，要取消收费，企业开始裁员。我爸被裁退的速度还没赶上取消收费的变化，他开车带我们过桥，因为不再是员工，所以他需要交 1 块钱，有时碰到熟悉些的老同事就放我们走，也有几次被卡在关口那儿，我坐在后座，觉得很窘迫。

我印象里我爸被辞退是我小学快毕业时，再次找到一个固定工作是我读大学了，中间的那些年就是到处接零活，没活的时候在家做饭。父母虽然看着一些铁饭碗的企业兴起又没落，比如辞退我爸的单位，那时候所有人都想留下来，过了很多年，留下来的人被分配去做了城管。我爸提起这个单位是唾弃，但对于我的规划，他们始终也是觉得要去大公司。只是他们可能也没注意到，当我们在老家看到那家大企业时，是在江边，望着远处烟囱里冒出的白烟，会问那是哪儿，不是像 20 年前一样，做什么都要去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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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老家的朋友并不多。有一个高中同学 A 在妇幼当财务，听上去是一个清闲的坐办公室工作，其实包含着很多夜班，整夜坐在结算中心的玻璃窗后，有时是急诊挂号，有时是办理入院手续、给人盖出院结账单……一些繁琐又重复的工作。

她说这样的生活很没有意义，无法想象要以后是怎样的。大学时她在长沙一所以财经为强项的学校，毕业时家里找了关系才进的妇幼。我们一起出来吃火锅，还有另一位朋友 B，她们俩在同一个大学上学。B在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一年，回来考上了一家银行，就在家里小区门口，每天走路去上班不超过五分钟。上班的第二年得到暂时借调去北京的机会，住在遥远的顺义，折腾一趟到北京城里玩不如坐飞机回湖南看男友与家人，就每两周回来一次。

三年前她刚从英国回来还在找工作时，我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她去找我玩，有一个周五的夜晚我工作直到天亮才回家。她在我的合租房里呆了 3 天，厕所与厨房都是公用的，房间里放了床、衣柜、书桌后，没有地方让人可以走动，我们聊天时坐在房门后的空间，一扇小玻璃窗打开望见的也只是对面楼栋。她和我说她过不了这样的生活。现在她借调结束，申请到了长沙的分行工作，住在离办公点 10 分钟的小公寓里，下了班可以约朋友在解放西路上吃饭、散步，周末回家看父母也只需 1 小时。

A 和 B 都说羡慕我的生活，她们用“潇洒”形容，因为我好像一直在变换居住的城市。A 对我提出了更为实际的问题，我是怎样不听从父母安排到现在能自己过活的？我和她有相似的经历，毕业时家里安排了一份有着稳定未来的工作，和我学的经济专业挂钩。我被逼着去那个公司参加面试，着装要求是正装，我连一件像样的白衬衫都没有，最后穿了一件上面有挖空设计的衬衫裙。在面试的会议室里，我如实告诉负责人，我对未来没有规划，只是知道不想单纯只是找份稳定的工作。

面试结束后，我坐在办公楼下的 711 里吃饭团，下午四点多，已经陆陆续续有人从楼里出来，下班了。当时还未找到工作的我，也有几秒钟后悔，是不是太不珍惜这份工作机会了。A 没有太反抗家里的安排，和我一样，她妈妈也说出了不听话就断绝关系的气话， 最终还是趋于接受，就这么1年、2年、3年过去了。她说了许多羡慕和佩服的话语，也在重复说，因为我学历好一些，所以才更有勇气抗拒家里的安排。B 的羡慕更多像是我们看网上一些到处漂泊的人，有那么几个瞬间似乎向往他人的生活，但实际选择下知道自己拥有的其实更富足。

很巧的是我在老家的几位女性朋友和 B 一样都在银行工作。我的高中同桌小X是 2021 年重新参加工作的，她在长沙读一个普通本科，专业是财务，大三时横跨长沙从东到西去实习，经常去一些现场清点物资。本科毕业时她投了很多家简历，那时候收到万达的面试通知时，她还特意去查了万达的股票代码，和朋友说起都有提到去一家上市公司面试。

后来她去了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同事与她住同一个小区，每天早晚都能有顺风车回家。我读研放寒暑假回家就会在 5 点半准时接她下班去吃喝，工作 1 年后，我们有次一起玩手游，她突然咨询我考研，紧接着开春就在看书，她后来和我们说是觉得那样的日子太没有劲头了。目标学校是广州的一所 211，后来因为那一年报考人数太多，水涨船高，往年很有竞争力的分数在那一年只能吊车尾进复试，最后去了北京一所普通院校。

小X在北京读书时我也在北京工作，但我们也只在那儿见过不到 5 次，一是因为北京实在太大，二是只过了一个学期，疫情就来了，四分之三的研究生生涯都是在湖南过的。我曾劝她一定要留在北京，不然以后更难有出来的机会了。她入学时是犹豫的，会想着有不错的机会就试试，后来她在北京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单位实习，同龄的都是 985、211背景，有天她下班很晚，冬天走在街上又冷又饿，走一个地下隧道进地铁站，路过一个烤红薯摊，买了站在路旁一边哈白气一边吃，她说不喜欢这种日子，不如回长沙。

我和她一个同学接触过，是她隔壁寝室的女生，执着于考各大银行，原因是因为许多银行给北京户口，这是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想拿到一个北京户口最便捷的途径。小肖是什么工作都投，最后真的让她回长沙的也不全是主观选择，还有一些面试中意识到的压力与竞争，比如一场群面中，除了她，其余人的本硕都是以 211 起底，一个再小的职位竞争者都有高学历者，她意识到自己够不着北京的工作，”还有如今找工作的困难。“她最后面长沙这家银行时，竞争者只是从一线城市的985、211 变成了2、3线城市的这一类学校，也还有许多海归学子，她和我说，疫情开始后，找工作真的很难。

另一位高中好友小H在老家的银行，她很想像 B 和小肖能去长沙的银行网点工作。小黄和在妇幼工作的 A 说过同样的话，觉得我学历更好一些，所以可以去一线城市。在上海实习时，她也来找过我，我一直觉得她是比我更适合上海生活的人，周末时我窝在合租房里不愿意出门，她可以约人去看展、喝咖啡、拍好看的照片。我一直用“fancy”形容她，高中我还停留在只认识nike这种品牌，她穿了一件黑色短袖，胸前有个红黄logo，毕业了我学会网购才知道那个品牌叫“dickies”（他妈的，直到今天我也拼不对），在我眼里她是真的有想过穿搭的人。

她后来在亲戚的介绍下去了老家的银行工作，我每次看到上海的工作机会就会分享给她，比如三顿半和笑果文化的，一些策划的岗位很适合她，她肯定是能学好的。但她每次都回复说不行，她什么都不会，在我眼里她缺乏的只是迈出去的那一步。小H的大部分朋友都不在湖南，有在巴黎学设计的，有在德国读研的，我能感觉到她是想有这种看起来很fancy生活的，每次这些朋友回国，她们聚会，拍出来的照片也像是有层闪光滤镜一样。而她在老家的下班生活，也没有闲着，我从他人的口里知道她经常在打麻将，输赢不会小，一场上千是很正常的事情。还有一位和我同一个高中、大学、研究生的朋友，回湖南后，也到了银行工作，就像之前 A 与我说，在这种城市，很难找到一份体面，工资水平也算中上的工作。

我与这些朋友见面吃饭时，似乎面临的生活的烦恼都是相似的，只是她们的好像比我更具体点。我有时也很羡慕这种具体，而不像自己说起压力大时，都不知道到底在烦恼什么，我只能和她们讲，感觉自己没有方向。小H之前去上海找我玩时，有次白天我躺在床上看小说，她正打扮着要出门，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会觉得我男友从来不看书不好吗？她那时和现在是同一个男友，同一个高中的同学，以前我们称这类男生为“流子”，说他们不读书，总是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不知道玩什么，这些男生几乎在走入社会后都靠着家里生意的延伸发展了小事业，也是正经的社会人士了。我当时回答小黄说，不会啊，他不看书，但在他的生活中也会看到许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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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没有工作，但我在家好像从来没闲下来过。男友早上 6 点出门练车，他八点多到家，我差不多起床，听我妈的吩咐喝完一杯热水，早餐是鸡蛋，也可能是她从门口端回来的米粉。紧接着出门去打网球，与一位同样没工作的朋友一起，教练是我们在小红书上找的，价格差不多是一线城市 2/3，他给我们透漏过一点，基本上一个月封顶是 8000 的收入。

老家实在是太小，人与人之间很容易有交集。网球教练的健身房和我是同一个，他还有一个学员是我妈的同事，他的几个篮球球友是我知道的高中校友。老家的网球场也很少，可供对外预定的只有 4 片左右，一个是比较好的小区里的自带的，另外还有市民体育中心里的。体育中心实际有 6 片场地，但由于有 3 片长期被一些教练占着，所以许多人也只能掐着时间去抢剩下的，那 3 片网球场门口常常会出现一些举报信，就是希望本属于市民的公共健身设施不要被私人谋利占用，但这些举报无济于事。

男友是北方人，不过他快速融入到了这座南方小城：因为运动。我们住的小区里有一块篮球场，之前我以为是废弃的，没看见有人打过，男友有天在家里听到外面有人把球拍到地面上的声音，就跑下楼去问，对方和他说小区篮球场每天五点之后都有许多人会打球。

第二天他过去看，一片篮球场有 30 多个人，五人一组，分成 7 个队，轮流打，谁输了谁下场。来篮球场的都是熟悉面孔，场上的人比赛的同时，旁边观战的人就调侃、解说，有的还会大声指挥。还遇到过几个在读小学的女生来打球，她们和爸爸还有我男友组成一队，男友说这几个小姑娘是真心喜爱打篮球，打起球来不会比场上的大老爷们弱。球场上也有派别，通常是以年龄分类，年轻人不喜欢上了岁数的大叔，觉得他们最喜欢霸道地占着场，大爷们对年轻人的态度无所谓，他们每天到了球场打扫卫生，然后开打。

我也是那段时间才发现原来许多小区有篮球场——我在上海与北京住的都是老破小，唯一一次住的新商品房，小区里也难以有空地能开辟出一片球场——像我经常去打网球的小区，里面也有篮球场，每次我去打网球，男友就跟着去打篮球，他们会和他打招呼说，“欸，来了啊。”小区里经常打篮球的住户甚至每月会在球场办一次聚会，拿出音响放音乐，再安排些食物。我和男友说是不是因为这种小城市小区不会那么拥挤，人们也不用下班后坐地铁，至少7、8点才到家，所以在小区里建运动场是件利用率很高的事情。

之后我们还经过了2、3个小区，都自带运动场地，每到下午 4 点多，住户们就陆陆续续出来准备运动了。我们之前在北京、上海住时从未在小区以及小区周围发现过属于市民的运动场，那种商业的运动场一般都是 7 点之后人开始多起来，之前男友去一些网球畅打局，从晚上 9 点到凌晨 12 点，可在老家这边，10 点之后就打烊了。

小区里的快递站也保持着这种作息，不像上海的菜鸟驿站，有时我们 12 点半出门都发现那里亮着灯在营业，老家的快递点通常也有团购点的作用，许多人团购的蔬果、零食都集中在这儿，基本上 8 点就关门了。我和在快递公司上班的朋友讨论过，老家的人不会下班太晚，通勤时间少，所以连晚饭都比一线城市的人要早个1 到 2 小时，驿站也可以相对早些歇息。

在夏天，到了傍晚时刻，我就开始出门活动了。晚上是湿热的，许多人会选择去湘江边散步，我们家在西边，沿江风光带大概是 5 年前修建好的，我小时候也经常来这边，河边停了许多船，甲板上整齐地摆上躺椅，2 元钱一个人，还有一杯茶。现在这些船只都不见了，人们把躺椅摆在了岸边的阶梯上，变成了 10 元 1 个人，旁边还有凉菜、龙虾、凉粉可以点。

有一节直通河岸的台阶，许多人都在这一段下河游泳，一些人在身上挂一个充气圆球，他们叫这个是“跟屁虫”，可以给人增加浮力。虽然下台阶处就挂着警示牌说禁止下河游泳，但来回巡逻的警察也不太管，一旁还放着长竹竿和救生圈，以防万一去救人。我和朋友通常是坐在这几节台阶上或者旁边的躺椅，看着河里的人嬉戏。有人认真在学游泳，有人是戏水，还有人划着桨板从河对岸过来。有次到了凌晨 1 点，还有 4 个男生在水里玩，应该是来庆祝的，他们在河里碰杯，大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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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老家住的目的是逃避 72 小时核酸：上海即便解封了，但去哪儿都需要核酸，每隔 3 天你就要担心自己是否成为过期的非必要社会面人。开车出发之前 24 小时我们做了两次核酸，当天凌晨 2 点还做了一次，就怕卡在路上，等到下高速时核酸就失效了，结果晚上 9 点到达高速出口时，那里只有一辆黑着灯的救护车，旁边没有一人，我们很恍惚地就到了家。

直到回家的第四天，才有社区人员打电话问我到这边后有没有三天两检。我们在这三天里出入任何场所没人要看场所码、查核酸，就连在门口守着的保安也对是否戴口罩持观望态度，他们更愿意窝在座位上刷会儿抖音，听到一个电子机器毫无感情地回答：体温正常，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是因为我的码变黄了，社区才联系我，我和男友去到医院的黄码去做核酸。但当我在医院打开健康码时，很神奇的这个码又变绿了，而男友的还是黄颜色，做核酸的人并不觉得这是一项医务服务工作，前台的人在聊天，看到我们来用手一指，呐，扫这个码，呐，到那里去。

黄码的人需要去医院做鼻拭子与咽拭子。除了 2020 年新冠病毒刚开始时，我之后再未做过鼻拭子。穿着防护服的人从透明核酸亭的两个孔里伸出手来，拿出棉签伸进我的鼻腔，我忍不住后退，她继续向里伸，很痛，又有些难以忍受的痒，我皱着眉头把头向后缩，她很不耐烦地问我，你这样退，那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本来我觉得可以忍受这一切的，听到意义这个词，我控制不住情绪，大声回复，你觉得这个真的有意义吗？

从医院出来我有些失落，回来那几天我以为我逃过了那种不正常生活，没有健康码、场所码，也没有核酸有效期的生活，但喉咙和鼻腔里的不适感在提醒我，你能躲到哪里去呢？只能说更小的城市面临大规模流行病传染的概率稍小，因为人口流动不大，也因为只要出现 1 例就会全城精神紧张——在上海刚解封的那个月，所有从上海回湖南的人都需要集中隔离 14 天，小区里有上海的牌照，都会有人发到小区群里问问，只要出现一例核酸阳性，就会开始全区核酸，很多人的出行计划也会改成不去那个区。

在家呆了近两个月，只做过两次核酸，一次是到达的第三天，另一次是离开的前一天。我们决定换个城市尝试下，男友是山东人，他家在农村，虽说离海边车程只有 30 分钟，但他从未试过海滨生活，内陆城市长大的我也对海边有种向往，似乎那里有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我们决定下一站去青岛。

离开的时间定在 8 月底，已经比我们预计的换到下一个城市的时间晚了 1 个月。我们提前租好了房子，地点在“团岛”，听起来很温暖，在地图上看这里离海边很近，房间的图片里可以通过窗户看到海，而且楼下还有一个非常大集贸市场。去之前我心里是忐忑的，非常陌生的城市，在北方，是不是会像北京一样干？那儿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只是凭着对住在海边这种飘渺的幻想打算去试试，想看看这种海滨与现代省会的结合，是否适合人的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