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后，你会考虑离婚吗？

本文首发于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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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11点，孩子已睡去，我正舒服地靠在床上试图看完一本哲学书——这是疫情导致幼儿园闭园后，我每天宝贵的喘息时间。读书和写作是我在面对苦闷时的自我修复方式，如果这两者都无法进行，我的情绪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正要看到下一章，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在澳洲的表姐打来电话。我心里一沉，叹了口气，知道等待我的正是我想逃避的。身边的丈夫正在玩动物之森，看了一眼来电，会意地悄悄坐到书桌前继续工作，不干扰我。

表姐来电无非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婴儿难以哄睡，接应不暇；第二件事是老公不帮忙育儿，还对所有做家务和照顾两个孩子的人（即他的父母和妻子）颐指气使。表姐怀孕时，我提议让父亲一开始就参与育儿过程，学习照顾婴儿，否则后续会更难开始。不料，任何委婉提出这个建议的人都遭遇了男方的怒气。在某天男方提出自己带孩子，宣布“谁都别插手”后，婴儿被放在床上嚎啕半小时，以表姐忍受不了折磨、抱走孩子结束。

“他看不起婆婆和我带两个孩子的方式，还说等我回去工作后，他可以全职在家带孩子，谁都不用帮忙。”

虽然知道表姐只是想找个树洞排解焦虑和抑郁的心情，我应该充当倾听者和垃圾桶的职责；然而，在一天的疲惫育儿和近期持续的睡眠匮乏下，眼看着时间超过十二点，“早睡”的愿望又要落空，我还是心里一阵焦躁，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

“那别光说啊，让他先带一天。”

表姐语气坚定地否决：“那可不行，我不能把我女儿交到他手里。”

我听完一阵头疼，又有些哭笑不得，这是丈夫还是敌人？

对话继续，在感慨完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小公寓里的种种不便后，表姐在乌云中找到了一线银边。“唉，他虽然有点儿大男子主义，但对我还是挺好的。”

我疑惑：“定义什么叫‘挺好的’？”

“他做很多事情的初衷都是为了我好。”

“比如？”

“比如他和我公婆吵架，原本是想让他们多帮帮我。”

我用力地揉了揉眉间的皮肤。 “他不帮你带孩子、分担家务，让自己父母帮忙，然后跟他们吵起来，还说是为你好？我看他只是以‘为你好’做借口掩盖自己的自私和无能。和父母吵架，家里氛围僵持，能对你有什么好？”

表姐无奈又短促地笑道：“我是拿他没办法。”

我放下iPad，烦闷地长叹一口气，今晚大概又要三点睡了。闪念之间，我脱口而出：“我想问你一个严肃的事情。疫情结束之后，你会考虑离婚吗？”

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我想应该不会。”

紧接着，我又问了另一个也许对姐姐而言很突兀的问题：“他有没有打过你？”

“目前没有。但他生气的时候说话很难听。”

“他会砸东西吗？”

“会。”

“砸东西是暴力倾向的体现。后续经济会有衰退，生活更艰难，矛盾也可能更多。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告诉她，“你存一下家暴援助热线的电话，一旦有不对劲的苗头，记得录音、取证，给我和热线打电话。”

挂了电话后，我找到当地的几个热线号码发给表姐。她简短回复：“好。”

屋子里恢复安静，我回想刚才的对话，不仅感到有些愧疚。从表姐怀孕到生产，我们的交流大幅度增加，而我也从开始的耐心安抚逐渐变得不耐烦。表姐所反复诉说的那些婴儿难以哄睡的日常，生活的繁琐和疲惫，生怕自己每个细微的举动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我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她的极度焦虑与睡眠匮乏、缺乏心理支持有关，有转为产后抑郁的风险，她需要专业的心理援助和充足的休息，但我知道，她既没有时间，也无法负担起咨询师的费用。

姐姐只剩下我可以说说真心话，但此刻我却没有足够的心力去消化那些情绪。我知道自己接听电话时的愤怒，不是针对姐姐，而是源于无能为力——我无法让表姐离开那个男人，无法让他去分担家务和育儿重担；我和姐姐相距甚远，很难提供什么实质性帮助，除了提醒她，疫情可能让她遭遇的精神暴力升级为肢体暴力，并提供几个冷冰冰的热线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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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会突然问姐姐有没有考虑离婚、有没有遭遇家暴，是因为白天几位志愿者朋友们刚提到身边多位女性朋友近期都想离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丧偶式育儿”：丈夫们在家淡定地无视妻子们照看孩子的艰难、她们身体的疲惫和要求，在电视前、电脑前自得其乐，甚至连她们生病时都不帮忙分担做饭刷碗的工作。

几周前，我和这群朋友一起编写了家暴援助手册。自2月湖北疫情加重，湖北省监利县反家暴组织“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统计， 2月份援助的家暴事件有175起，是1月的近两倍，去年同期的3倍。疫情期间女性家暴受害者占94.67%。另一份来自志愿者团队3月初的报告中，提到湖北省内妇女儿童机构反馈，两县市2月份家暴报警数量达158起，是去年同期的2-3倍。疫情期间由于居家要求、交通限行等管制，庇护所关闭或难以运营，受害者更难离开受暴地，而警方出警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面临激增的家庭暴力和家庭矛盾并不只是中国女性的困境，也是全球女性和儿童的遭遇。当各国卫生机构告诫人们为了“安全”需要居家进行社交隔离时，对很多人而言，“待在家中”才是噩梦的开始：

·      英国最大的家暴慈善机构某日的求助热线收到超过平时7倍的求助，而其中一条求助热线收到的求助增加了25%。

·      法国警方报告显示全国范围内的家暴增加了30%；芝加哥警方发现疫情在美国爆发后至3月，关于家暴的求助电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3%。

·      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政策摘要表示，疫情加剧了性别不平等现象：学校停课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家务，数百万少女可能因此辍学；全球范围内，施暴者对女性及儿童施暴的时间有所增加。

在我们将家暴援助手册放到网上后，手册很快获得了大量关注，并被称为“及时雨”。在几千次的评论和转发中，很多女性网友提到自己的男友砸物品、知道女性亲友遭遇来自丈夫的家暴、自己幼年目睹父亲殴打母亲所带来的持续性心理阴影，还有很多热心网友@我们去看正在求助的网友。我们在报告中看到的比例和数字，变为了现实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困境，呈现在我们面前。

手册中有一页后续添加的内容：为什么家暴受害者难以离开？正是在编辑这一篇的内容时，我对家暴的精神-身体控制循环有了更深的理解。受害者所遭遇的并不是一次或几次的殴打，还有平时施暴者无处不在的精神施压：用言语侮辱、贬低受害者，降低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开始自我怀疑，想要改变自己来迎合施暴者；施暴者还会通过眼神、手势、砸物品等方式制造恐惧，让受害者进一步感到压力。现实生活里，这些精神暴力的形式广泛地存在于各类亲密关系中，展现在情感小说、影视剧中，很难马上引起受害者甚至身边人的警惕。

这也正是姐姐所经历的：来自丈夫的不断否定、丈夫怒气冲冲时砸毁物品、他与家人争吵制造出紧张压抑的氛围...而他声称自己发怒和与家人的争吵是为了帮助表姐，连表姐都在为他辩护。

姐姐对丈夫的维护，也许出于仍在的爱，也许出于无奈和无助。在疫情造成的种种隔离与不便下，一位在异国没有亲友可投奔的新手妈妈，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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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月，在网上或是电话里冷静地给出他人建议和安抚时，我感到自己如同一栋四处漏风的房子，强立在山头；侧耳仔细听，便能听到房梁和支柱都在咯吱作响。读博的女性友人每天与女儿共处，论文进度大受影响，向我检讨自己对孩子没耐心，吼了女儿，问我怎么做到对孩子心平气和。我笑了：“你是没见过我抓狂的样子啊。”

在姐姐来电的前几天，我刚因为被孩子扔在地上的玩具绊到而大发脾气。

自从幼儿园暂停开业后，我的安排彻底被打乱了。生活从“幼儿园开门”的天堂纪元切换到“幼儿园关门后”的噩梦纪元。丈夫读博，虽然只要有空就会主动带孩子，但工作日通常都很忙，为了完成任务还时常熬夜，我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工作时间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年初打算准备的新课，一直没有精力筹备；正在写的小说和文章频频卡住，没有了整块的时间，思路琐碎，难以接续。

生活被孩子的作息和家务切成无数碎片，每天的自由时间只有孩子午睡的两小时和他夜晚睡去后的几个小时。随着孩子成长，午睡越来越困难，我和丈夫时常从监控里看到孩子一屁股坐在对方的头上骑大马，白天这两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不再有保证。趁小孩吃饭和看动画片时，我用手机和iPad读电子书。夜里孩子睡去，我从床上偷偷爬起，溜到客厅写文章。常常写了二十分钟，监控里传来小孩凄厉的哭声叫妈妈，我便扣上电脑飞奔进卧室，在他身边认命又泄气地躺下，瞪着眼睛看漆黑的天花板，等待他沉沉睡去，再起来，如此反复。

孩子全天都在家里待着，狭小的公寓再也没有整洁过。玩具散落在屋子的每个角落，所有教导孩子整理玩具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好像也宣告着我的失败。几次，我赤脚踩到一片乐高、一瓣塑料蔬果或是一辆小汽车，又或者摸黑踩上一根横在地上的纸筒。也许在新冠杀死我之前，小孩扔在地上的玩具已经把我干掉了。

以前，为了保持房间的干净，我会趁孩子在幼儿园时定期替换放在游戏区的玩具，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已有的玩具。然而现在小孩24小时都在家中，家里似乎怎么收拾都像灾难现场，除非熬夜清理，而那时我通常已经筋疲力尽，还要抓紧做自己的事情。我想现代地狱里一定有一层是家长的“无间地狱”：地面撒满乐高零件、死无全尸的玩具和手工套装里的布料毛球，充斥着孩子的尖叫和嚎哭声，每换好一张尿布便又要换另一张，刚躺在床上快睡着时就会有小孩在身上爬来爬去，洗不完的奶瓶和脏衣服，辅导不完的作业，一打开社交媒体便会循环展现永远和蔼温柔的“成功家长”，鞭笞和羞辱着“失败家长”。

那天的午饭时间，疫情爆发以来积攒的持久而缓慢的疲倦，终于在我从厨房出来差点被玩具绊倒时爆发。丈夫和孩子用惊惧诧异的眼神看着大吼的我，而我知道自己在那一刻仿佛一个小题大做的“疯女人”，正如任何一个在漫长繁杂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崩溃掉的女人。外人看来她们的怒气突如其来、莫名其妙，只有她们知道自己早就有过多少独自碎裂的时刻。

吼出来的瞬间，怒气已经消退，变为羞耻、痛苦和挫败感。我一言不发走回桌子前坐下，丈夫则捡起玩具轻声安抚坐在我身边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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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我和表姐的感情经历截然不同。

大概由于第一次不幸的婚姻以及对养育女儿的忧虑，大姨对表姐的感情生活采取严格监控。哪怕表姐上大学时，大姨仍然对她的恋爱严防死守，以为姐姐的感情经历一片空白；然而那些我与表姐的夜谈中，她向我讲起数任男友，我知道她每一段恋爱的小甜蜜和分手时的难过——每段关系都花期短暂，我已经记不得具体的细节，只有种模糊的印象，似乎表姐的每一任男友都不太靠谱，无法担起责任。

我在大学时开始接触到女权主义，出国读研究生时参与了性别研究相关的课程，关注了大量涉及性别的议题，能够很快察觉生活中和他人言行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和不平等现象。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当然帮助我避开了很多有厌女倾向的男性。丈夫一直很尊重我，能够和我亲密无间地沟通，会主动了解性别议题和我讨论，在家务和育儿上尽力分担，我的感情生活在外人眼中是幸福的。

但我知道，我和表姐的命运其实始终重叠，是不可分割的女性命运的一部分。“遇人不淑”和“不善察人”并不是姐姐的错，而是大部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难以避免的困境。在一个目睹男婴比女婴金贵、家务育儿从来都是女性承担、男同事和公司上级肆无忌惮讲黄段子、影视和网络里津津乐道宫斗、大奶撕小三、婆媳勾心斗角，导师性骚扰女学生又或是断言女生不适合做研究的社会，很多女性从来没机会和资源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她们依旧感到在某个年龄必须结婚生育，被身边人和环境灌输“找到一位如意郎君”是人生幸福必要条件的念头，并在压力下匆忙地踏入一段不幸的婚姻，又在有了孩子后难以脱身。

更何况，即使遇到一位具有性别意识、尊重自己的伴侣，也不意味着性别不平等会在私人生活中消失。

没有孩子之前，我和当时的男友、如今的丈夫的相处几乎是平等的：我们分摊家务、轮流做饭，有各自的学业和事业，家务是一种生活情趣而非乏味沉重的负担。

育儿打破了那种微妙的平等。我需要一边继续繁重的学业，一边去医院做孕检、忍受怀孕所带来的身体不适。孕早期时频繁的恶心、第一次听到胎儿的心跳、因为B超结果存疑带来的焦虑和压力、在医院做胎心监控的那些时刻，都让我意识到妊娠对女性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也是孤独的——隔开心与心的肉体，从未显得如此具有存在感。我意识到没有“身受”，就难以“感同”。

孩子在肚子里踢踢打打一个多月后，我问丈夫，“你现在想到胎儿是什么感觉？”他诚实作答：“说实话，没什么感受，也挺难想象的，我更关心的是你的健康。没见到小孩前，很难对他产生特别深的感情。”女性在怀孕时已经通向成为母亲的道路，经历了无数微妙的、复杂的感受；男性却是在孩子出生后的相处中，才成为父亲。

虽然打算留下孩子之前，我早就看过很多育儿相关的知识和女性们对于生育的叙述，知道生育的艰辛，但有了孩子后，我才具体地明白有小孩的前几年如何艰难和疲惫。再没有心无挂碍的整夜睡眠，也回忆不起来上次醒来时一身轻松是何种感受。我在幼儿间断的睡眠里写作、读书、上课，有时候从夜里11点工作到4点，有时候从凌晨2点工作到凌晨5点。疲惫成为了我脸上常有的神态。

我逐渐意识到，在育儿这件事上，男性和女性大概是很难平等的。胎儿总归要占用一具女性的身体，而幼儿的成长期如此漫长，早年极度依赖成年人的照料，不论是父母亲自带、长辈代劳、请月嫂阿姨，都需要耗费一个人或几个人生命中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常情况下，总是女性在情感和身体上付出更多代价。

爱自己和爱孩子之间似乎充满了难以兼容的时刻。在那些“丈夫已经很努力、很体谅我”和“想多陪孩子也想成为自己”的撕扯中，金智英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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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刚开始在美国扩散时，我心里便始终在等着另一只靴子落地。幼儿园是必然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关闭的，只是不知道何时关闭。我贪婪地珍惜着每个送孩子去幼儿园的日子，趁他不在家时看电影、读书、写文章。直到3月17日，幼儿园正式发出通知，暂时关闭。我和丈夫的挑战开始了。

丈夫的论文和项目必须在某个时刻完成，网络会议必须在确定的时间段进行，三餐要吃，我们已经在做最低限度的家务量，孩子只有两个人带，而幼儿园目前无法运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总要有人照看孩子、做饭或刷碗。于是，工作时间灵活的我便只能做退让的那一个。在劳务分配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然而，似乎谁都没有做错，也没有什么简易的解决方案。生活中很多困境都如此，理想和现实中常有难渡之河。

幼儿园发来的通知中，预计开园的时间从4月1日变为4月30日，又延迟到5月18日。问题是，幼儿园那时候真开了，我敢把孩子送过去吗？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自我在家务与育儿中退让、消磨，在一种不显山露水的焦虑与绝望中，我用食物缓解压力，腰的曲线在日夜颠倒中逐渐消失。在意志力守恒定律下，用在和孩子斗智斗勇和熬夜工作上的比例增加，对其他事务的控制能力便削弱了。我常坐在电脑桌前，看着写到一半山穷水尽的文档，捏着腰腹间的赘肉，感到无可奈何，像陷在铺满淤泥的深河里，想挣扎，又想就此躺倒。

在某个文思卡顿的夜晚，我翻看从前的文章，才想起自己曾经写到姐姐在分手后，遭遇了大姨疯狂的催婚。大姨去澳洲探望时，觉得姐姐已经三十多岁，漂在异国，有个家庭才踏实，每天都要催促姐姐相亲、找男友。我安慰被大姨快要逼疯的表姐，“你有自己的工作，经济独立，长得又美，要自信一些啊，不要着急将自己交付给任何一个男人。”

没想到去年年底，姐姐再次和我“深谈”时，已经怀孕在筹备婚礼了。我和大姨、大姨夫都是同时且第一次知道准姐夫的存在。没有人知道姐姐为何如此快速地决定嫁给那个男人。此前的两年，大姨催婚时穷追不舍，在突然得知姐姐要结婚时，又感到被欺骗和背叛。

回顾旧文让我感伤不已，像目睹一场早有征兆却没有及时阻止的悲剧。我的“先婚一步”，大概也给了姐姐无形的压力吧。也许姐姐早就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索性放弃了交流。她太累了，周围指点她该如何活着的手太多了。

表姐来电后的两天，在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后，我给姐姐发送了微信，问她情况如何。姐姐告诉我，那恰好是她产后在家复工的第一天。

“我今天上班，孩子只能丢给奶奶，偶尔看两眼。”

“嗯，你先忙工作，工作还是比带孩子轻松些。”

“是的，工作的时候其实舒服得多。”

隔着一万公里，我和姐姐心有戚戚。有工作分散精力，有收入能提供一些经济保障，生活便不是全无希望。加油啊，姐姐，我在心里默默想着，我和你在同一条河里。我不会松开手的。

后记

在这篇文章写完后的一周，住在同一小区的女性友人邀请我加入她和另一位年轻妈妈的“互助育儿计划”。我们将在上下午轮流照看三个孩子，这样每个人都能在一周之中多一些自己的时间。将孩子放在朋友家客厅，看他高兴地和小伙伴玩，我甩着钥匙轻松地向家中走去，准备继续完成手头的工作。

从和女性朋友们一切写反家暴援助手册，到参与翻译Jingyao的裁定书，再到“邻里妈妈互助育儿”，我想这也许正是撬动女性命运的一种方式：女性要努力为彼此创造出一个友爱、支持、包容的空间，因为我们最懂得彼此的难处和创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