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民族关系：马戎 郝时远 张海洋对谈（5）

1950年代的民族政策是否“以俄为师”？

马戎：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需要从落实平等、完整的公民权利的角度来建设现代的公民社会。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应该是国家公民，而不应该是汉族、维吾尔族这个层次的“民族”。我们现在讲的平等权利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体权利，另一个是群体权利。我们当然也需要考虑群体权利的保障，但是归根结底，权利保障最终的目标其实还是个体间权利的平等。难道说到了每个个体都平等了以后，还存在着群体间的不平等吗？但是，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宗教、经济等原因如阶级压迫、种族歧视、宗教压迫等等，许多社会不平等的特征鲜明地体现在群体差异上，所以在改变这种压迫和歧视制度后，政府和主流社会有必要对历史造成的群体不平等现象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来加以纠正。列宁说过，“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遵守对压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这就是说，通过对少数民族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也是对过去的压迫民族的某种不平等）来逐步缩小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群体之间的差别。但这只是政治制度转型后一个过渡时期内实施的政策，民族优惠政策在本质上仍然是不平等政策，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在一段时期内具有合法性而已。我们不可能过了一百年还实行族群优惠政策，大民族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会接受，第三代第四代就很难接受了，他们会要求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所以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还应当是公民个体之间的权利平等。

从长远来说，虽然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不是照抄苏联，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在国家建设、制度建设的许多领域“以苏联为师”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譬如在我们当时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许多观点肯定是重要的理论参考，是作为“马列主义经典”被经常引用的。当然，我们在具体实施中有自己的变通，但是我们的基本理论、各项制度建设都受到苏联很大影响。

刚才张海洋说到我们当年的制度设计，许多制度后来也出现了问题。从现在的历史回顾来看，我们的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城市经济经过公私合营后全部国有化，这些当年建立的制度是不是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后来不是也根据社会实践效果作出了重大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吗？

张海洋：那些设计都不是商量出来的。但少数民族的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则是商量出来的。

马戎：我想我们也不要总把那一代领导人看成是伟人，认为他们的设计不会出错。在我看来，人都可能犯错误。第一代领导人是很聪明的，所以历经艰苦打下了天下，但是社会革命、武装斗争和建设、治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是两回事，聪明的领导人也可能犯错误。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民族政策方面。1921年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得匆忙，没有提出政治纲领。1922年二大的《宣言》中，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内容是完全参照苏联模式，把蒙古、西藏、新疆等称为“异种民族”，提出“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建国的思路就是苏联的模式。在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最困难的时候，1934年再次“承认各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积极呼吁各少数民族起义反对国民党统治，红军长征的时候在经过的地区曾经建立了好几个自治共和国。这些思路和提法应当是参照了苏联的模式。

张海洋：那是它当苏联学生，没有全国执政意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时候。

马戎：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领导在民族问题上的提法才发生转变，因为这些领导人发现斯大林在骨子里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对外蒙古、新疆和东北有领土野心。新疆的“三区革命”是苏联直接策划和指挥，甚至直接派苏军参战才发展起来的。斯大林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外蒙古独立，罗斯福为了说服苏联出兵打日本，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在苏联保证不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前提下，同意通过“公投”承认外蒙古独立。了解到这些情况，中国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民族纲领，不再提联邦制，改为民族区域自治。建国后在宪法中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正值苏联打败德、日两大法西斯国家，军力如日中天，如果鼓动中国边疆的某个地区搞分裂很容易，所以中央不再提联邦制是非常英明的。

但是建国后我们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每个国民都明确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建立了相应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设立民族院校，实施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优惠政策，这些作法和基本思路跟苏联走过的路大致相似。我们的民族理论教科书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但是核心部分还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

张海洋：这些政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承袭。

马戎：我们当然不能割断历史，在具体工作中也参考了历史上各朝代治理边疆的一些思路和作法，达赖来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一些接待工作也参考了清代的仪式。但是新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理论、制度建设和政策方法确实是在效仿苏联，我们的民族理论教科书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经验吗？通篇还是在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

同时，据我了解，有些苏联专家的确参与了一些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以新疆为例，新疆的民族识别基本上是1930年代盛世才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的。解放后，我们对盛世才时期的民族划分只有两个变动，第一个是把北疆的“塔兰奇族”划归进维吾尔族，第二个是把“归化族”改称为俄罗斯族，其余的族称都保持不变。解放后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有些地区也有苏联专家参与。所以我说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民族政策，基本的思路框架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

张海洋：这点谁都不否认，我只是说它虽然受了苏联影响，但是也有共产党自身理想和原则的高尚。对待少数民族就是要这样高看一眼厚待三分才是“以大事小”之道。

马戎：1950、1960年代之所以民族关系比较好，第一个原因是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就推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封建领主的土地无偿分给贫苦民众，1959年达赖流亡后西藏就开始“民主革命”，废除农奴制，我们通过纪录片可以看到当时藏族农奴焚烧身契、高利贷债券时欢欣鼓舞的激动场面，在新疆把巴依老爷的土地无偿分给维吾尔族农民，这使这些原来生活在农奴制、封建领主制度下的广大少数民族民众既获得了政治解放，又得到了生产资料。第二个原因是新政府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各项工作都是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解放军和工作组积极给群众治病、救灾，恢复生产，维族民众觉得共产党是胡大派来解救老百姓的，藏族民众称解放军是“菩萨兵”。第三个原因是解放初期共产党干部的优秀政治素质和良好的工作作风，那时的大多数干部都经历过战争年代，有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生活艰苦朴素，工作深入细致，处处照顾群众利益，把当地民众作为服务的对象。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年轻人的学习对象是革命英雄，整个社会风气和今天人们追求物质金钱的潮流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的干部的成长经历完全不同，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历史不可能重现。

张海洋：跟领袖人物的境界和胸襟也有关系。

马戎：那时候周恩来要求50岁以下进藏工作的干部必须学习藏语，进疆的党政干部也都要学习维语。那时部队、工作组都有严格的宗教政策和纪律，不准进入寺院，要求尊重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950年代民族关系好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尊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