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挑战

2024年3月，日本明治大学举办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挑战与日本的角色”国际研讨会，讲者有黎安友、吴国光、胡平、滕彪、周保松、张伦等知名学者，评议人是石井知章、阿古智子、王柯等在日本的教授。黎安友、胡平、荣剑的主题侧重于政治结构和历史，滕彪、周保松的主题侧重于知识分子和思想，吴国光、张伦则试图把两个面向结合起来。在中国民间社会2013年以来遭受重创、自由主义声音日趋减弱和分化的情况下，以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为讨论核心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不多见，在日本就更罕有，因此本次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听众，也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关注。

黎安友教授曾提出著名的、也是颇有争议性的“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观点，他的演讲以《中国政权的支持度：韧性或脆弱？ 》为题。他认为，很多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和访谈，都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老百姓对政权的支持度比很多别的国家都高得多。中国政权祸害老百姓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为什么它还有这么高的支持率？所谓“支持”是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David Easton）描写的一种“系统投入”（system input），既包括行为，像纳税和遵守规则，也包括态度，像承认政权合法性。对政权的支持有四种：第一，基于恐惧的支持； 第二，基于绩效的支持（performance legitimacy）；第三，基于价值一致性（value congruence）的支持；第四，基于身份认同（identity）的支持。如果能把握政权支持的类型、程度和人群的分布， 就有利于分析什么样的事件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党国体制的未来。

比较高的支持度，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有关，也与中共控制媒体和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有关，也与中国人看重权威、看重集体的传统文化态度有关。 如果对政权的支持是基于恐惧，那么1990年在东欧和阿拉伯之春发生的事情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支持是基于绩效，那么当经济下滑、社会动荡、或出现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支持就会弱化甚至消失。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可能会逐渐减弱，但在当下，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传统价值观依然强大。 总之，即使中共的内忧外患再多，群众的支持还是很强的，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变。

与会的批评者认为，基于恐惧与基于权威压力的服从，不能等同于支持，就像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所表现的那样。而且，基于绩效的合法性也完全不能代替真正的合法性来源，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的唯一有意义的合法性，应该来源于自由的民主选举。此外，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里，对政府的支持率的统计数据十分可疑；哪怕在非公开的、匿名的情况下，任何问卷调查都会极大地低估对政权不满者的数量。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渠道，人们很可能不知道其他人和自己有同样的不满。

胡平先生讨论的是天安门屠杀与中国经济奇迹的关系。中共政权并没有在1989年的巨大抗议中垮台，而且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对外的侵略性也越来越强。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人们都称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家。但邓小平的改革，改掉的都是先前共产党革命建立起来的东西，他建立起来的都是先前革命打倒的东西。1949年后，中共先是以革命的名义“化私为公”， 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官员们自己的私产）。“先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以改革的名义分赃。”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率上却是最有力的，其结果又是最畸形的。中国重新加入全球化，借助于“低人权优势”，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而经济奇迹的最大受益者则是中共官员或中国体制。

这一切都与天安门屠杀之后形成的政治恐惧、犬儒主义和维稳体系密不可分。六四屠杀使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人民被剥夺了反抗的能力。赤裸裸的暴力使得共产党不需要意识形态的伪装，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不需要再害怕被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极端的不公不义的基础之上，所以经济越发展，中国政府越不愿、也越不敢进行政治改革，而且更加依赖和强化其专制模式。  

政治学家吴国光在演讲中认为，以自由知识分子为灵魂的中国民主运动，自1970年代末初兴以来，历经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迄今尚未成为中国政治现实中举足轻重的力量，遑论实现在中国推动民主化转型、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活力，也不能低估共产党维持统治的政治实力和决心，但是我们必须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知识界和政界讨论中国问题时，总是假设“中共政权不会倒台”，而这一根本迷思应该被打破。

习近平执政以来，所谓 “中国模式”似乎已经瓦解。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颓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收到影响，原本有限的日常生活自由现在变得更加受限。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持续恶化，贸易、科技、意识形态等方面受到围堵，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中国的现状不再满意。中国民众无法想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他们没有意识到除了共产党政权还有其他选择，这与黎安友教授说的对政权的四种支持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同。 有人认为，严肃的国际社会不去想象、也不敢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然而，维持中共一党专政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也给世界的自由与秩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很可能在未来成为一场巨大的灾难。 而新的选项将比现在的共产党政府更好地管理和发展中国，并将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与会者认为，国际格局近年来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旧有的思考中国的假设、对华政策都在进行重新评估或者已经被推翻，“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值得深入讨论的命题。

荣剑接着说，接班人问题是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历史上从未得到有效解决，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是接班人问题的牺牲品。邓小平试图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实际完成了三项制度改革：废除最高领导人终身制、建立储君制、实行隔代指定制。江泽民、胡锦涛两代权力交替，基本上是按照这三项制度安排进行。这些安排被黎安友教授认为是“威权韧性”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被视为是从威权向宪政过渡的迹象。但它造成了党内的三个权力中心：退任总书记，现任总书记，候任总书记。由此形成权力分赃制和党内各派的相对平衡，客观上让社会发展有了一定的空间，造成了经济迅速发展的政治条件；同时也造成政商勾结和腐败蔓延。习近平上台后，废除任期限制，废除储君制，废除隔代指定制，是试图解决最高权力多中心问题和广泛的腐败问题，但它最终解决不了接班人问题，也就是最高权力的制度化和平更替问题。习的新时代又回到了旧的毛时代；习为了应付危机而进行的“改革” ，实际上增加了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共产党的危机。要想真正解决接班人问题，唯有宪政民主，别无他途。

滕彪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政治的极右化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分裂》。1980年代后，随着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行动的和公共生活的自由主义，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先后兴起，并在官方的控制和打压之下仍得到热烈的响应。维权运动在中国曾一度出现政治化、组织化、街头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但随着习近平的上台和高科技极权体系的建立，维权运动遭到清洗，自由主义陷入低谷。

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首先在概念上容易陷入混乱。在毛时代属于“极左”中共政权，在19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壮大，政治上没有走向自由民主，而是越来越成为奉行大汉族主义、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极右政权。滕彪列举了今日共产党的法西斯化的若干特征，如党的绝对权力、个人崇拜、司法党化、高科技全面监控、秘密警察的角色、权贵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汉族沙文主义）、排外主义、扩张主义、例外状态/紧急状态的滥用，等等。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诸多语境的误植、对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矫枉过正、对“社会主义”的多元性及其全球发展现实的误读或忽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多数成为右翼，很多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拥抱川普主义，甚至背离自由主义而走向极右翼。他们过度地受到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这一类经济学家的吸引，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低福利等，甚至倾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右翼无法解决一些最基本的社会现实问题，甚至它本身就是产生一些问题的根源，而左翼自由主义则提供了更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也是更可欲的政治安排。在这一背景下，左翼自由主义在2010年前后登上思想舞台，具有特殊的观念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左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面临着共产党政权、非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右翼的多重阻击。正在进行的自由主义左右两翼的分化和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来自香港的政治哲学家周保松，是中文思想界左翼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最早、最系统地论述左翼自由主义的学者之一。他的演讲以《金钱、产权与自由——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一个批判》为题，对大多数中国自由派在不同程度上认可的自由放任主义进行了系统性地批判。中国的自由主义右派认为，他们的核心价值，是自由。要保障自由，就必须无条件支持放任市场和私有财产权，反对社会福利和财富再分配，即使这样做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贫穷。在右派论述中，自由和市场在一边，平等和正义在另一边，而自由主义必须选择前者，放弃后者。

周保松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论述。私有财产权的性质，是在保障有产者自由的同时，必然也限制无产者的自由。这意味着，拥有财产愈少者，个人自由便愈少。如果市场会导致贫穷，那么穷人的自由必然因此而减少。换言之，财富的再分配，意味的不是自由本身的绝对减少，而是自由在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 “左派关注平等，右派关注自由”，左翼同样看重自由。自由是根本价值，但“放任的市场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和保障所有人的自由”这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成立；相反，一个重视社会正义和合理分配的社会，反而更有机会实现这个目标。

在法国任教的张伦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主体、权利与转型——兼谈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再定义》。他说，中国当下的转型是一种“双重转型”（同一过程中包含两种相互交织的内涵），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型”以及共产体制的“后共产主义转型”。近代开始的中国文明转型经历了多重阶段，共产主义模式的构建、变形及改造的过程，也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见证着这个过程，其思想及行为也形塑着这个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出现了具有逐渐明晰的权利意识的现代主体——个体，但在毛时代极权权力的压制下消失。

改革开放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这种主体的再生，人们获取了某种新的自由，某种程度的选择权，财产权，移居权等等。然而，中国改革模式的扭曲，造成了主体权利的不完整性，这是中国当下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种问题的根本。习上台后形成某种新极权主义，民间社会遭到严重摧残，社会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的核心，也正是主体的权利问题。不管意识形态的左右偏好如何，中国的自由派需要成为争取和捍卫公民权利的“权利派”，清晰地界定自身，跟上群众的节奏，贴近普通公民的生活，与形形色色的“权力派”区隔开来，尽力抵抗，推动民主转型。

但有人提出，中国的极权主义已经几乎消灭了“权利派”的活动空间和博弈能力，审查和洗脑变本加厉；监控体系严密高效，文字狱有增无减，自由派知识分子前景堪忧。另一方面，作为“权利派”的中国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多却走向市场原教旨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在反对社会福利、反对工会和最低工资、在性少数、少数族群等议题上，甚至成为党国资本主义的共谋，这是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挑战；这也是滕彪和周保松演讲的要旨。

与会的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思想光谱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犀利的见解，在评论中也常常引入近代日本历史、日本知识界以及中日交流与相互影响这些视角；并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引发出对日本学术界、政界、媒体和社会的反思、批评和建议。有人提出，应该改变过去日本政府或因为历史负担或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愿意批评中国的人权侵犯，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对抗中共专制政权，才是支持中国人民。”

与会者都认为，日本与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与历史的连接，在中国知识分子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独特的角色。中共煽动的反日、仇日情绪，是其民族主义宣传的一部分，这民间力量需要共同予以回击。日本作为世界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之一，与中国一衣带水，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中国理解世界、推动世界理解中国，促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