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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 為什麼我要離開沙發走上街頭:黃國昌(Kuo-Chang Huang) at TEDxTaipei 2014

John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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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昌在TEDxTaipei 2014的演講中,回顧了1991年台灣的政治變革和網際網路的發展,指出當時年輕一代在自由民主和資訊爆炸的環境中成長,但面臨高房價、低薪資和社會不公。儘管經濟成長,但年輕人失望於現實,面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他強調,年輕人需要集體行動,追求公民主義,才能打破不公正的體制,創造新的社會未來。他引用韋伯的話,鼓勵大家勇敢面對挑戰,為下一代樹立榜樣。

影片逐字內容,來源:TEDxTaipei Youtube 頻道,為什麼我要離開沙發走上街頭:黃國昌(Kuo-Chang Huang) at TEDxTaipei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8cq7ngHlQM

為什麼我要離開沙發走上街頭:黃國昌(Kuo-Chang Huang) at TEDxTaipei 2014

1991 年,在台灣,動員開亂時期畫下了句點,萬年的國會也走到了終點。在世界上我們看到了蘇聯的解體,戈巴基夫也下台了。在冷戰結束以後,我們似乎正在迎接一個新的年代,自由民主陣營的勝利使得一位美國重要的學者,Francis Fukuyama,他在他著名的著作當中,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聲稱人類的歷史已經走到了盡頭,自由民主的體制已經獲得的勝利。與此同時,1991 年,台灣教育部的 Internet 也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接連上了,台灣正式成為網際網路道路的一員。從此開始了,資訊的發展以及爆炸,台灣也真正成為一個半導體的王國。

1991 年為什麼重要?那一年是我上大學就讀的那一年,但這不是重點,在 1984 年所出生的人,從 1991 年開始邁入了小學的教育時代,從 1984 年到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每年的新生兒出生人口數已經降到 35 萬以下,每年的出生率也降到 1.5% 以下。

在這個 20 世紀,最後的這一世代,我說的是,從 1980 年代初期一直到 20 世紀、21 世紀初期所出生的世代,有一些學者,把它稱之為戰後嬰兒潮朝,X 世代以後的 Y 世代。有一些人認為,是所謂的 internet 的 N 世代。也有一些人,把它們稱之為千禧世代。在這個世代當中,我們看到的是,這個世代的年輕人,他們生長於一個小家庭,一個出生率下降了以後的小家庭。他們的父母,沿著既有的規則,不斷努力地工作向上爬,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相當好的環境。不管是受教育的普及,還是教育的品質,比上一個世代大幅成長了,進步了非常的多。

我們也看到,在這個世代的年輕人,他們沉寂著,在前一個階段,前人努力經濟成長的果實之後,他們除了享有更好的生長環境。他們從出生開始,也呼吸到了自由民主的空氣。網進網入的發達,更使得他們,對於資訊的接近,對於娛樂的取得,比上一個世代的人,幸福幸福太多了。

這一切,讓我們似乎都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值得欣喜的理由。但是,他們所面臨的現實,真的是這個樣子嗎?當他們開始步入了社會,成為社會的新鮮人之後,他們所面臨的是:

高房價。

一個,他們可能努力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承擔的一個生活休息的殼。

在台北市,房價薪資所得比已經來到了 15.6。這些年輕人,要 15 年不吃不喝,才有可能在這個地方找到一個窩。在這個同時,在全球化經濟的發展下,在新自由經濟主義的發展下,他們面臨的,卻是低所得。台灣,在跟中國,進一步經濟統合的過程中,生產要素的均價,也就是勞力,不斷的下降。

這些年輕人開始發現了,他們所迎接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

同時,他們從小到大,視為理所當然,一個自由民主的製度,也在他們成長的人生經驗當中,遭受到了劇烈的衝擊,他們看到了,這個政府如何配合財團,在進行圈地,透過不正義的程序,可以拆除別人賴以為生幾十年的家。都更的發展,農地的濫行徵收,讓他們看到了,在這個社會當中存在了這麼多不公不義的載制結構。

在政治上面,沒有歷經白色恐怖,沒有歷經戒嚴時期的他們,沒有歷經戒嚴時期的他們,也很難想像到,在台北的街頭,他們可能只是揮舞著自己國家的國旗,卻會面對警察暴力的毆打。

2008 年,整個台北街頭,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公民,在一個和平抗議的集會當中,頭破血流,面臨到了國家團體性的暴力行為。他們很難想像,他們沒有辦法相信,這是他們成長的世代嗎?這是他們要去迎接的社會嗎?

在這段時間當中,台灣的經濟並不是沒有成長,從 1980 年代開始,到現在的 2014 年,台灣的 GDP,年均的 GDP,不斷的往上提升。但是,從 1990 年代後期開始,在邁入 21 世紀前,我們卻看到了一個清楚的趨勢,那個清楚的趨勢是,那個清楚的趨勢是,經濟的成長,跟個人薪資的所得,開始出現了嚴重的脫鉤。所得的上升,比不上物價上漲的趨勢。這些年輕人,畢了業,踏入了社會以後,開始面臨了沉重的社會壓力。

在這個結構下面,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世代,反而是個睏頓的世代,一個迷惑的世代,一個不知道如何,才能夠掙脫,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架構下面,四處流動跨國的資本。而當這些資本,進入了台灣,進入了其他國家的市場後,進入了其他國家的市場後,他發現了,這些財富創造了新的一批,的權貴階級出來。透過國家的權力,取得很多特許行業,從金融到電信,到電子媒體。而這些新的權貴集團,新的權貴階級,它所帶來的,在政治面上面的影響,是讓我們看到了,所謂金錢政治的復闢。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民主政治,已經不是 one person,one vote 的時代了,我們所面對的是 one dollar,one vote 的年代。

在這個載制的結構下面,我們面臨了,沒有辦法想像的,在形式上面是民主,在實質上面卻是獨裁,的一個政府治理的結構。

面對這樣的睏局,面對這樣的困局,我們新的世代,到底該如何的選擇?到底該如何的前進?我們到底應該成為一個精於計算的利己主義者,循著既有現存的遊戲規則,不斷往上爬?還是我們應該追求一個共善的公民主義,透過集體的力量,打造一個新的政經體制。

有很多朋友或許會認為,這是一場保守務實跟浪漫理想,兩者之間的對立。但是我要說的是,這不是這兩種價值的對立,而是,當你以為,你透過保守務實,循著既有的遊戲規則,慢慢往上爬的時候,你將會發現,你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是在繼續鞏固,繼續地強化,這個本來就已經陷入不公不義的體制。

在這個規則當中,努力冒出頭來的一些人,當他們取得了權利,當他們可以支配這個社會的時候,各位可以很容易想像,這樣子的統治者,這樣子的領導人,他會用什麼樣的心態,會用什麼樣的政策,繼續引導這個社會前進。他不僅不會打破這個不公義的現象,他只會進一步強化,進一步鞏固,這個他已經熟悉的,他已經知道如何玩弄的遊戲規則。

如果說,我們透過集體的力量,來去追求一個新的正經體制,來去追求一個新的正經體制,我們或許,我們或許,可以看到希望。我們或許,可以出現一個,不一樣的社會,不一樣的環境。在過去的這段期間當中,我們看到了,這種共善的公民主義,這種公民集體的行動,是有可能造成改變的。

當所有的人都不認為,少數的幾位學者、一些學生,有辦法阻止,在台灣已經有相當高政治影響力的媒體集團,去進一步併購台灣的有限電視市場的時候。一場反媒體壟斷的運動把這件事情給擋了下來,把這件事情給擋了下來。

當所有的人都認為,在軍中這些不合理的製度,許多服役的年輕人在軍中遭受不公平不合理的對待,喪失了寶貴的生命,葬送了靈魂。1985,透過 15 萬人在凱道上面的集結,他們不僅追求了公益,也打造了,台灣全新的軍事審判制度,台灣全新的軍事審判制度。

當我們的政府,不願意傾聽人民的聲音,不願意遵守民主審議的原則,透過 30 秒的時間,片面宣布了,一個從來在國會裡面沒有被討論,沒有被實質審議的服貿協議已經視審查通過了。台灣的新世代,台灣的年輕人,台灣的公民社會,衝入了立法院,透過最具體的行動,告訴這個政府,這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民主體制。他們的勇氣,他們的行動,不僅暫時阻擋了服務貿易協定,同時也開啟了,自 2008 年以來,我們的政府,一直不願意建立的: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工作。

在最近,我相信在場的各位朋友,都非常關注,目前發生在香港的事情,香港所面臨的環境,所面臨的挑戰,比台灣更困難,比台灣更艱困。但是我們看到,香港的學生,香港的新世代,他們沒有放棄,他們也沒有選擇逃走,他們知道,香港是他們的家。他們未來,他們的子孫,都要繼續的在這塊土地上面,去追求他們希望過的生活。

我不知道,在最後的結果上面,從形式的目標來講,香港的朋友會不會成功。但我相信,透過他們具體的行動,透過他們公民抗命的吶喊,香港的社會從這場運動以後,已經變成不一樣。

韋伯曾說過,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去追求世界上不可能的事情,我們連有可能的事情,都沒有辦法達成。他也曾說過,一個好的領導人,他必須要有熱情,要有責任感,要有判斷力。但是,對我而言,不管是理想,責任感,還是判斷力,都是我們這一代,新生代的朋友,必須要具備的特質。擁有這樣子的特質,我們才能夠,有勇氣,有智慧的,面對新的挑戰。這些核心的基本價值,我相信對於在座許多朋友來講,都不陌生。我們在追求,這些共善的價值,希望可以像一個人,有尊嚴的,在這個社會上追求自己理想的時候,我邀請大家,在前進的同時,要記得,下一代的人正在看你前進的背影,你前進的步伐會帶給他們信心,會帶給他們勇氣,讓他們面臨下一個階段,可能是更嚴峻的挑戰。

謝謝。

CC BY-NC-ND 4.0 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