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禁书” 与社会秩序

说明：

“书籍引起了革命吗？”

本文为书籍史大牛达恩顿代表性著作《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的书评。本文内容由于发表因素，在写作时进行自我审查去除了一些敏感表达。有些可悲。写作背景主要是面临日益风声鹤唳的表达空间有感而发。目前的 “盛世” 产生了太多的 “禁书” 和 “404”。我不是从事书籍史等图书馆学方向的，期待中文学术界有人对中国禁书进行研究。中国的 “404” 是个值得研究与探讨。另外，文本排版过程中文献注释序号有所位移。

原标题：《西方书籍史视野下的社会秩序变迁》

摘要：本文以罗伯特・达恩顿提出书籍循环交流模型为引子，评述了书籍与社会秩序变迁之关系。对于 地下书籍对于旧制度秩序的解构而言，达恩顿在书 籍流通环节忽略了对于书报检查制度内部复杂性的分析，而在书籍阅读环节缺少对地下书籍的 “去合法性” 具体机制的剖析。秩序解构只是书籍社会功能的可能性负面后果，建构秩序更是书籍生产和传播的 主要目的。解读书籍的秩序建构，需要分析读者、作者、文本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动态互构，进而理 解个体的阅读实践如何走向个体或群体行动。同时， 地下书籍的出版及传播，存在批判和政治安全阀等正向功能，而非天然指向秩序解构。因此，可以从建立和完善阅读控制体系、舆情应对机制、安全阀功能等层面入手，实现既有秩序的正面重塑与优化。

关键词： 书籍循环交流模型；社会秩序；建构；解构；合法性

作为承载信息的媒介传播工具，书籍不能仅仅 ① 被视为静态的 “文物” ，更应该被视为理解历史和 形塑当下的一股力量 —“印刷本书籍是印刷社会的 标志性产品，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中介力 ② 量” 。书籍的这种社会力量，可以从社会秩序的维 度加以管窥。对于学术研究而言，需要深入分析书籍 与社会秩序变迁之间的具体互动机制。书籍作为影响 ③ 社会变迁的 “重要动因”（An Agent） ，其生产与传播过程都影响了书籍社会功能的实现。因此，解读书 籍与社会秩序变迁，不能囿于传统的纯粹资料史的藩 篱，必须采用书籍史的整合视角分析 “书籍实现” 的系统过程④ 。 自 20 世纪中叶起，“书籍史” 研究在欧美国家 ⑤ 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书籍史（b o o k history）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 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 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 ⑥ 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整合了 包括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阅读史等相 关学科。当代书籍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罗伯特・达恩顿 （Robert Darnton）以法国大革命作为主要研究对 象，深度解读和分析了书籍印刷、出版与传播对于法国 旧制度秩序的影响，对书籍与秩序变迁之关系做出了精彩的学术分析。本文选取达恩顿代表性著作《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以分析书籍对于秩序变迁的 影响机制。具体而言，本文评述了达恩顿对于地下书 籍与旧制度秩序解构之间关系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反思书籍对于社会秩序建构的影响，进而为当 下的书籍等媒介载体的社会治理提供借鉴和启发。

一、书籍流通与秩序解构

达恩顿从其对西方书籍史具有重大理论贡献书 籍循环交流模型⑦ 出发，分析了作为出版物的书籍对于 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秩序的影响。书籍循环交流模型 是指，将书籍的生产、销售以及消费过程视为一种 “从 作者到读者并最终返回作者” 的整合的传播系统，作 者需要对读者、评论者以及周围社会的其他信息和 压力做出反应。书籍循环交流模型事实上将传统的 书籍史研究转移至书籍传播史，整合了书籍史研究的 各个环节，扩展了书籍史的研究路径与研究视野。在 书籍循环交流模型之中，可以将一次循环过程分为参 与主体进行互动的书籍流通环节和书籍被传播至读 者之后的书籍阅读环节。因而，可以从这两个环节分 别解析和评述达恩顿关于地下书籍与旧制度秩序之关 系的论述。书籍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形塑工具，其既可以成为巩固秩序的利器，也可能成为威胁既有秩序的抵抗工具。因此，在书籍循环交流过程之中，国家将包括书籍 出版在内的书籍流通环节尽量纳入其控制范围。在旧 制度时期，法国实现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只有获得 特许权和图书检查合格证的极少数作品才能获得出 版合法性，这使得当时的大量作品处于旧制度法律保 护之外。经过达恩顿的量化统计发现，在法国旧制度 时期被禁止的书籍之中，最受欢迎的书籍往往是所谓 的 “反宗教、反政府、反道德” 等具有诽谤色彩的地下书籍。比如，形形色色的色情文学、乌托邦小说、政治 讽刺作品。这些地下图书的作者、出版商、运输商、销 售商等主体之间相互协作规避书籍检查，事实上挑战 了政府、教会等统治阶级对于书籍的控制。

为了让地下图书避开严格的图书检查制度而实现 书籍的流通与扩散，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销售商 为此配合以寻求生存空间。首先，在鉴别违禁作品时， 书商们使用 “哲学” 一词作为标签以指代书籍的危险 程度，将正常渠道不能出版和运输的书籍称作 “哲学 ⑧ 书” ；其次，在书籍印刷方面，实力雄厚的大出版社 很少直接出版 “哲学书”，而是选择和专门出版地下 图书的小出版商合作，以图书交换的方式获取地下图 书，进而将出版风险转移至边缘实业家；再次，在订 购和运输这些伪装的哲学书时，运输商会对其做记号 而加以标识，并进行 “夹带” 运输，或者雇佣 “保险人” 进行走私，以期通过特殊处理而避免图书检查官员的 审查；最后，在销售违禁书籍时，使用暗语进行交流， 并且经常单独发行存在危险的秘密书目清单。

需要注意到，达恩顿在上述分析书报检查制度为 何没有得以有效运行的过程中，主要关注了书籍流通 环节中的地下图书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对于既有检查秩 序的规避，而对图书检查制度运行本身的关注和分析 较少。达恩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旧制度时期书报检 查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事实上，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书 报检查制度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包含御前会议、 高等法院、索邦神学院和教士大会这四种利益和目标 不尽相同的检查机构 ⑨ 。面对地下图书中所涌现的 “新 思想”，这四种权威之间往往充满冲突和相互掣肘。 这种书报检查制度内部的内在张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了其运行的有效程度。而即使是在达恩顿笔墨所涉及的政府书籍检查，其需要论证像马舍尔比这样的开明 的书籍检查官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存在，以此更为有效 地解释这些地下图书市场的运行。

二、书籍阅读与秩序解构

在书籍循环交流模型之中，书籍流通占据了书籍 传播的绝大部分环节。然而，书籍的力量最终得以实 现，需要依赖于其对书籍阅读受众的影响。因此，解 读书籍对于社会秩序的作用，需要分析书籍传播的 最后一个环节：书籍阅读及其后果，即，书籍如何作用于阅读主体，分析书籍所传达的信息被公众吸收的过程和意义。从书籍循环交流模型可知，对于阅读阶 段而言，需要采取话语分析方法把握读者的阅读行为及反应。

分析书籍阅读对旧制度秩序的解构作用，首先需 要分析读者的阅读行为。从阅读内容而言，这些可以 被视为 “诽谤作品” 的地下畅销书籍在长期变迁过程 之中拥有了新主题和新形式。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 化和社会矛盾的升级，诽谤作品不断提升其影响力， 在大革命前夕已经由原先的调侃、攻讦演变为对于旧 制度的全面控诉。这意味着，诽谤和反抗的矛头由原 先指向特定个人的专横统治转变为攻击整个政府体系 和现行制度的权力滥用。从阅读方式来看，达恩顿对 恩格辛的观点加以修正，其认为 18 世纪下半叶的 “最 根本的变化体现在可读的东西越来越多样化，而不是泛读取代了精读” ⑩ 。读者们处于追求时髦、刺激、被 感动或者为了消息灵通等多种意愿阅读多种类型的地 下书籍，而为了迎合这些需求，具有话题性和吸引力 的涉及性、政治等主题的作品层出不穷。

在考察阅读行为变化的基础上，便需要分析阅读 的影响与后果，即 “阅读反应” 或者 “读者反应”。是 这些 “诽谤作品” 或者地下读物引起了法国大革命吗？ 从研究方法而言，达恩顿指出这种提问方式存在事后 聪明偏见，可能将问题过度简单化。同达恩顿一样， 法国书籍史学家夏蒂埃也质疑这种由原因至结果的单 线条而追寻思想起源的研究方法，认为其可能预设了 不符合事实的假设 k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些地下 书籍阅读之后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这可以引入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 “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 概念加以分析。“选择性亲和” 强调两种事物之间关 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契合性，但是并不是必然或者单 线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多元因果。正如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一样，旧制度时期的地下书 籍和启蒙读物之间也存在着 “选择性亲和” 的关系。 旧制度时期的多数地下书籍的写作与传播目的并非鼓 动反抗，读者的阅读目的也不是接受 “革命思想”。但 是，旧制度时期的地下书籍与启蒙读物之间存在某种 意义上的 “互文” 和相互激活，共享了时代所赋予的 一些信条和观念。因此，可以看到，这些充斥着色情、 诽谤、讽刺等涉及性与政治内容的地下书籍，往往在一 定程度上拥有哲学般的批判精神，文本内容中很有可 能包含辛辣的政论或者强烈的自由呼吁，事实上承担 了与 “真正的哲学书”（比如启蒙经典著作）相似的历 史功能。 达恩顿对于地下书籍与旧制度秩序之间关系的 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应该被理解为旧 政权去合法化的过程，但不应该视为新政权的预言， 而诽谤作品等地下书籍正是最好的去合法性工具 m 。 诽谤作品流通与传播的原本动力并不是鼓吹大革命， 但是由于法国大革命前地下书籍在普通大众之间的广 泛流通，在客观上或者无意识中以削弱政权合法性的 迂回方式威胁和打击了旧制度的权力秩序。那么，如 何理解这种去合法性功能的实现机制？书籍的作用源 于书籍这种 “话语” 对于读者意识和行为的影响。因 此，解答地下书籍的去合法性功能，需要通过阅读史 解析诽谤作品对于 18 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公众的影响。 一方面，文本所建构的话语秩序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实 践。达恩顿认为，读者的内在经验与文本之间互动的 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文本内容的吸纳和 世界观的形成。 以诽谤作品为例，虽然其历史传统悠久，但是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其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几 十年获得了新主题和新形式：诽谤作品已经从对于个 体的调侃和猎奇升级为对于现有体制的全面控诉。这 种地下书籍文本的叙事转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作 为其读者的普通法国民众对于旧制度统治秩序的信 任和好感。另一方面，读者并不是完全对文本进行被动反应的木偶。在罗杰 ・ 夏蒂埃看来，书籍与秩序之间 的关系，需要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探寻。虽 然文本内容及呈现方式会受制于作者、出版商、审查 机构、书商等内部交换体系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是， 面对既有的文本所呈现出来的 “话语” 体系，读者群体 并不只是被动、机械地接受和吸纳。读者乃 “文本盗猎 者”，其总是或多或少地对文本所建构的秩序加以创造性地解读、阐释和重建。 以此观之，各种处于不同 社会阶层、拥有不同利益的法国普通民众，在对地下 书籍的阅读实践中，将诽谤作品所涉及丰富的嘲讽、 抗议等内容与自身的生活经验、现实处境加以联系， 促进了旧制度前的普通民众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反 思和评论。 然而，达恩顿并没有解释这种 “去合法性” 背后 的具体机制。在笔者看来，诽谤作品等地下书籍长期 大规模的流通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 于执政政权的意识形态和动员能力的挑战。一方面， 旧制度时期的诽谤作品作为非正式传播载体，在满足 法国民众对于宫廷政治与宫廷生活的想象需求之中， 天然挑战了旧制度时期法国当局作为 “合法性工具” 的意识形态。诽谤作品在法国民众的长期、反复阅 读过程之中，不断解构传统的王权的神圣感，逐步强 化了对于旧制度的负面社会记忆。另一方面，诽谤作 品所导致的政治娱乐化和去权威化，客观上导致了法 国波旁王朝末期政治动员能力的迅速下降。由于对于 诽谤内容所反映的政治现象未能得到有效回应，诽 谤内容的中心开始从国王道德、能力等个人特征的质 疑，转移至对于王权等制度的愤怒。概而言之，认知合 法性的陨落侵蚀了大革命前法国王权的制度合法性， 降低了法国民众在信念和行动层面支持旧制度的可能 性。诚然，如达恩顿所言，这些地下书籍并没有直接呼 吁人们进行革命，但是由于不能获取旧制度政权的积 极回应，不断自我强化的诽谤文学，使得王权之下的 法兰西之光在民众心中逐渐消失。尽管从阅读到行动 确实拥有遥远的距离，但是当遇到合适的政治温床， 积压在诽谤政治背后的怨恨情绪，就可能转换成群体性的政治行动，进而使得旧制度轰然倒塌。 

三、书籍何以建构秩序

在围绕书籍与法国大革命的主题之中，达恩顿分 析了诽谤作品等地下书籍对于旧制度的合法性的削弱 功能，证明了特定时期的书籍阅读和书籍传播对于秩 序的威胁与解构作用。今天，站在法国大革命历史之 外，我们应当更为客观、理性地分析这些书籍与秩序 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复杂而宏大命题，前文已经通 过评述达恩顿的论述，解读了书籍与秩序解构之间的 关系。事实上，秩序解构只是书籍的社会功能的可能 性负面后果，建构秩序才是书籍生产和传播的主要目 的。因此，需要以西方书籍史为基础，并从书籍阅读和 书籍流通两个环节出发反思书籍建构秩序的具体机 制才能完整解答书籍与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从微观层面的书籍阅读角度来看，需要 解读读者、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对于阅读理论存 在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传统的阅读理论强调作 者是阅读认知的中心，认为创作者垄断了文本意义的 解释权，而读者则是被动的知识或信息接受者。而读 者反应批评理论建立了读者中心观念，认为 “意义不 q 是来自于文本，而是来自读者自身” ，强调读者对于 文本阐释的合理性。事实上，将阅读作为一种实践加 以分析，这两种阅读理论各有偏颇，均在一定程度上 将与文本相关的两种主体的地位推向极端。文本的秩 序很大程度上被作为作者意图的彰显，同时文本的意 义也在不同作者的阐发中得以生发和建构。因此，剖 析阅读实践中秩序的形成与变迁，便需要认识到：文 本意义的实现需要读者的参与与阐发，而这种文本意义的建构过程则是读者与作者、文本这三者之间相互 作用的动态结果。文本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特定 的作者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下的产物，其本身 “已经成 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语境刻记过的意义累 计物” 。而读者也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质，读者本身也是历史或社会的建构 。读者群体之间存在内部差异性，其对于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也是在一定的话语 体系之间加以展开的。由此，分析阅读实践对于读者 行动的影响，急需将 “作者 — 文本 — 读者” 之外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纳入分析框架。这意味着，需要分析 文本生成和流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考察读者阅读实践背后的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以便将文本之内的阅读实践和文本之外的社会结构勾连起来。

在论述了读者的阅读反应的分析框架之后，还需 要解读个体的阅读实践如何走向个体或群体行动。这 可以采用著名社会学家赫斯特洛姆所提出用以分析 行动和社会互动的 DBO 分析框架加以解释 t 。DBO 理 论模型指出，期望、信念和机会是行动者付诸行动的 最直接原因。其中，“行动” 指个体的目的性行为，“信 念” 被定义为关于实际状态的理解，“期望” 指对某事 物发生的预期和欲求，“机会” 则是个体（或群体）的 可选择的行动 “菜单”。读者（群体）的阅读实践影响 其信念、期望与机会。阅读实践首先影响个体或群体 对于现实的理解和阐释，直接影响了作为读者行动的 心理活动基础的信念和期望。而且，阅读实践过程为 读者提供知识和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读者的能 力，进而提高读者在特定社会结构处境下的可选择的行动空间（即增强了主体的 “生活机会”）。因此，阅读 实践可以为个体 / 群体行动提供特定的信念、期望和机会。

读者反应是书籍对于秩序形塑的微观基础。书籍 阅读对于秩序建构的可能性在于，书籍本身并不是与 外在世界无涉的纯粹的、单纯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阅 读行为并不仅仅是与他人无涉的个体行为，更是一种 被 “他者” 所影响的社会行为，其本身可以被视为人与 人之间以文本为中介物的社会信息交流过程 。也就 说，阅读行为本身具有社会意蕴和社会关照。从 DBO 理论可知，阅读实践提供了个体 / 群体行动所需要的 信念、期望和机会。换言之，阅读实践过程是读者的社 会认识的重构过程，其在潜移默化之中动态地重塑了 读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生活机会，进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读者的个体行动。而当阅读实践作用于读者 群体，便有可能影响读者群体的社会心态、意识形态 以及群体行动所需要人力资源。具体而言，一方面，当 持有某种意识形态的作品被大规模、持续地创作和扩 散，并在读者群体的文本阐释意义、社会历史经验结 构等因素的互构过程中，读者群体的社会思潮、社会心 态得以产生。另一方面，通过阅读所获得的能力提升 的读者群体，可能成为集体行动所需要的组织动员资 源。阅读实践正是通过对于读者的微观的社会行动及宏观的集体行动的影响而建构了秩序变迁的方向、倾 向及可能性。 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的书籍流通角度来看，需 要分析文本传播与秩序之间的关系。因为书籍本身和 读者之间复杂互动关系，书籍阅读之后的读者行动具 有抵抗、顺从等多种可能性。那么，书籍阅读的后果具 体是导致秩序建构还是解构？这需要考察书籍传播过 程中的书籍与既有秩序的互动方式。前文提到，旧制 度时期诽谤作品等地下书籍流通和传播控制的失败， 导致了诽谤作品去合法性功能的实现，进而在一定程 度上促成了旧制度秩序的解构。那么，以诽谤作品等 具有 “威胁性” 的文本为例，书籍一定会促进秩序的 解构吗？这些书籍是否还拥有其他的功能？这要求我 们不能将诽谤简单置于道德性话语之中，而是将诽谤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重新审视。以此观之，诽谤作品 不是仅仅只有负功能。具体而言，诽谤作品对于居于支 配地位的社会秩序而言，并不是自始至终存在 “致命 的威胁”，而是在初始阶段存在一定正向功能。其一是 批判功能。诽谤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 于社会秩序的政治认知、情感及态度，是观察当时社 会民情民意和社会舆论的重要窗口。尽管很多内容无 中生有、夸大其词，但诽谤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与批判，折射出国家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变迁。诽谤作为一种政治资源，能够成为分析 社会心态和社会矛盾的话语，为执政者的政治行为提 供警示器作用。其二是政治安全阀功能。诽谤在一定 程度上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宣泄和消除生活世界中所蓄 积的不满、怨恨的渠道，有助于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 v 冲突，充当了政府与民众矛盾的 “减压阀” 。当然，这 种功能的发挥限于特定的范围之内，需要正式的官方 权力对诽谤压力做出积极建设性的回应。诽谤话语可 以看作一种变相的、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方式。民众 利用 “诽谤” 这种 “弱者的武器” 表达政治抗议，希 望能够引起当政者的关注与反思。如果仅仅单纯采取 强力压制的方式，有可能压缩民众非正式的话语表达空间，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紧张 关系的改善。由此可以看到，诽谤作品等 “威胁性” 的书籍作品，其并非在任何时候都直接指向秩序解构， 而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之中长期不能获得妥善应对的情况下才会对现有秩序造成重大威胁。达恩顿笔下的法 国旧制度便是采取高压政策，使得其异化为一个日趋自我僵化、自我封闭的系统，失去了自我反思和完善的 可能性。在这种情形下，诽谤作品的规模和对象在严 格的图书管理之中依然不断升级和扩展。进而，达恩 顿所主张的 “诽谤作品的去合法性” 便是在这种国家与社会的恶性互动之中得以生成。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书籍与秩序变迁之间的 关系。书籍通过影响其受众的认知与行为，从而成为 其改变既有秩序的重要力量。换而言之，书籍通过影 响特定社会结构之中的行动者，或多或少都会发挥重 构秩序的功能。事实上，书籍阅读也并不一定必然导 致秩序解构，其引起的读者反应也可能致使秩序的建 构与重塑。同理，书籍流通不一定是对于既有秩序的 抵抗，也可能被既有秩序所收编。书籍流通对于既有 秩序的建构抑或解构的作用方向，取决于能否有效应 对书籍的批判等功能。只有当既有秩序没有及时应对 或者长期无视书籍所带来的批评与反思，书籍才会逐 步演变为对既有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的力量。如果对于 书籍能够进行有效且积极地应对，便能把书籍尽量转 化成优化社会结构和加固既有秩序的催化剂。

那么，面对诽谤作品等对于秩序具有潜在威胁 的媒介传播内容，应当如何处理以使其发挥正面建构 秩序的功能？一是加强阅读的社会管理体系建设。这 既需要动态地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手段，以 加强对于出版体系的控制，以提升阅读内容的质量， 同时也需要通过各种柔性策略引导读者的阅读志趣， 加强对于文本阅读主体的阅读指导。这些积极应对书 籍等传播媒介的批评性话语的过程，能够促进了既有 秩序的自身优化和活力提升，进而促使其正面重塑秩 序功能的实现。如此，才能尽量压缩地下书籍负面功 能的生成空间，对书籍市场实现有效治理。二是建立 和完善舆情应对机制。面对充满批评、讽刺甚至是攻 讦等倾向的媒介内容，直接采取强力压制的方法并不 是维持秩序长期稳定的有效解决方式，而是应当将其 作为对于既有秩序的警醒，并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实 现社会秩序的自我调适和自我优化。这需要建立舆论 监测系统和工作制度，以及时识别书籍等传播媒介之 中的批评与不满，并对其中所警醒的问题做出及时回应和有效处理，以压缩攻击性言论的生存空间。三是 充分发挥书籍等媒介的安全阀功能。这意味着，需要 实现书籍监督管理的规范化、合规化，将各种书籍出 版物的流通尽量纳入书籍监督管理环节，尽可能压缩 书籍流通的灰色空间。在此基础上，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在明确的规章制度的允许空间之下，积极利用书籍 等媒介传播工具，以建立并完善情感表达和利益表达通道，进而为处于社会结构张力之中的社群提供情感 发泄和利益呈现的渠道。

四、结语

以达恩顿的书籍史思想与论述为例，本文解读了地下图书的阅读及流通与旧制度秩序演变之间的关 系。诽谤作品等处于边缘或者灰色地带的书籍，挑战 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其以削弱合法性的迂回方式而间 接促进了秩序的演变。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书籍 阅读与流通的建构秩序的可能性：这既需要关注读 者、作者、文本在特定社会情景中的动态互构而解读 读者行动，也需要积极利用地下书籍的批判和安全阀 等功能并积极采取措施对既有秩序进行自我调适。 从现实意义而言，应当建立和完善阅读控制体系、舆 情应对机制、安全阀功能。如此，通过社会秩序的自 我调适和自我优化，才能尽量压缩具有威胁性的书 籍作品负面功能的生成空间，对书籍市场实现有效治理。

在当今社会，互联网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数字化， 改变了知识扩散和信息传播的呈现方式、影响范围， 事实上成为驱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本文对于纸质文本的书籍与秩序互动关系的分析与建 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信息社会中电子文本与秩序变迁的剖析予以启发。比如，面对信息社会中的海量网络平台和用户，应当尽量将其纳入法律、法规的规范 化框架，建立网络安全阀机制和动态的舆情监测和应 对机制，并加强作为平台用户的 “作者” 和 “读者” 在 网络空间权利及义务的界定。由于电子文本所引起的 阅读革命正在进行，其生产、扩散与阅读方式具有自身 的独特性，因此，未来还需要从西方书籍史的视角对电子文本世界的互动与秩序进行深度分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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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爱森斯坦.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④　郭平兴. 不一样的书籍观：论中西方书籍史的差异 [J]. 出版科学，2015 (4):95-98.

⑤　于文.“书籍史” 的孕育与诞生 [J].图书情报知识，2009 (6):57-63. ⑥　芬克尔斯坦，等.书史导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⑦　DarntonR.WhatIstheHistoryofBooks?[J].Daedalus,1982 (3):65-83. ⑧　达恩顿.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

⑨　于艳茹.试论法国旧制度时期书报审查制度的内在张力 [J].法国研究，2012 (4):47-53.

⑩　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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