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竹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主楼位于紫禁城北墙外（注4），座落在一个五十年代风格的楼群中。那个短暂的阶段里，新的人民共和国试图营造自己的建筑风格，几个著名建筑师的作品都呈现了一种混搭风格：主要结构是砖混而非木结构，这样可以造的更高大，但屋顶是用瓦片，还有弯曲的屋檐。很多人贬低这种拼贴风格，但这些寥寥无几的建筑恰恰在首都成为联结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档案馆有一个极为宽敞的礼堂，墙面覆盖着红色丝绒，还能从飘窗眺望北海公园波光粼粼的湖面。在一个二月明媚的午后，礼堂里的发言者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国忠（注3），他的演讲主题是关于2010年代震惊了中国知识界的考古发现：大约2500年前在中国轴心时代失落的文本。

这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活跃的时代，比如孔子、老子、孙子和韩非子。许多思想家的学说，尤其是孔子和韩非子，被历代统治者用来证明等级和服从的正当性。按江雪的父亲对这些文本的多年研究，其中也包含了颠覆性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激励他研读经典，用这种方式实现自我流放来抵抗外部世界。

和毛主义不同，这些思想提供了一种和统治者不同的哲学体系----帝王们也许有自己的思想，可儒学的确给士大夫们提供了道德准则。他们时常引用经典，尤其在规谏对官员的虐待时。偶尔这样的规谏成为抗议，官员也受到惩处，例如苏东坡和司马迁，更多时候是官员悄然隐退，离开官场。

刘教授讨论的内容进一步证明，这些古老的思想从本质上就破坏了专制统治的稳定。他的发言长达九十分钟，开场白是一段简要说明，让自己的观点能被外行人理解。他说，埃及人在纸莎草上书写。巴比伦没有纸莎草，他们用粘土板。在中国，最早的文字刻在龟甲上，就是把龟甲放在火上烘烤直到碎裂。龟甲纹路可以用来占卜，正如人们的掌纹可以推测未来的吉凶。在龟甲的碎片上，写着提问和回答，所以被称为：甲骨文。这是已知最古老的中文书写，他们的主题异常集中：农作物应该在某月某日播种么？国王应该发动战争么？应该婚嫁么？适合旅行么？通过这些甲骨文，学者可以揣摩到上古国王的日常难题，但仅此而已。

刘教授要讨论的文字是书写在竹简上的。竹简和筷子大小相仿，和纸张一样厚薄。刘在桌上向众人展示，在研究者看来，这些文本是如何书写的：一片竹简放在左前臂，写字者右手握着毛笔书写。刘认为这就是为何千年以来中国人的书写都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

更有价值的是文本的内容。这可不是宫廷生活的琐事，而是中华文化的母本。在过去二十年间（注5），有三批这一时代的竹简出土。1998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有八百多片。另一批2000年发现的竹简现存于上海博物馆，有一千二百多片。刘教授展示的这批更多达惊人的两千五百多片。（注6）这批宝藏是被活跃在湖北的盗墓贼发掘的。竹简最后出现在香港的拍卖会上，买家在2008年把它们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刘教授就在为此专门建立的出土文献研究保护中心工作。

竹简的内容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和中国政治文化中被长期默认的事实相左。文本的年代是战国时期，大约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00年，中国的战乱年代。正是这段时期，全球的文明开始寻求政治和哲学的新方法，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的希腊半岛，还有印度次大陆----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所有当今中国的主流思想流派都源自于这个时代。它们包括道教，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儒学，是中国最正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指导着历代国王和皇帝----至少是理论上----直到今日。

惊喜之一是，儒学经典仅仅一笔带过的思想，才真正是成熟的主流思想----这些曾一度丢失的流派，挑战了儒学的重要观点。比如有一段文本认为择优录取任人唯贤的重要性，这不同于任何已知的儒学经典。儒学传统通常认为君主退位或中途替换是罕见的例外；世袭罔替才是规范操作，所以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授君权和国泰民安。

这对于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也极为关键：国民党腐败无能；因此共产党取而代之。党的连续统治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具备了正当性，因为这印证了天命（用党的话就是“历史定论”）。党认为自己忠实于中国的传统，党的统治是世袭罔替的。这不仅仅是说，其它政党不能执政，而且意味着，只有创建了共产党政权的红色家族才是继承法统的世袭阶层，比如习近平家族。但出土的文本却显示，即便在古代中国，大量的士大夫群体并不认同这个做法，他们主张由能人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由某个群体来垄断权力。

如果不戴上今日的有色眼镜考量过去，你就可以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和现代社会相提并论的平行世界。回到战国时代，文学的发达和城市化造就了新兴学者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他们有能力影响国王；也有人认为他们比国王的子孙更有资格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择优录取的由来。如今，这样的方式司空见惯，而且应用广泛。不光是士大夫阶层这么想，芸芸众生都视为理所应当。

甚至可以说，这些新出土的文本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比现今更自由奔放的社会。我们所看到的过去，各种理论都在茁壮成长----那时候的儒学会赞同君主禅让，甚至可以鼓吹自己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当下的中国也有这样的思想萌芽，可就像尚未发掘的竹简一般，他们被深埋地下且禁止挖掘。

刘教授在礼堂的发言很委婉，但他的诉求是明确的。竹简被精心的编辑整理，每年都发表一卷，总计划有十五卷。整个项目要到2030年左右才完工。每一卷发布时，都有大批媒体讨论新的发现，各种博客和业余爱好者----比如这个冬日午后参加讲座的人们，又或江雪的父亲----会用自己的表述来讨论新发布的文本。听众们对刘教授勾画的出版计划极有热情。

“我们会一直发行出版下去，即便我退休了也不会停下来，”刘教授边说边笑，“你们和其他人会一直争论这些发现，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

刘教授结束了发言，并向观众鞠躬致意。他已经占用了茶歇的时间。举办方取消了听众提问环节，并开始关闭灯光。

但听众们涌向舞台，七嘴八舌把问题抛给刘教授。一位来自改革研究杂志社的人问他，应该如何对待文本中关于占卜的内容。北大的一个毕业生问他君王退位有什么政治影响。刘教授的名片被一抢而空，人们拿着最后几张名片在拍照。

灯光已经关了，冬天的落日余晖照进礼堂。保安们站在房间的最后，等着锁门。但最后二十几个人还围在刘教授周围，因为他手上拿着让他们理解自我的关键：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