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日記2024：以人之名

亲爱的日记：

人间纷乱，然我，心中欲壑难填。

George Orwell & 1984

去年的开始是在我再次尝试阅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失败后开始的。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在2021年的一月到三月前后，是我第一次尝试阅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那一次我仅仅坚持到了整本书大约六分之一的位置。那年那刻的我尚未完成学业，却开始时常意识到自己对于世界的无可奈何与无力改变，对于未来将来的恐惧，以及根植于存在本身之中的无尽痛苦。于是那年三月的一天，在和一位好友道别之际，她和我相互承诺无论未来如何，总要互通有无、倾诉真心，拥抱过后，她问我，在她走后，我最近打算忙些什么。我答道，我最近尝试在读乔治·奥威尔，希望能把它读完吧。而后我们分开，我一面行走，一边轻轻挥动右臂微微致意。

之所以说“尝试”，是因为当我在2023年的农历新年过后再次与我的那位好友道别的时候，我再次回忆起了两年前的往事与承诺，并不断反思我们究竟走到了哪里，于是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和尚未读完的那本《1984》，于是我想尝试。但是隐隐之中我知道这也许只是尝试罢了，因为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深入角落，我仿佛早已知道，从这样的事件与视角之中衍发出的决心与希望也许大概率无法真正支撑我抵达终点。

之所以说“失败”，是因为这一次我只是坚持到了整本书大约五分之一的位置罢了。阅读的失败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某一个具体瞬间或是特别的事件：例如突然的无法集中的注意力、几段无法理解的文字和内涵、又或者简单的在阅读中进入香甜的梦乡。阅读的失败时常取决于一个“算了，今天就不看了，明天再说吧。”的念头和没有拿起书本的那一天，以及之后的每一个下一天。在放弃的这一天，与不愿再想起的接下来的每一天之中，我对于乔治·奥威尔《1984》的阅读失败了，一如我当初的希望与决心。

于是在接下来的春天乃至夏天之中，我不再追求很多东西，或者说放弃了对许多东西的追求。于是在人生的前四分之一个百年中，我终于少有地过上了一种娱乐至死，乃至是没有大脑的生活，不再追求进步和深刻的自省与思考，而是我把自己沉浸在我想要的每一个东西里面，我喜欢的每一个东西里面，沉浸在我在前一天晚上想要的、第二天做到、看到、拿到、吃到、触摸到的每一个欲望里面，沉浸在心中的欲壑难填。我想要拥抱我爱的人，我便去拥抱；我想要沉浸在第九艺术里面，我便忘记时间；我想要吃到渴望的食物，我便起身前去；我想要欣赏美好的影视作品，我便守在电脑前，按时等待，即刻播放……这样的生活是快乐的、也是单纯且无忧的，那样的日子过的飞快，甚至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在记忆中，它们仿佛是一团模糊的云朵，每一天都大同小异，却又蜷缩成一团，让人不敢辨认，每一天我都苏醒，然后忘却希望与决心，在无尽的时间流逝中尝试制造出下一个最美好的时刻，再在下一次苏醒后又一次深觉欲壑难填，而后在下一个日夜我仍旧苏醒、进食、行走、直至再次睡去，下一个日日夜夜我仍旧——无关成功与失败——无从进步，却又无比幸福。

直到秋天来临，在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那时的我突然心中同时升起了一股疲倦、与一股冲动。疲倦是在于，仿佛突然之间在某个瞬间，那些曾经吸引我的每一个欲望与美好在我眼中突然变得了无生趣。在那些时刻，我甚至怀疑那些不可名状的疲惫是自己“玩够了”的一种表现，但当我发觉自己每个深夜躺在床上时，仍旧会发誓让自己在第二天一定要吃到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便打消了这种怀疑。况且，我深知享乐主义(Hedonism)本身就是没有尽头的。于是当时的我便把这种疲惫归结于边际效应递减(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冲动是在于,在我的心中突然燃起了一股想要写作的欲望。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无论我的一年境况如何，我总会定期地产出至少两篇文章，一篇在十一月的中旬，在她的生日，写给远方的她；另一个在一月的尾巴，在自己的生日，写给过去一年的自己。虽然多年过去，书写这些文字时真正的仪式效用已然渐渐淡去，但是同样在经历过多年的挣扎与自省之后，这两篇年度定番里的文字的目标则变得更加纯粹——让自己骄傲，给他人心动。于是虽说本身十一月初便是我应该动笔的几乎最后的期限了，但是在那时心中同时升起的还有对一篇在五年前只写了一个开头便不知如何继续进行的短篇小说的突然渴望，以及重拾两年半以前搁浅的《乌啼》系列的冲动。于是我在自己最古早的数据硬盘里翻出了当年的那个短篇小说的文档，重新审视开篇的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也重新开始一点点收集和整理《乌啼》的素材。于是在接近两周的时间之中，我每晚以几乎不可思议的能量与速率完成了三篇文章的工作。《乌啼2023》是我最后修订完成的文章，在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再一次习惯性地坐在书桌前，却发现我最该做的事是休息一下，在那个瞬间，我才终于有时间思考，思考为什么突然许多许多年前的未竟之事会突然成为我今日的心头渴望，为什么古早的文字在脑海的深处强烈呼唤着我，于是我再次打开自己最老的数据硬盘，看着自己以前写过的每一个文字，我才突然领悟到了那股疲倦与冲动究竟从何而来——他们都来自过去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的试图交流：只不过疲倦来自于现在的我尝试与未来的我进行沟通，而冲动则来自于过去的我尽力与现在的我连接。

在过去一年的中间，在即将到来的盛夏之前的一个月，在我欣赏的众多的美好的影视作品之中，我曾跟随柴静女士的脚步，探寻了《陌生人》系列。在整部纪录系列完结过后，她在社交平台上额外写了几句感谢的话和结语，在这段话的结尾，她引用了一位观众的来言作为结尾的结尾：“一位观众在本集(《Stranger: Talking to Jihadists | Episode 6: In the Name of Humanity》)留言说，‘至少在看视频的[最后结尾的]那半个小时，我收获了巨大的平静。’是的，在做完这个片子后，我也得到了它。”是的，在结束写作后再次坐在桌前的那个夜晚，在那个面对灯光重新开始思考的时刻，在那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尝试之中，在那个心中的疲倦与冲动同时被满足的时刻之中，我回想起了柴静女士的引言，并闭上眼，在心中试图升起一丝莫大的平静。

十一月中旬过后，我一直都在尝试尽可能地保有自己心中的这份平静(peace and content)，并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尝试在心中平静的时刻之中再度开始阅读，一开始，从一些温情轻松、温暖的小短篇乃至都市童话中重新起步，在一小段时间的练习过后，在十一月末尾的一天夜晚，我又一次想起乔治·奥威尔，想起《1984》。

这一年的结束是在我又一次尝试重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成功后拉开帷幕的。之所以说“又一次尝试重读”，是因为，显而易见，这是我第三次尝试阅读，也是第二次尝试重读这部文本。而且这一次，仍旧是尝试，而非决定、甚至任务，因为在每一次的尝试里面，都饱含着我自己的决心与希望。

之所以说“成功”，是因为，很简单，我成功了，阅读没有失败，我坚持到了最后，与温斯顿一起，“战胜了自己，爱上了老大哥”。读到整部文本结尾的那一天正好是圣诞夜，当我合上书页，心中深知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终于完成了自己在2021年的那个三月许下的承诺，然而即便整件事从各个方面看起来都是如此的意义重大，但当我合上书页，我心中仍旧平静。

之所以说“拉开帷幕”，是因为在那个圣诞的深夜中，我想要的是稍做休息，然后平静地走向下一个决心与希望。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深入的角落，我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帷幕缓缓打开，大幕后的那个我不再只是从苏醒到苏醒，而是从自省出发，追寻满足与平静。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在2022年的圣诞夜前后，那时我刚刚开始腹稿上一篇年度文章，那时恰好正值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十周年之际；同时也正是大批民众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刻；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剧烈动荡与挤兑的时刻。那时南方周末新的一期新年献词发布，通篇上下充满了怯懦与镣铐，用所有的辞藻写尽了对大时代里面的每个小人物的规劝乃至责怪。时间还是照旧的时间，署名也还是曾经的署名，却再也不见那“一束光的簇拥”。与此同时，当年張潔平女士在新年献词事件之后的著名评议《從「跪著造反」到「站著反抗」─<南方週末>新年獻禮》，又一次触动了我。于是在2022年的尾巴，我把社交平台上的展示铭改成了“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并且不仅作为当年年度文章的主题，同时更是希望以此为明鉴，也以此为行为指引。熟悉我的朋友们会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展示铭一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曾经的我更多想抵达明理与自如，后来的我鹦鹉救火，不忍见耳——让可触及的无力者有力，让悲观的人能再次向前。从洞见到共鸣；从安于一方活水到站著反抗，这是过去的一年里我留给自己的誓言与目标，是我给予我自己——一个悲观者——的不断前行。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竭尽了全部的努力去在乎、去共情、去关切身边与远方每一刻的历史与现实、每一寸的社会与人心。去不做一个温和的自由派，去有力地前行。可叹的是，过去的一年在看到种种进程与探索之余，却同时也是许多事物的界限与尺度崩塌、消减的一年：从年初的胡鑫宇案与间谍气球事件开始，到后来的大模型人工智能、北极鲶鱼，英王加冕、鼠头鸭脖事件，再到春末的俄乌战事、习近平全票当选并进入第三任期、和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事件；再到夏日里的河北大洪水、失业率下线、瓦格纳团灭、珠三角大洪水、各地地方税暴雷、杭州亚运、程序员被没收违法所得、手机应用白名单、外交部部长消失、以及脱口秀演出与演员接连被禁止和处罚；再到秋风起，我们又一同见证了南阳偷盗案、巴以冲突、马克思遇见孔夫子、股市崩盘、李克强去世、上海万圣节、中山二院集体患癌、恒大倒台、与河南及各地的烂尾楼事件；后随着冬日的风雪，佳木斯体育馆坍塌、儿童大规模流行病及带来的再次的医疗挤兑、蛋炒饭事件、香港不投票运动、股市又崩盘、甘肃地震、禁止唱衰经济、股市又又崩盘、各位部长又接连消失；开年过后，冰雪未融，我们却又走入河南商丘宁陵育华中学虐杀事件、日本地震、和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哦对，还有股市的又又又一次崩盘。

可以看到的是在过去的一年之中，有常见的苦难也有严峻的悲剧，有颠倒的世界，更有反复出现的循环。历史就在每个人身旁发声，于是人性在历史中饱受检验。在腹稿今年的年度文章的时候，看向过往的一年，我意识到无数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与事件( Many recurring themes)：指鹿为马、人祸天灾、权力傲慢、警察国家、互相戕害，经济崩盘。也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历史的重演与再次相逢过后，我也意识到：过去的一年是真心、道德、秩序、规则、乃至许多事物的尺度崩塌的一年，是诞生于一个颠倒的世界的一年，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之中——奴役即是自由，战争即是和平，无知即是力量。

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即将跨入2024年的前夕，我没有出门，也没有呼喊旁人，在深夜的十一点半我选择打开一场交响乐的录像，戴上耳机，追随着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的美妙演奏默默地让思绪离开这个颠倒的世界与铺满盐的土地。而当零点过后，那时我思绪仍不在人间，但我知道新的一年已然开始，不单是因为手机开始收到新年的祝福并开始震动，也因为透过窗户，零星烟花的光芒闪烁在我眼角。我看向屏幕上的时间与崭新的日期，一种几近不真实的感受(A surreal feeling)逐渐开始浮现在我的心头——仪式上，许多事情全新开始，万物改变；而在我心中，仿佛一切都仍未改变，乃至也无力改变，人们仍旧会去爱与恨相同的人，追寻相同的名利与力量，经历近乎相同的苦难与欣喜，一切仿佛都仍未改变，乃至也无力改变——于是在崭新一年的崭新一天，我变得更加悲观。

一觉醒来，窗外去年的雪还在融化，但市政早已迫不及待地将它们用力地堆砌在街边，在每一天与每一夜的无尽的融化与冰冻之中团缩成肮脏的冰堆。全新一年的第一次苏醒仿佛与生命中之前的每一次苏醒都并没有任何不同，看着许多新年的消息，我仍旧悲观。傍晚，我想起还没看过新一年的新年献词，于是我去到南方周末，打开文章——满篇复兴、变局、迎新辞旧、以及大段仅存有音韵美的排比。看着一大堆如同高考文科综合简答题答案一样的正确的废话，我在新年的第一天里，在社交平台上又一次写出“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很快，一位朋友在下方留言问我“为什么这么伤感”。我看着她的询问，反倒也开始认真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悲观，为什么感到巨大的不真实感。而后猛然发现即便我心中了然，却又是那样的无法诉诸文字、产生解释，于是我闭上眼睛，试图抓捕记忆中的些许交响乐旋律，而后深吸一口气，写下回复：“因为是崭新的一年了，过去的一年已经死亡，新的一年仅是展现生机，就足以让几乎所有人如此兴奋，可在生与死之间，新与旧之外，无力者依旧无力，悲观者仍未生希望，下一个日夜我们照旧苏醒、进食、行走、直至再次睡去，下一个日日夜夜我们仍旧无从进步，却又仿佛无比幸福。”是的，新的一年，我们仍旧在无尽的时间流逝中尝试制造出下一个最美好的时刻，而后再在下一次苏醒后又一次地深觉欲壑难填，所以我们活得一团模糊，一片阴云，进而面见新的时间的意义于是便也只剩下仪式罢了。

    希望我们进步，希望文明长大。

Tracks of My Tears

    年末，高耀洁医生去世，讲述中原血灾的纪录片《中原纪事》又一次浮现在视野之中，两个小时的纪录片花费了我接近四天才堪堪看完，期间走走停停并非因为外力原因，而是因为我发觉自己无法承受，几近泪落，进而时常迫切需要休息。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一个国际上广受赞誉且获奖无数的(World-renowned)讲述中国乡村的纪录片——来自徐童导演的《算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尝试看过。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观赏的时候，我只是看了开头的四五个分镜后，就深感无法继续，那时的我感受到被一股巨大的真实感包围住，无从躲藏，又令我窒息。直到今日，我也没能成功地看完那部《算命》，我无法承受。一直以来，我都将我的无法承受归因于太强的冲击力与真实感，我曾经向一位好友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感受：“冲击力与真实感是如此之强，时刻提醒着我和你，这个、这些，就是时刻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无法逃离；是唱响在这片土地之上每一寸空气之中的无限歌谣中的一个音符。”

    在跌跌撞撞地观看《中原纪事》的时候，我产生出了多年前面对《算命》时的几近相似的感受。而当我完成《中原纪事》之后，我却发觉那种窒息感并未消失，而是转化成为一种崭新的恐惧和焦虑将我不断缠绕，让我焦虑的是，我感到每一天自己都在走向对这些事物与历史的遗忘；而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我惧怕这种麻木乃至遗忘，因为，如果我遗忘，如果我们都遗忘，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我不敢想象。在焦虑与恐惧之中，我渐渐意识到那些真实到窒息只是我的感受，而非是我心中的驱动(psychodynamic)，而当我真正开始仔细思考为何我无法承受的时候，我才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多年前还是这次，逼迫我按下暂停键的，归根到底一直是同一样东西——我的良心。当面对同胞、乃至人类的苦难，我的良心不得安宁、无法安宁，久之，从不安，转变为负罪。

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我的心同万千一样——欲壑难填。然人间林林总总，繁花迷人眼，万钟御人心，然繁花不寻良地而存之，则繁花于我何益焉；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在一切的纷繁与道义是非之中，唯有一抔挚诚的良心能够驱动我真正无愧无悔地穿过它们，而非在跌跌撞撞之中落入无尽的惴惴不安。无论面对一个颠倒的世界与否，我最终都需要放下自我安慰，拥抱来自内心最深处的审视，与之进退、共鸣，并在最终，直面它。

每每当面对唱响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寸空气之中的无限歌谣时，我的良心都不可自制地与其中的每一个音符共鸣，共鸣而后落泪，落泪而后干涸。于是多年过后，转身回望，事物的记忆已然且注定模糊，唯有那些泪的痕迹，组成曾经、今日、与未来的我；唯有在那些泪的痕迹(Tracks of my tears)之中，存放着对我的那些恐惧与焦虑最终的答案；唯有在那些泪的痕迹(Tracks of my tears)之中，是我最终的安葬之处。

在每一年的年度文章之中，我都会许下期许和愿望，它们有的是对自我的规劝，如解救镜中人，有的是对不慎的忏悔，一如重拾真挚，还有的是面对世界的指向，如鹦鹉救火。这一次，在这个真心、道德、秩序、规则、边界、乃至万物的度量不断崩塌的世界之中，我再一次许下新的期许，这一次我希望它成为当面对一个颠倒世界之时，我心中可以坚守的尺度；也成为我每天苏醒后的不断前行：能够——直面良心，保有平静。

Till It All Collapses（直至大厦崩塌）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回到整整二十年前的2003年。是的，已然整整二十年了。

2003年，在北京的一座天桥，当时26岁还在北大读博士的罗翔偶遇一位河南老太太问路。这个老太太从北京西站走到双安商场，已经走了四个多小时。她的儿子在北京打工，深夜回家时被巡逻的警察抓了起来。20多天后，孩子的清白被证明，但他的手指却废了，精神彻底崩溃，成了疯子。罗翔说要打车送她去法律援助中心，老太太扑通一声给他跪了下来。

罗翔在书中这样自述：

“但对这个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老人来说，要想找到那个连我都不易找到的援助中心无疑是大海捞针。于是我决定带她去，不料就为这她再次向我下跪，我措手不及，只能一手提起了她那像垃圾一样的编织袋，一手把她扶起。在去往目的地的出租车上，老人告诉我，她是河南南阳人，今天早上刚到北京，为了找援助中心，已经徒步走了4个多小时。她问了问我的身份，当我告诉她我还是学生时，她又一次哭了，哽咽地说道：‘如果不是家里穷的话，我那儿子现在也是大学生，也就不会遭这个罪了。’

原来他的儿子是油漆工，两年前来京打工。一天深夜她儿子骑着自行车，带着铁桶和毛笔正往家赶，突然被几个巡逻的警察不由分说地抓了起来，还来不及申辩就被关进了监房。过了20多天，事情总算是弄清了，孩子的清白也得到了证明，但的手指却受了重伤，而且精神彻底崩溃，成了疯子，想象一下吧，一个来北京寻求希望、身心健康的年轻人，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深陷囹圄，没有任何反抗、任何辩解的机会，最终成了一个废人。”

到了法律援助中心，罗翔想陪她上去，但老太太对他鞠了个躬，说你还年轻，不要介入这种可能影响将来前途的事情。

接近20年后，今日的罗翔，在一档节目中回忆了当年偶遇老太太那件事。他说，至今都羞愧不已。因为当年他没对老太太透露的一件事是：他当时已经考过律师执照了，是可以帮到老太太的，但因为不想惹麻烦，所以话到嘴边也就没说出来。

在那档节目中，他对主持人说：

“我记得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她（那位老太太）从她的内裤里面掏出一个小纸片记录着，颤抖地记录着。

我那个时候就感到很难受，后来她就跟我说，她说她从北京西客站，从那个地方一路走过来，走到双安商场，你想一想她走了几个小时。白发苍苍，然后却没人理她，根本没有人理她。我就觉得非常的心酸。于是我说，这样，我打车带你过去，她当时听到这话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你想，问个路，突然就给你跪下了，我当时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无论是在二十年前的曾经，亦或是在这个两届领导班底过后的今日，那位无钱无势的河南老太太，是否能帮儿子讨回公道。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值得反思的是，如果答案从未改变，那我们与社会又谈何进取。

2003年，在罗翔遇到老太太的那一年，同时也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孙志刚事件，比如李思怡事件。

2003年3月17日晚上，刚到广州工作不久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在去网吧的路上，被警察送到收容所。三天后，孙志刚死于收容所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

此事经当时勇敢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浪网把报道在头条位置悬挂了三天，多名学者、公众人士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当年6月20日，国务院出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此，“收容”变成“救助”，于是运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2003年6月21日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院一幢的居民，终于确定找到了几天来一直困扰着他们的臭味的来源。这股味道来自于三单元一楼25号，是吸毒的单身妈妈李桂芳和三岁的女儿李思怡的住所。

接到电话赶过来的民警，从阳台进入厨房，再经厨房进入客厅。进入客厅后，民警发现主卧木门的明锁扣被毛线绳拴着。解开毛线后，民警推门觉得有阻力，推开一半，发现门后有一具小女孩的尸体。

现场惨不忍睹。

尸表检验显示，死者“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尸体高度腐败，腹部及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及会阴部有大量蝇蛆附着.....

小女孩被排除因暴力打击致死和因中毒致死的可能性，公检法一致认定她死于饥渴。

案情并不复杂：

6月4日，两个朋友约李桂芳一起吃午饭。李思怡跟着妈妈一起去了，这也是她吃的最后一顿饭。饭后，李桂芳先把孩子送回家。那几天，李思怡正在生病，上午刚打过吊针，到家后很快就睡着了。李桂芳用一条毛线绳拴住了主卧室的门，然后锁门出去了。

这时是下午1点多。

    李桂芳长期没有工作，又吸毒，还有小偷小摸的毛病。这次她在隔壁金堂县一家超市偷东西时，被抓住送到了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警察一看就知道她是吸毒人员，并且尿检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一份笔录中，李桂芳说，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无人照看。值班民警汇报了这一点，但派出所副所长以及金堂县公安局值班领导，依然批准了对李桂芳实行强制戒毒。

这时是下午5时左右。

晚上10点左右，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押送李桂芳和另一名吸毒人员去成都的戒毒所。

据李桂芳陈述，她拉住车门不肯上车，哀求警察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上车后，她仍不断请求路过青白江时让她回一下家，把孩子安顿好了再跟他们走。她还请求警察给她二姐打个电话，请她帮助照顾一下孩子。李桂芳不断请求，但没人理睬。车经过青白江时，李桂芳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最终，警察终于同意给打电话，但她姐姐的电话没人接。

警察又打了李桂芳家所在地派出所的值班电话。这时是6月4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也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第二个与此案有关的电话。

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桂芳二姐家不足200米，距离李桂芳家也仅一个街区，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6月5日凌晨，办完各种手续后，李桂芳再次请求送她来的警察落实孩子的事情。警察说，已经告诉团结村派出所了。

接下来，从6月5日上午直到6月21日傍晚，无人再过问李桂芳家有小女孩无人照顾这件事。

外公去世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无业又吸毒贩毒的李桂芳，是整个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没人和她来往。

但李思怡很招人喜欢。她圆脸大眼睛，头上总是扎着两个小马尾，见了年轻人就喊叔叔阿姨，见了老年人就喊爷爷奶奶。来到世上三年多，她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能从邻居的描述中，勾画出她的样子：这个可怜的孩子经常被锁在家里，因为饥一顿饱一顿，长得很瘦小。有时饿极了，她就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讨要吃的。

从6月4日中午开始，三岁的小女孩一直被锁在家里。最里间的卧室，隔着两道门，她的哭闹，外面的人听不到。

事后，人们在现场发现：她的小脚已经踢肿，门上留有几道细细的血痕，右手指甲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喉咙红肿，柜子都被翻找过，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卧室窗户前放有一个小凳子，不过窗户没有打开。屎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

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但最终慢慢死去，在一个繁华的城市里，在一个几千人的小区里。

整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警察再多打一个电话、愿意多走几步路……李思怡都不会惨死，但是没有一个人这么做。

那个面对李桂芳的跪地哀求却无动于衷的警察，他的律师在为他做无罪辩护时，说，可能李思怡在她妈妈出门前就死了。

时任成都市委政法委书记王体乾曾在批示中写道：“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活活饿死在我们这些‘冷血者’手中。”

一年多以后，两个当事民警以玩忽职守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和2年。

李思怡事件震惊了公众，当时有人甚至绝食一天来体会她的困境。

时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康晓光，还专门赴成都实地调查。在2003年11月，他花了五到六天时间，走访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新闻机构。直接采访对象包括李思怡的邻居、家委会主任、政府官员、法官、采访过这一事件的记者，还包括出租车司机、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航空小姐等。

那几天，在成都的各种场合，康晓光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有点印象，孩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一些人一无所知，但也不愿意多问几句，康晓光故意提起的话题，往往刚一开始就结束了。

一个月后，他写成一本书，七八万字。几家出版社都觉得过激，但康晓光坚决不同意修改。他自己掏钱印了3000本，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

书的扉页上写着：

“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内文印有：

“孩子，如果生是偶然，而死是宿命，

那么你短短的一生，

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误会

……

在你哭泣的时候

世界的耳朵集体丢失了”

当时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

后来，除了少数媒体以及康晓光，李思怡案轰轰烈烈几天后，很快就归于平寂。

孙志刚案中，他的大学同学全力支持，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广州和北京的教授也出钱出力，开会、写文章、发声明。律师也挺身而出，不但敢接案子，还免费服务。孙志刚家属获赔至少50万，也许还有更多。但是这笔钱再多，都不抵一个人的生命。

在李思怡案中，没有这么多关注和救助，可能因为她不是大学生。李桂芳获得了10万元赔偿，然后就没了。

罗翔提到的那个老太太的儿子，也是无人关注。如果不是因为穷上不了大学，如果他不是一个最底层的打工人，他也许不会被无缘无故抓起来，也许就不会深受刺激从此疯癫，她年迈的妈妈也就不会来到人地两疏的北京为儿申冤。

好在，这个社会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忘记弱者与穷人。至少罗翔坦言了出自己的懊悔，而他所展现出的，不单是他课上传授的知识，更是他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弱者的同情，也正是由于这种朴素的情感，罗翔最终能够感染无数人。

小思怡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二十年后，回顾她的悲惨遭遇，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翻旧帐。

“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康晓光当年的声音，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6月10日，可能是李思怡的祭日，因为不能确定她的死亡时间。在她的墓碑上，没有照片，甚至连名字都似是而非。籍贯的后面，有个括号，无户口。唯一刻下的确定的生前信息只有五个字：

“我们的孩子”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至大厦崩塌。”是著名摇滚歌曲《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之中的一句。这句话不仅象征了在九十年代末和世纪初的国企改革以及市场化转型阵痛之时，刚刚经历了诸如下岗、买断、乃至官倒之后的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不断面对的在自己平凡生活中轰然倒塌的各种生活常规与基础(social norms)。同时，也暗指了世纪初石家庄的靳如超爆炸案。

靳如超祖籍江苏宿迁县人，从小父母离异，家庭不和，8岁时进入到石家庄市光明小学上学，9岁因患中耳炎导致听力障碍，于是经常被同学们嘲笑，甚至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靳聋子”。毕业后靳如超在石家庄棉纺三厂五七劳动公司工作。靳如超一生由于听力障碍带来的沟通不畅和长期的遭受歧视，导致他性格偏执，进而一直以来人际关系也很差。

2000年秋天，靳如超在石家庄结识了28岁的韦志花，当时韦志花身无分文，靳如超趁虚而入，主动献殷勤，答应娶她并给她介绍好工作。两人同居一段时间后，靳如超非但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反而在生活窘迫的时候，时常对韦志花拳脚相加，女方被打得毁容后带着残损的身体和心灵逃回了云南老家。

2001年2月，靳如超不堪寂寞，又追回到韦志花的云南老家，强迫韦志花跟他回石家庄，韦宁死不从。一个月后，靳如超再次欲强行带走韦志花，遭到韦志花的极力反抗，争执中靳如超用菜刀将韦志花砍死。杀死女友后，靳如超自知罪行严重，便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继续报复杀人，决心将所有曾经“对不起”自己的人全部杀死。2001年靳如超到鹿泉市石井乡石井村第一采石厂，向胡晓洪购买纸质火雷管50枚、纸药捻20余根。

2001年3月13日靳如超找到王玉顺、郝凤琴，以40元人民币购买25公斤炸药，并做了爆炸试验。3月14日靳如超再一次到王玉顺、郝凤琴非法制造炸药的废弃水泥厂，以950元购买炸药575公斤，并分装成14袋。

2001年3月15日上午，靳如超以拉货为名，租用了一辆大货车，将匿藏在附近的550斤炸药全部装上车，整整十几袋，且袋子上标有“鸡饲料”三个字。当晚7点多，靳如超又以找人为名，到鹿泉市北白沙村附近，将藏匿的装有雷管、纸捻(导火索)的包裹取出，而后直奔石家庄。

3月16日凌晨，靳如超先是到建设北大街市建一公司宿舍1号楼，将预先放置在楼下的炸药分放到三单元的二层和四层（靳如超前妻父母的居住地）。接着，靳如超又相继来到电大街时五金公司宿舍门口西侧、民进街12号院胡同口的东南角、建设北大街市建公司宿舍1号楼旁等地各分放了最少一袋炸药。此后，靳如超返回了前太堡村附近的空房处，将剩余的5袋炸药分放到棉三宿舍19号楼东侧、15号楼西侧（此处住着靳如超的父亲和继母）。

当日凌晨4时许，靳如超将16号楼（靳如超的居住地）和15号楼的导火索依次点燃。靳如超从棉三宿舍南门逃出后，马不停蹄地赶往之前分放好炸药的各居民楼，依次点燃了所有楼层的导火索后迅速逃离现场。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石家庄市长安区育才街棉纺三厂宿舍15楼西侧墙体被炸塌，但无人员伤亡；随后，与其相邻的16号楼发生爆炸，楼房整体倒塌，造成93人死亡，12人受伤；紧接着，长安区建设大街东侧的市建一公司宿舍1号楼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20人受伤；随后，新华区电大街13号的市五金公司宿舍楼发生爆，造成10人死亡，6人受伤。

经过救援后，该事件共造成108人死亡，5人重伤，8人轻伤。

靳如超是坏人，同时也是穷人，更是弱者。他和河南的那位老太太，和孙志刚，和李思怡一样，都面对了平凡生活的轰然倒塌。区别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产生了悲剧，有的成为了遗憾、有的推动了进步，还有的留下了伤痕。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如此生活了三年、三十年、四十年、乃至大半辈子，直至大厦崩塌，倾倒之下他们无一幸免。过去的事件已成为历史，可所有历史都是未来，你与我构成每一个普通人，而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早晚面对这个时代、生活、历史、以及大厦的崩塌，同时每一个普通人又不断组成、构建着时代、生活、历史、以及这座宏伟的大厦。于是我们最终需要扪心自问的是，一如歌曲里唱到的那样：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我们是否还要如此生活，直至大厦崩塌。

Requiem

康晓光在二十年前提出的“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颇有世纪之问的意味，并且同先前的每一次世纪之问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

1978年，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与此同时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任仲夷提出，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那等于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要维护。他对此表示质疑，并提出“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纠正。”

邓小平复出后，提出“要完整准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虽然仅是对于毛泽东思想一些错误的导正。但该方针，最终被邓小平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观点所取代。这次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相应的教条主义，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于是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也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而，当时饱受文革创伤的社会风气也终于开始逐渐恢复。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年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信，写信的人叫潘晓，一位23岁的女青年。

信的题目叫做《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女青年自述从小学开始，天天目睹抄家，打斗，亲人写检查。初中时家庭不睦，早早去工厂打工。在工厂，跟领导提意见，被领导穿小鞋。跟朋友们倾诉，竟然被朋友写了材料上报领导。跟干部子弟谈恋爱，却最终被辜负。

她烦躁，愤懑，只能放弃和躺平。她读黑格尔、达尔文……看大师揭开人类本性，展示世间丑恶。而后，她惊叹于现实中的人，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

文章发表之后，举国震动。编辑部接到了6万多封信，社会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

有评议说，如果1978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

而当面对康晓光在二十年前提出的世纪之问的时候，直至二十年后的今天，“如何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如何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仿佛仍旧没有被深入解答、甚至合理讨论。直至今日，我们仍旧如此生活，但康晓光的这句话却不断地拷打着每一个人的良心，深刻问询着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的每一个人，问我们应该如何穿过现代社会生活之中的层层迷雾与种种迷宫(How to navigate through our modern life)，以及在过程中又该如何面对和改善一路之上遇见的、感受到的、甚至产生出的种种困难、恶意、痛苦、悔恨、无力、不公、不义、不平等、乃至不耻。这个问题的答案依旧不再是显而易见，它需要的是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样的整个社会与每一个人的共同意识与集体讨论，需要的是一代人乃至几代人齐力的反思与变革，需要的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份答卷。

无论是“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还是“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亦或是“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地狱！”还是“丧钟为所有人而鸣”；我们发觉，小到寻找到崭新一天的再一次前进，到许下一个私人的新年心愿，再到“我们的孩子”；大到一次人大会议，一次违宪审查，一场中原的血灾，乃至整个国家与社会上下的世纪之问，这些一切的一切仿佛隐隐约约都是在不同的位面指向同一件更大事务。只不过这件事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不同的命名与定义，进而答案。当所有的答案与理解最终凝聚在一起之后，我们终于才定义了我们的文明和我们自己。而面对这件事务；面对人性与文明，逃避、压抑、封堵、麻木、自私、否认、自我欺骗注定不会是出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交出一份属于自己的答卷，向编辑部寄出一份源于自己内心和思考的信件，否则当大厦将倾(When it all collapsed),我们在亲手锻造的无人生还的废墟之中，最终——无处安魂。

心中欲壑难填，窗外横有冻骨，世间逆行倒置，万钟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然早早礼乐崩坏；人心与义德不古，繁花尽存于不良之地，则每每直面时代，以何为界，以何为苗，以何坚守，以何寻心安，终又以何安魂——以人之名。

In the Name of Humanity（以人之名）, 让我们长大，让文明进步。

最后的最后，依旧和往年一样，祝我生日，祝你们快乐。

                                                                2024.01.28

                                                               - 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