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秘密警察史（八）
【本文欢迎转发，不可自行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本人】
作者在本章的写作中向匈牙利国家安全历史档案馆的Müller Rolf博士咨询了大量问题，Müller一一作了详细解答，在此特别致谢！
第八章 尾声
1956年11月7日，布达佩斯市区已经停火两天了，人们陆续从掩蔽处走出来，苏联军队仍然在搜捕起义者。当天，就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界的时候，卡达尔从莫斯科飞回布达佩斯，乘坐苏联装甲车，在两辆苏联坦克的护送下抵达国会大厦。他看着眼前的残砖碎瓦，断壁残垣，仍然能听到市区传来的阵阵枪声。作为苏联选定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受命掌控局面，并开启了长达32年的执政岁月。11日，他宣布纳吉领导的并不是一场“反革命事变”；15日，他在接见中央工人委员会代表团时透露“我们需要多党制和自由、透明的选举”，并承诺“在过去几周的伟大人民运动”中牵涉进来的人都将免于受到指控。同时，他还宣布解散国家安全厅，因为“不再需要这样的机构了”，但同时表示前国安局成员不应受到指控。
如果真的相信了这位曾任布达佩斯政治保卫局副局长的话就天真了。卡达尔和苏联人都清楚地知道秘密警察存在的必要，只是不能再用国家安全厅这个声名狼藉的称谓。11月8日，时任内政部长的比斯库·贝拉（Biszku Béla）[1]责成国家警察局成立特别小组以恢复秩序，其中Mátyás László上校领导的R特别组，即警报组（Riado Cspart），负责清算参加十月事件的人员。讽刺的是，Mátyás是卡达尔在国安厅监狱的狱友，从匈党恐怖专制机构的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秘密警察头子，可谓victim and culprit in one。[2]作为新的秘密警察实体的雏形，Mátyás的特别小组吸收了大量前国安厅成员。这些秘密警察干起了从前熟悉的行当，只是手段没有国安局那样残酷罢了。
此外，鉴于十月事件中许多平民自发地参加战斗，卡达尔还设立了民兵组织。档案显示，最晚在11月10日，在苏联的要求下，卡达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着手组建具有民兵性质的革命警备队（Forradalmi Karhatalmi Ezredek），由国防部长明尼赫·费伦茨（Münnich Ferenc）领导。其中布达佩斯革命警备队下设第一团（1030人）、第二团（1130人）、第三团（1150人）、Hodošan分队（477人）、佩斯小队（162人），共计3949人。明尼赫资历颇深，他曾参加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西班牙内战中作为第13国际旅拉科西营的政委参加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任命为布达佩斯警察总监，1956年十月事件中在纳吉政府短暂担任内政部长，后逃往苏联。11月4日，他宣布成立“革命工农政府”和纳吉政府分庭抗礼。12月初，内政部警察团（BM Rendőri Karhatalmi Ezred）成立，由前国安厅上校Orbán Miklós领导。1957年1月，Guba László上校接替Orbán主管警察团。这个警察团下辖3个营。
随后，卡达尔决定在内政部框架内重建国家安全机构，也是为了限制国安的权限，免得成为国中之国。新的国家安全局以内政部第二局，即政治调查局（Politikai Nyomozó Főosztály）的名义改头换面，重新组建，结构如下：
l II/1 军事反应
l II/2 反间谍
l II/3 情报
l II/5 内部应急处理与预防
l II/6 防止蓄意破坏
l II/8 测试
l II/9 环境研究
l II/12 加密中心
l II/13 邮件检查
尽管政治调查局继承了前国家安全厅的大部分职能和人员，仍然剔除了一些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治”的秘密警察。这也是和后斯大林时代的苏东阵营不同程度的放宽对社会限制的步调保持一致。1961年12月，卡达尔的口号是：“只要不是反对我们的就是朋友。”警察R特别组的部分人员并入政治调查局。1958年，在拉美搞了十年情报工作的特姆佩·安德拉什回到匈牙利，主管政治调查局第3处，即情报处。1961年3月9日至1962年2月15日担任政治调查局副主任。同年以少将军衔退休。后来，特姆佩被牵涉进党内斗争，在1971年12月15日自杀。
1962年，卡达尔决定改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因此，内政部的一些斯大林分子被清除出去，一些国安军官被重新安置到国家警察或其他民事部门，更多的则直接卷铺盖回家，这些人被称为“被解散的军团”（Elbocsátott Légió）。例如，1962年8月，内政部的一名斯大林的忠实信徒被解除职务，重新任命为文化部下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局副主任。他的第二个身份是大学教授，在布达佩斯科技大学[3]教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在内政部的关系当然得以保留。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很多低级军官被直接解职，又因为秘密警察的身份被社会唾弃，找不到工作。1962年5月，被内政部解职的Lapusnyik Béla中士就借机叛逃到奥地利，随后在西方情报机构谋得一份职务。[4]
1962年8月中，Pap János就任内政部长。改组后的国家安全机构成为内政部第三局，主任是Rácz Sándor中校。尽管一些曾犯下严重罪行的前国安军官被剔除出队伍，改组后的内政部第三局仍然保留了大量前国安人员，他们大多是50年代初根据匈党的推荐招募进来的，即所谓“人民干部”。但是，“因个人崇拜导致的违反法律”和相关政治宣传引起了内部的紧张关系，第三局不得不再次改组。1963年12月，Eperjesi László中校出任第三局的新主任，Rácz Sándor调任党总部任职。实际上，在1963年大赦实施之后，内政部才得以稳定下来。1977年圣诞新年，Hollós上尉成为第三局3处处长，1985年晋升第三局主任。在80年代，Hollós上尉下令镇压了几次民主运动。
在卡达尔主政时期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1956”和“纳吉·伊姆雷”这两个词是政治生活的头号敏感词，严禁任何公开讨论。参加过起义的人员子女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刻意排挤，能上大学的却被分配到矿山当工人，能当大学教授的却被发配到农业站当技师。人们只能在深夜寂静，四下无人时才能默默地纪念在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久而久之，“1956”和“纳吉·伊姆雷”在匈牙利人民心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场单纯的起义。当匈牙利人谈论起1956年发生的事情时，他们所说的已经不再是那一年被掩盖的秘密，还包括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所有的谎言和屈辱。“1956”是匈牙利不曾真正独立自由的象征，是他们被迫屈从强权和谎言的耻辱。如今，这一切都和1956年的记忆连结起来了，匈牙利党和国家对事件的定性和匈牙利人民对事件的认知形成了水火不容之势。
“1956”和“纳吉·伊姆雷”两个词所指的范围越大，匈牙利当局的神经就越敏感。反过来，当局越是压抑着两个词，它们的分量就越沉重，因为这种压抑正在制造新一轮的受害者。这两个词指代的已经不单单是起义中失去生命的2700人和20多万准备逃离祖国的难民和流亡者，还包括了所有想说出这两个词和想了解其意义的人，因为这种政治禁忌是对人类知性和社会集体记忆的羞辱。一个国家的人民被告知某个年份或某个人名是不能提起的，某段时间的密室是不能打开的，并且连理由也不许过问——其实甚至都不能用“人民被告知”这样的表述，因为匈牙利当局从来就没有明确“告知”公众什么“敏感词”的清单，这种禁忌的认可全靠一种奇怪的潜规则。到了这个地步，禁用“1956”和“纳吉·伊姆雷”伤害的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感情，更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你不许知道一些东西，不许探究这个禁忌的理由，而且还要假装这个禁令不存在。当匈牙利警察用警棍和高压水枪驱散抗议群众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人民之间的鸿沟也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宽。
1985年后，苏联的“新思维”之风迅速被铁幕后的东欧人民捕捉到，匈牙利社会中呼吁改革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1988年5月，老迈年高的卡达尔被迫辞职，格罗斯·卡罗伊（Grósz Károly）成为新的总书记。1989年1月28日，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Pozsgay Imre）重新评价1956年十月事件，称其为“人民起义”而非反革命事件。1989年6月，纳吉·伊姆雷被重新安葬。11月的圆桌会议确定了间接选举总统的形式。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匈牙利社会党，波日高伊就任党副主席，并作为1990年首次自由选举的总统候选人。1990年3月，匈牙利举行50年来的首次自由选举，Göncz Árpád作为匈牙利社会党和自由民主联盟共同推举的候选人就任匈牙利共和国总统。匈牙利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过渡，匈牙利人也终于无需生活在政治恐怖中，历史终有云开雾散的一天。
最后说说匈牙利几位主要政治人物的结局吧。
卡达尔·亚诺什，1989年7月6日在布达佩斯去世。2007年5月2日，卡达尔的墓地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亵渎和破坏。
拉科西·马加什，1971年死于苏联高尔基市，骨灰被秘密运至布达佩斯，墓碑上甚至都不敢写上全名，只用姓名首字母表示。
格罗·埃尔诺，1960年从苏联回到匈牙利，被开除出政治局，余生在布达佩斯做翻译，1980年去世。
法尔卡什·米哈伊，1956年被判入狱，1960年获释，余生在布达佩斯做一名编辑，1965年去世。
Péter Gábor，1960年获释出狱，在图书馆工作直到1993年去世。
注释：
1^比斯库·贝拉的政治立场属于本土派中的亲苏派。和其他的亲苏人士不同，他从未去过苏联，和NKVD也没有交集。1945年，在布达佩斯第八区区委会工作，1946年赴市委工作。1951年到1953 年，任布达佩斯第十区区委书记。1955年到1956年，任布达佩斯第十三区区委书记。1956年11月起，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年2月-1961年9月任内务部长，1961年-1962年11月担任副总理，1962年-1978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2012年9月10日，比斯库因涉嫌镇压1956年起义犯有战争罪行而遭到逮捕。2014年5月14日，布达佩斯法院以战争罪和其他罪行一审判处比斯库5年零6个月监禁。
2^Scope of Soviet Activity in the U.S., 5235.
3^今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
4^Tabajdi Gábor. A III/III krónikája. Budapest: Jaffa. 2013, 36.
参考文献：
Andrew Felkay. Hungary and the USSR, 1956-1988: Kadar's Political Leadership. Praeger, 1989.
Bryan Cartledge. The Will To Survive: A History Of Hung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George Mikes. A Study of Infamy: The operations of the Hungarian Secret Police (AVO). London: Andre Deutsch, 1959.
Gyarmati György and Palasik Mária. Continuities-discontinuities: Secret Services After Stalin's Death in Communis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udape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 Security, 2017.
János M. Rainer, Lyman H. Legters (Translator). Imre Nagy: A Biography. London: I.B. Tauris, 2009.
Jonathan R. Adelman, ed. Terror and Communist Politics: The Role of the Secret Police in Communist Stat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Jörg K. Hoensch, Kim Traynor (Translator). A History of Modern Hungary: 1867-1994, London: Longman, 1996.
Kiszely Gábor. ÁVH - Egy terrorszervezet története. Budapest, 2000.
Müller Rolf. Az erőszak neve: Péter Gábor. Budapest: Jaffa Kiadó, 2017.
Müller Rolf. Politikai rendőrség a Rákosi-korszakban. Budapest: Jaffa, 2012.
Paul Ignotus. “The AVH: Symbol of Terror.”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 1957): 19-25.
Roger Gough. A Good Comrade: Janos Kadar, Communism and Hungary. London: I. B. Tauris, 2006.
Rudolf L. Tökés. Hungary's Negotiated Revolution: Economic Reform,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ictor Sebestyen. Twelve Days: The 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