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中国专家的三种表态与三种结果

via：公众号： 景来律师 作者：熊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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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做学问的人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以什么态度？为什么人说话？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专家？回顾60多年前那个需要表态的时代，对于粮食“卫星”的态度，科学家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J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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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批判周恩来、陈云等，提出要“反反冒进”。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狂飙突起。不久即到夏粮收割季节，全国各地报出的亩产节节攀升，时称“放卫星”，其中小麦或水稻的亩产从2000多斤、3000多斤，一直升到10多万斤。

那当然是浮夸。1958年底、1959年初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对此就已有认识。在1959年夏天以纠“左”为最初目标的庐山会议期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惠曾批评过一些地方的高级领导，尤其是各省的第一书记。他说，“1958年无非三种人，第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道是假的还成心说谎。”

在那个需要表态的时代，就对粮食“卫星”的态度，科学家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推波助澜性

有一些是推波助澜的。他们相信或不相信那些高产数据，以科学家的身份站出来为其可靠性背书。其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力学家钱学森。

1958年6月8日、12日，《人民日报》两次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先后放出了小麦亩产2105斤、3530的“卫星”。6月16日，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的钱学森发了一篇短文刊于《中国青年报》。他提出：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短文

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毛变得真正相信稻麦能够亩产万斤。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他对钱学森说：

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和钱学森在中南海共进晚餐

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后，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篇短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月，水稻开始收割，《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亩产5000多斤、9000多斤、10597斤的“卫星”。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套红标题报道，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并配发了照片——四个儿童在田中生长得密密麻麻的稻穗上跳跃。8月31日，报道出的亩产突破了钱学森推算出的4万多斤，开始“跃过五万大关”。9月5日，报道“一亩中稻6万斤”。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一试验田水稻亩产130434斤。10月26日，中共江西省乐平县委会声称该县超美人民公社太安大队获得了亩产161853斤晚稻的高产。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并配发了四个儿童在田中生长得密密麻麻的稻穗上跳跃的照片

►1958年9月1日，《光明日报》的报道：水稻越过“五万大关”。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生产1070万吨钢和建立人民公社的号召见报

10月27日，对于前述毛泽东的赞扬，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1959年国庆前夕，钱学森在《知识就是力量》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那个计算方法略微进行了一些修正：

……怎么农业高额丰产里也会出现力学问题呢？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先计算一下在我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亩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阳光能落在上面。这个能量可以用各种单位来表现。我们在这里选用从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的斤数来计算，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正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淀粉和纤维这样碳水化合物的。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总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为了增强报道的可信度，一些科学家被邀请去参加“卫星田”的验收工作。除了在验收单上签字外，1958年8月14日，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还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研究工作要奋起直追》的文章。文章说：

在一个星期里，我们在安徽枞阳县连着参加了两块高产早稻的丈量和收割，亲自看见亩产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上天，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

万斤以上的稻田一看就与一般的不同，真是“远看像城墙，近看像稻场”，一片密密麻麻的，金色穗子堆起一尺来厚。一块一亩左右的田，原想几个人半天可以搞完，结果百多人整整搞了五个多小时才完。

……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显然是落后了，必须奋起直追。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已经决定把作物高产生理基础列为最重要的研究任务，计划总结高产经验，开展试验田，作一系列有系统的研究，在植物生理学中开展一个新的道路，配合生产，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1955年10月，刚返国的钱学森（右）去上海探望时任中科院植物生理所副所长的老同学殷宏章（中），并和该所所长罗宗洛（左）会面。

1958年9月，殷宏章还和参与验收的其他三名植物生理学家联名，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高产水稻的光合作用问题》，公布高产水稻的叶面积、株高、千粒重等数据。

2.耿介直言型

有一些是耿介直言的。他们公开质疑乃至否定那些相关的媒体报道。

1958年6月，对于报上所载的小麦亩产3530斤的记录，北京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北农大”）教授蔡旭（1911~1985）明确表示“我尚有怀疑”。在随后的一次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河南固城县一位被称为“农民小麦王”的劳模要跟他种五亩试验田比高低。蔡旭不愿“打擂台”，对此昂然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不管种试验田。”蔡旭因此被校党委树为全校三大“思想落后反动”教授之一。在1958年7月北京市委教育会议上，北农大党委副书记兼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吕恒甲指名批判蔡旭“狂妄无人”，还说：“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

高层领导也关注到了这场农民和教授之间的对决。7月初，康生在参观完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后点名批评了蔡旭：“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康生还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也应该这样评级，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斤的五级。

尽管受到巨大压力，蔡旭依然不肯胡说八道。8月22日，在北农大的农业“大跃进”誓师会上，教师们轮流登台放“卫星”。有人提出了亩产万斤甚至十万斤的目标，赢得阵阵掌声。而蔡旭提的目标仅为“小麦高产指标800斤”，这当然不能过关。第二次他把数字提高到“900斤”，仍然不能通过。最后他勉为其难地把指标提高到“亩产1000斤”，才在一片嘘声中被轰下了台。

►蔡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年当选）

北农大还有一位玉米专家李竞雄（1913~1997）。1958年夏天，看到有些地区关于玉米亩产几万斤的宣传，“他直率地说，把玉米棒子在一亩里堆上一尺高，也不会达到一万斤。”然后，当年8月，他随北农大下放分队到山东寿张县的台前公社参加劳动，上级指令他要标帜“玉米亩产万斤”，他坚决不同意。为此，下放队专门组织了两次针对他的“帮助会”。有好心人劝他说，钱学森先生都已经论述亩产几万斤了，你写个万斤目标怕什么？他争辩说，他培育的玉米双交种农大7号，充其量亩产800斤，要达到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因为态度顽固，李竞雄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并被“拔白旗”，而他名下的田则仍被标帜“玉米亩产万斤”。当年冬季，在“寿张农业大跃进展览会”上，他名下的玉米“卫星”田的亩产还被标为35062斤。

►李竞雄，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罗宗洛所长也曾公开声称，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水稻、小麦单季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几万斤等是不可信的。他还认为，植物生理所不同于农科院，应当主要在实验室从事植物生理现象的研究，而不应当大规模下乡，去总结那些并不可靠的丰产经验。

结果，罗宗洛被当做右倾保守的“白旗”，被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批判他的大会、小会持续不断。该所微生物室研究人员朱家璧曾忆及当时的情形：

罗先生是很耿直的。说出自己的观点后，他遭到大批判。党总支召开全所大会，组织了很多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上台去批判他，微生物室也有人上去发了言，不能不表态，还贴了很多大字报。罗先生就坐在台下听，他骨头硬，一直没怎么做检讨。

8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植物生理所的这场“辩论”，并对罗宗洛提出了不点名的批评：

农业的高额丰产已经一再向植物生理学将了军，彻底暴露了植物生理学的落后状态。实质上，正是那种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科学为生产服务的资产阶级思想，窒息了植物生理学的发展……许多研究人员指出：读了几十年书，掌握了“高深”理论的“权威人士”，自己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拼命贬低群众的创造……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各个科学研究单位都参加了植物生理研究所的辩论，吸取教训，同时结合本单位的情况，批判了各种各样阻碍跃进的思想，拔白旗，插红旗，迎接思想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上的再跃进。

罗宗洛并没有被压服，他还试图据理力争。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书记只好动员罗的好朋友朱洗，向罗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才停止申辩。

咬牙沉默也不得安宁。当植物生理所总结农业丰产经验的队伍出发前，党支部书记还要让罗宗洛做肯定性的讲话。罗大发雷霆：“明知我反对，还要我讲话，这好比要杀一个人的头之前还要别人三鞠躬。”

尽管罗宗洛并未违心认错，1959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仍刊登了一篇题为《我国农业高额丰产在生物科学上的巨大意义》的文章，称中国的高额丰产经验“粉碎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反动的人口论和地力衰退论”、“打破了植物利用光能低效率的保守思想”、“改变了对植物习性的陈旧观点，充分发挥了作物的无限生产潜力”等。参与署名的“植物生理学家”，除殷宏章外，俨然还有一位“罗祖洛”。

►罗宗洛铜像。作者摄于2004年4月

高额“丰产”的一个主要“经验”是高度密植。对这种措施，水稻专家、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公开表示：如果作为科学试验，搞一亩两亩是可以的，但未经验证切不可大面积推广。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农民的肚皮是连着地皮啊”。

►丁颖，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

丁颖的主张遭到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驳斥。7月18日，陶铸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根据“当前广东粮食增产的”“铁的数字”和钱学森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科学研究”，不点名地批判了丁颖等“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异途同归的”，“对当前的农业生产是极为有害的”，“成了右倾保守派的护身符”。他号召大家“给各式各样的“粮食增产有限论”以彻底的揭露与批驳。”

3.沉默的大多数

公开论证或质疑粮食“卫星”的科学家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科学家对此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却不就此公开发言。他们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含糊其辞，就算不得不表示深受鼓舞，也尽量不见诸于文字。

为了启发和鼓舞科学家，1958年6～8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组织了许多科学家赴外地参观高产田。在参观的过程中，有一位科学家（很可能为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特意去田里拔稻株，发现它们很容易拔出来，并且不像一般的水稻那样带很多泥。他说：“怎么拔起来这么容易，莫非是并秧的吗？”他旁边有人立即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可不要瞎说啊！”在说真话就可能挨批斗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不再说话。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学部委员朱洗、庄孝僡在参观回来后都曾明确的告诉该所干部罗登，自己不相信稻麦亩产万斤。但他们并不敢将自己的质疑公开说出来。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也是不相信那些高产报道的随行人员之一。他曾向笔者透露过自己当时的心态：

【对于大跃进时的一些提法】我觉得，有些说法若能实现，那么是很好的。虽然有些怀疑，但那种事情谁也没经历过，也还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可也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不像有些科学家，说什么亩产几万斤。……【对于生产队摆出来的那些成果】看了不相信，但是也不说……我当时也有看法，不过经过“反右”，有些观点、有些话不说了。不少人像我一样，有些话不说。但很要好的朋友，私下说说也还是有的。什么亩产6万斤啊，下面还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会议上，在公开场合，大家都是不说的，拣要好的朋友下来以后说说。

1958年7月，甘薯育种专家以凡也曾私下对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干部薛攀皋说，一亩地单季产稻麦5万斤、6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算过细帐，拿白薯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但以凡并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

从自我保护和家庭得失的角度出发，邹承鲁等人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就在大约1年前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邹承鲁等人已经因为言论而受过打击。1957年5月，应上海市委之邀，邹承鲁提出了“科学家治院”等三条意见，结果受到了多次严厉批判，若不是因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书记当面向柯庆施力保，他肯定会被打成右派。邹承鲁的妻子、钢铁专家李林没有记取教训。1959年下半年，在17级以上党员干部思想清理会上，她不小心溜出了一句“为什么要把好好的钢铁炼成渣子”，结果被扣上“反对大炼钢铁”、“反对三面红旗”、“彭德怀的死党”等帽子，作为反动典型遭到长时间的围攻，精神因而几近崩溃。

当“反浪费、反保守”、“拔白旗”等运动正在进行，只能举双手赞成领导，若表达不同意见就会被当做“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白旗”、“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等进行“大辩论”，受到精神和肉体凌虐的时代，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国人都只能把意见埋于心中。

►1958年，邹承鲁、李林一家

尽管对稻麦亩产万斤的可能性持否定态度，但作为农业专家，以凡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以百计的研究技术人员，仍不得不与全国各地的“丰产”农民竞赛。小麦专家们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去种亩产五、六万斤的小麦。

邹承鲁不是农学家，幸免于下农村基点，也无需与农民竞赛种高产试验田。但他和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为了表示对党的忠心，为了不成为“白旗”或“后进”，也必须在自己相关的研究领域提出宏大设想。在各级领导的推动下，通过相互挑战和打擂台等方式，1958年夏天，他们提出了许许多多气魄宏伟的畅想，如：“人造小太阳”；“融化高山的冰雪灌溉荒漠”；“控制高山冰雪，防止沙漠南移，改善河西气候，扩大绿洲面积”；“变荒漠为绿洲，使草原遍地是牛羊；变寒漠为花园，使辽阔的祖国，处处是美丽的乐园”；“修好引洮工程，把黄土高原变成绿洲”；“在三年内消灭稻虫”；“在一年至三年内解决小麦锈病、稻瘟病等十多种农作物严重病害”；“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血吸虫断子绝孙”；土法炼铝；“合成一个蛋白质”；10年内出齐《中国植物志》；等等。

在“大跃进”运动开展之前，这些科学家原本就在根据《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必记本”注：以下简称“十二年规划”）而进行课题研究，且建立起了研究队伍。现在，他们提出了新的畅想，而且，1958年9月，聂荣臻副总理还代表党中央提出，要提前5年实现十二年规划。为适应新的目标，根据十二年规划而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均被打散，所进行的许多课题都被修改或停止。譬如，1956年根据钱学森的规划而建立起来并由他亲自担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就于1958年根据钱学森本人和研究所党委的新意见，将原来根据学科而建立的六个研究组全都取消，改为四个任务型研究室，分别研究“上天”、“入地”、“下海”和与工农业生产有关的力学问题。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前述气魄宏伟的畅想被迅速转变为一个个的课题，并组织力量去付诸实施。其中，仅融化高山冰川一项，投入的人力就数以千计；而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最多的时候也曾有北京、上海七八个研究机构的好几百人参与。

4.后果与反思

罗宗洛是中国现代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等职。丁颖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1955年辈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除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外，还长期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他们俩的社会声望都很高，并没有因为偶尔发出的、并不是太刺耳的批评性言论而遭到免职。只不过，自1958年受批判后，罗宗洛虽然还继续担任所长，但基本不再管事。

作为普通教授，蔡旭和李竞雄的遭遇更艰难一些。在1958年以来的四年里，北农大55名教授中有33名遭到批判，蔡旭、李竞雄首当其冲。同情他们的北农大党委书记、代校长施平（1911~）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到批判并于次年初被免职。校方给蔡旭等戴上“帝国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等政治帽子，经常开全校大会予以斗争，还以画漫画、演活剧等形式对他们进行嘲笑和挖苦，极尽丑化之能事。同时还把大部分师生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以彻底改造他们的思想和教学体系。蔡旭等变得长久默然不语。

1958年下半年，殷宏章率领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大部分研究技术人员，并会同中国科学院其他十多个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以百计的研究技术人员，一起到全国各地建立“基点”，与人民公社的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同研究、同总结”，以向农民学习并系统总结其丰产经验。因人员大多已经出去，该所新落成的五层实验大楼被无偿送给别的单位。许多人在基点一呆就是两三年。虽然他们整理出了一些报告，提出了作物生长的“群体”概念，并就不同地区、不同土壤、不同条件下的合理密植幅度、适宜深耕深度和改良土壤的措施等提出了一些对策，但那些工作并无太突出的价值。1961年初，在上海分院举行的“神仙会”上，罗宗洛愤慨地说：“咱们说句良心话，试问我们这几年做出了什么成绩，解决了生产上什么问题？假如所内以大部分力量外出做联系实际的工作而留少量人做探索性题目，那我们也不来反对。可是现在弄得这少量做探索性工作的人也不让他们做下去了。”

下到基点后，殷宏章意识到自己被农村的干部骗了，验收时看到的那丘田实际是由许多丘快成熟的稻田合并而成。他后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那两篇文章，又写了第三篇更正文章要求《人民日报》刊登，但《人民日报》坚决不同意。1962年3月，在广州会议之后，他和其他三名植物生理学家终于得以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一篇短文，声明他们以前发表的《高产水稻的光合作用问题》一文中的数据“不能做为生产或研究中的依据”。

1958年7月，为免所在研究机构被“摘牌子”，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许多小麦专家被迫接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的挑战。在实施了高度密植（有的亩下种量高达460斤）、通宵光照、鼓风（以增加二氧化碳的供给）、深耕（有的超过250cm）、大量施有机肥（有的亩施肥量达到5万斤以上）等各种“丰产”措施之后，经过1年时间的奋斗，他们最高也只获得了902斤的小麦亩产。但由于竞争对手也没能真正种出亩产万斤或千斤的粮食出来，他们所在研究机构的牌子得以幸存。

1959～1960年，邹承鲁把大部分精力投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大协作项目之中。虽然他个人负责的那一部分工作取得了进展，但由于其他部分的工作过于求快、投入了过多人力导致质量失控，整个项目未能按计划完成。别的科学家所开展的宏大项目，也因为方向错误、方法不当、干扰太多等原因而大多流产。钱学森所领导的力学研究所主要做国防项目，如航空、航天，虽然消耗了相当多的资源，也因为上述原因而未做出与那些资源相称的重大成果。钱学森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并从事火箭、导弹研究的同时，也同样要去打麻雀、灭蝇蛆，以参加“除四害”运动。由此可见“大跃进”时科研工作所受干扰之重。

在1962年举行的广州会议上，傅鹰等人曾对“大跃进”期间科研、教育单位的损失作过估计：

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光，北大的家当败完了，石油学院的家当败完了，损失不是几万元，而是以亿为单位计。

……

1958年以来，科学院仪器的损失不比大学小。化学所实验室设备没有完整的了。我从国外带回来一套打孔器一共有13个，都没有了。全所现在只剩下两三个打孔器。所里很多打孔器到哪里去了呢？都轧扁了去做超声波喷嘴了。有同志接着说，你的研究室还在，我的研究室都没有了，什么都被拆了，连水管也拆了。

与科研方面的损失相比，全国民众受“大跃进”之害更重：好几百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千多万人沦为饿殍，更多的人因缺少粮食而浮肿、生病。作为肉-奶干部或糖-豆干部，科学家多少受到一些照顾，虽然也有一些得浮肿病，但真正被饿死的还是很少。

虽然未必清楚全国的状况，但人们从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可以看出，1959年后，中国的许多地方已由“亩产万斤”的虚华进入到饥荒状态。面对这种极其残酷的现实，有良知的科学家不得不对造成国家、民族灾难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在头上戴着剥削阶级的帽子的情况下，他们不敢批评国家体制，批评党中央，批评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等党的喉舌，批评地方高层。他们甚至也不太敢批评科学界的各级领导。他们所能做的，主要是进行自我批评。广州会议的《简报》对此有记录：

有同志说，都说风来了要做疾风劲草，要坚持真理，可是这几年在勒柏辛斯卡娅细胞学、威廉士土壤学、农业高产等问题上，没有人敢说话，敢于发表意见坚持真理。到底为什么？他认为可能有三个原因：怕吃亏，怕被戴帽子找麻烦，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要我谈我先躺下，未打先倒；赶时髦，也是原因之一；心中无数，由于认识不清，研究工作未做，或做得少，拿不出站得住脚的理由。

据薛攀皋回忆，他们生物组讨论到这里时，殷宏章补充说：

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有些科学家的热情高过理智……我在总结农业丰产经验时，是摇旗呐喊提指标最起劲的一个，那时候有点爱国狂，希望我国科学出点有特色的东西，理智上明知高指标不可能，可是总希望在不大可能的情况下也许能行。正象我打桥牌，明明只能打五副，我偏要打它六副，所以常常打输。在科学上不能这样做，作为科学家，要特别注意。

还有科学家接着说：如果自己看得准、判断得对，坚持下去，可以风吹不倒。自己根底差，就容易被风吹倒。另有科学家认为：有时不是看得准还是看不准的问题，而是在那个场合下敢不敢讲真话。

广州会议后期，还有个别大胆的科学家，对国家的言论环境作了分析：

有同志说，对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科学家中间随声附和的是少数，冷眼旁观等着看笑话，不是一条心的，也很少。比较多的是畏首畏尾，胆小怕事，不敢说话。……翻开历史看，君无道，有大臣去谏，这些大臣有气节，不怕杀头。现在又不会杀头，顶多2000张大字报，怕什么呢？看来还是认识不够，气节不够。为什么古人有气节，我们却顾虑重重？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去可以吃老米饭，今天不折腰，就没有老米饭吃。归根到底，看到问题不讲，还是个吃饭问题，怕挨饿。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那个时代，科学家在公开场合的反思大致也就到这个深度。

顺便说一句，在广州会议的开幕式上，陶铸曾当着所有与会者的面向丁颖道过歉。

5.说话的基本原则

有人可能会问，在改革开放、“和谐盛世”的时代，重提“亩产万斤”这种早已被党和人民所否定的历史丑闻，还有什么意义？

笔者的回答是：有意义。虽然“亩产万斤”的罪错不大可能重犯，但以其他面目展示的荒唐事情还正在发生。历史教训需要我们记取，譬如，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做学问的人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以什么态度，为什么人说话，就值得人们深思。

正如辜鸿铭所言，除了倒马桶外，做好别的事情都需要用到学问。而专家、学者，作为对某个学科、领域有精深研究，对某些问题有深入思考、有精到见地的人，纵然常常被“养兵千日”，总有一天会被“用兵一时”；而且，在现代社会，他们还可无需被三顾茅庐，尽管自行向政府、企业、民众等贡献出自己的才能和意见。

笔者认为，在以写文章、作报告、接受采访等多种方式站出来说话时，至少有三条原则需要专家遵守：

1、不要没有根据说瞎话。确实不能排除违背常识和现有科学体系的反常事实、反常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但那种可能性极小，在宣扬、解释它们之前，首先应向学术界提出肯定其存在的极强的证据。没有用严谨的态度对事实进行深入的调查，并用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就不要用科学的名义，以学者、专家、院士、教授的身份去说话。专家是就领域而言的，不但在自己的专修领域之外不再是专家；就算在自己的专修领域之内，如果没有深入调查、试验，对于具体要研究的问题，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专家。

2、不要袒着护着说偏话。人并非天使，人类社会总会有很多矛盾，所以需要司法机构去救济，权威人士去调解，以维持社会的公正。学问不是商品，专家不是商家，更不是奴才，不能谁给钱就为谁说话，谁给钱多就把结论偏向谁。其实归根到底，不事稼穑的专家之所以能够生存，靠的全是农民、工人的脂膏。

3、不要昧着良心说假话。说错话是允许的，还可以用言论自由来辩护，通常只是缺点，而不是污点。如果明明知道不对，但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仍装出一副超然的、全知的、富有同情心的样子去说假话，那么只能判断以道德败坏。请记住邹承鲁的名言：“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戳穿假话，或者无法说出真话，或者可以选择不说话，但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不主动用假话去邀功请赏、去谋财害命。”

如果说，前面两条是相对高一些的底线，那么第三条就是科学道德最低的底线。林肯曾言：“你可欺骗所有人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于永远；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如果连科学道德的最底底线都守不住，那些所谓的“专家”即使生前未被人民所唾弃，死后也必将被历史学家缚上耻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