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階級(三)

Foucault在其《規訓與懲罰》一書中，道出西方治理術歷史中暴力、法律、正義及真理的權力關係，這部複雜隱密的西方「權力經濟學」（the economy of power），揭露出執政者如何得以巧妙運地用此種「權力秘笈」，理所當然地建造一般民眾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框架（賴俊雄，2007），其中最顯明的討論就是指陳出權力／知識的關係，其副標題雖為「監獄的誕生」，但其研究並非就真的是監獄，而是監督技術（范家豪，2010），這種監督，也是就英國著名小說家歐威爾的「1984」中所說的那句：「老大哥正看著你（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意思。

由於，國家公權力的行使主要是落於國家機制之中，也就是說權力關係主要是政府機構與公民之間的關係，因而國家享受著公民賦予的權力，來行使其權，但因為權力的機制過於複雜，以至於國家統治階級權力可以運用各種不同的「表面儀式」來符合其表面上的合法性，但實質上人民沒有任何實質監督的權力。

因此，權力是統治階級的工具，用以壓迫被統治階級，維持現有階級結構以及生產模式（蘇峰山，1996：107），因此，國家機器已不再具備中立與客觀的特性，它成為統治團體壓制被統治團體的工具。

霸權，總是統治團體與被統治團體間磋商的結果，在此過程中存在抗拒（resistance）與結合（incorporation），它絕不是單純的從上面進行加諸權力而已。如同Gramsci清楚勾勒出的，被統治團體從未被允許挑戰階級權力的經濟基礎。

再者，在危機時刻，當道德與知識份子的領導權不足以確保持續的權威時，霸權過程將短暫的被諸如軍隊、警察與監獄系統等壓迫性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所取代。（Storey，1997：126）」

但是，身體上的直接暴力對於民眾而言太過震撼與反感，並且，有違反「理性」與「禮性」的道德形式要求，故而，暴力的形式會透過文化的方式暗渡陳倉，並再無形之間形成更為有力的控制力量，這就是文化暴力的展現。

而甚麼是文化暴力呢？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種象徵暴力。除了身體上的直接暴力之外，道德常以文化的樣式包裝，而文化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滲入，往往難以讓人察覺，特別是文化常常是階級利益者用以美化自己道德表現的手段。

不同於直接暴力的粗造且流血的暴力手段，反而是柔和、無形且委婉化（euphemize）的形式（例如道德情感上的強制），此種經過偽飾的象徵暴力往往能成為進行宰制與剝削最有效與經濟的辦法，因為其憑藉的是為社會行動者所篤信不疑的社會世界觀，由此可知，象徵暴力是屬於文化的系統，並且會透過暴力的手段進行，而最為關鍵的著力點，則在於其實施的過程與內容被視為是合法的（legitimate）。

所以，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不僅依賴經濟的物質力量，更要依靠說服被統治階級接受統治階級的信仰體系，並接受它們的社會、文化和道德的價值觀念，特別是此種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是被視為是合法的（legitimate）。

所以，當我們看到新聞不斷播放警察的悲哀與學生的可惡，並強調某一方的絕對錯誤時，我們就要警覺到，媒體正在訴諸一種相對於「理性和平」的「非理性」標籤，將這些不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群眾歸類為暴力份子，以凸顯出合理鎮壓的正當性，媒體運用文化暴力的手段，來使得民眾得以在無形中被轉移焦點，忘了那個真正施暴的對象，是我們的政府，而非受到命令攻擊的警察或是主張公民不服從權的公民。

總的來說，道德會透過各種形式的包裝，來形成每個人對於事件的看法與決策，正因為道德的論述過於複雜，而其所形成的道德困境過於痛苦，以至於我們不容易用很輕鬆的方式來面對這樣的發生，因此，每每再遇到了重大社會議題以及衝突時，便容易趨樂避苦，不太願意去認真探究這些諸多抗爭背後的脈絡與問題，反而輕易地冠以「不道德」的標誌，來使自己感到較為「正常」。

值此學運之際，我們在看到諸多評論與指責時，不妨先冷靜下來，特別是用各種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媒體的報導，當媒體名嘴打著捍衛法治社會的前提來進行抨擊與反駁時，要仔細的詢問，何謂真正的法治社會？是站在我們共同理解的道德標準來談，還是只是依照馬總統的個人意志來談，特別是馬總統認為台灣的良好理性與溫和都是好的道德表現，這意味著去抗議、去抗爭是不道德的，這些論述的背後，透露著許多階級對立的企圖，而不是真正去聆聽人民的聲音，而這才是整個服貿學運之所以延宕至今的主要導火線。

而今，我們若能撇開我們過去被灌輸的道德框架，以更高的角度去看待整起學潮，我們便能深刻地看到那反抗背後的精神，是為了戳破那假性民主的面具，以及促使整個台灣社會，進入更真實的對話與理解之中，將實質的權力奪回來，不再放任政客、媒體繼續散播無知與恐懼，讓我們得已作自己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