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美丽新世界节选》——过度的组织化

过度的组织化

正如我前面指出的，通往那个噩梦般的美丽新世界最便捷最宽广的道路就是人口过剩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现在是28亿，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将达到55亿，绝大多数人将面临着在无政府主义和极权统治之间做出选择。但是日益增长的人口给可利用资源造成的负担并不是把我们推向极权统治的唯一力量。除了这个生物学敌人外，使我们失去自由的还有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技术进步。应该补充一句，这种自豪是应该的，因为这些进步都是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人们通过逻辑、想象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才取得的——一句话，这是道德和智慧的产物，对此人们不能不表示敬意。但是这个世界始终要遵守一条规律，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些令人惊叹令人折服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去年买的洗衣机，今年还要继续付款——而且每一笔分期付款都越来越多。很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忧心忡忡地讨论过西方人已经以及将要为技术进步付出的代价。例如，他们指出，民主在政治和经济权力越来越集中化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而技术进步已经并继续使权力集中化。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机械效率越来越高，同时使用方法也越来越复杂，价格越来越高，这使得那些资金有限的生产者越来越用不起。同时，大规模生产必须要有大规模营销作为保障，而大规模营销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那些最大的生产者才能圆满解决。在一个大规模生产和营销的世界里，资金不足的小人物常常处于劣势，在和大人物的竞争中，他失去自己的资本，最后被大人物吞食，失去作为独立生产者存在的权利。小人物消失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权力被掌控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在独裁统治下，通过开发新技术和消灭小企业得以存在的大企业受到国家的控制——也就是说，受到一小撮执行命令的党棍、士兵、警察和公务员的控制。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例如美国，大企业受到被C.赖特·米尔斯教授（C.Wright Mills）称为权力精英的人控制。这些权力精英直接雇用了这个国家数百万的劳力在他们的工厂、办公室和商店里工作，同时，他们借钱给更多的人去购买他们的商品从而控制了另外的数百万人，然后再通过他们拥有的大众传媒影响几乎所有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我们可以模仿一下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话：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受到这么少的人如此严格的操纵。我们离杰斐逊（Jefferson）理想中真正自由的社会还有很大距离，他理想中的社会是由不同层级的自治团体组成的——“自治选举区、自治县、自治州和自治联盟，从而形成系统的权力机构”。

我们看到，现代科技已经导致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导致了社会受制于大企业和大政府（在极权国家，这种控制非常残酷，而在民主国家，这种控制表现得比较委婉隐蔽）。但是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只有能够帮助个人实现潜力并且过上幸福、有创造力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近年来的技术进步是怎样影响个人的呢？这里是哲学家——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医生（Erich Fromm）给出的答案：

我们当代的西方社会虽然在物质、智力和政治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在心理卫生方面的问题却越来越多，个人的内心安全感、幸福度、理性和爱的能力都大大削弱。这个社会已经把人变成了机器人，精神疾病越来越普遍，在他们疯狂工作、追求所谓幸福的背后隐藏着绝望，这些都是他们为自己的失败所付出的代价。

越来越普遍的精神疾病可能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这些症状非常明显，而且让人痛苦。但是弗罗姆医生认为，“我们不能把心理卫生定义成防止心理问题的症状出现。症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有症状的地方就有冲突，有冲突就证明为人格完整和幸福而战的生命力仍然存在。”那些无药可救的精神病人往往是看上去最正常的人。“他们中很多人非常正常，因为他们能够很好地适应我们的生存模式，因为他们很早以前就不再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不像精神病人那样挣扎或受苦或表现出症状。”他们的这种正常并不是真的正常，他们只有在一个极端不正常的社会里才显得正常。他们能够完全适应这个不正常的社会就证明了他们有精神疾病。数百万的不正常的正常人毫无怨言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他们还有健全的人性，他们就不应该去适应这样的社会，他们就应该还抱有“个人自由的幻想”，但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丧失了个人自由。他们的顺从已经变成了一种同一性，而“同一性和自由是不可能共存的，同一性和心理健康也是不能共存的。……人不能成为机器，如果变成了机器，那么心理健康就会遭到破坏”。

在进化的过程中，造物主费尽心思让每个个体都不同于其他个体。人类是通过父亲和母亲的基因结合在一起进行繁衍的，这些遗传因素的结合会产生不计其数的结果。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个为了提高效率，以某种政治或宗教信条的名义对个体实行标准化的文化都是在犯下违背人类生理特性的暴行。

科学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减少多样化以达到统一的过程。科学忽视具体事件的独特性，只关注不同事件的共性，最终提炼出某种可以理解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则”，并试图通过这些法则来解释自然界中无穷无尽、异彩纷呈的现象。例如，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月亮在空中移动，人们从亘古时代就开始观察这些现象。在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眼里，苹果就是苹果，而且永远是苹果，月亮是月亮，而且永远是月亮；到了艾萨克·牛顿（Issac Newon），他发现了各种不同现象之间的共同点，并提出了重力原理，通过这个原理，苹果、天体以及物理宇宙中一切物体的行为都可以得到解释并解决。艺术家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外部世界丰富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以及他自己的想象力，他们用由塑料、文学或音乐构成的体系赋予它们意义。在混乱中发现秩序，在混杂中找到和谐，把多样性变成单一性，这似乎是一种本能，是人类心灵的根本欲望。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的领域中，被我称为“追求秩序的意志”的机制大体上是无害的。当然，由于证据不足，由于玄学和神学的荒唐体系，由于错把观点当作事实，错把符号和抽象的东西当作直接经验的数据，追求秩序的意志也产生过很多不成熟的推断。这些错误无论多么让人后悔，至少不会造成直接的伤害——虽然有时候也可能出现因为某个错误的哲学体系间接造成危害的情况，例如某些人会利用错误的哲学体系为自己愚蠢而残酷的行为辩解。但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学领域里，追求秩序的意志是极其危险的。

在这些领域里，把难以管理的多样性简化成易理解的单一性这个理论得到了实际运用，人的多元化变成了非人的单一性，自由变成了奴役。在政治领域，和高度发达的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类似的是极权独裁；在经济学领域，和精心制作的艺术品类似的是管理有方的工厂，在那里，工人们完全适应了机器。追求秩序的意志可以让那些起先只是渴望清理混乱局面的人变成暴君，因为对于井井有条的追求可以成为专制的借口。

组织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有在一个由自由合作的个体组成的自治团体中，自由才可以产生并且有意义。但是尽管必不可少，组织也可能是致命的。太多的组织会把人们变成机器人，扼杀他们的创造精神，剥夺自由的可能性。因此，唯一安全的仍然是中间路线：在自由主义和完全控制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与科学进步相伴的是组织方面的进步。复杂的机器必须配以复杂的组织安排，这些组织必须像新型生产机器一样顺利而高效地运行。为了能适应这些组织，个人必须去掉个性，必须放弃原有的多元性来遵守统一的标准模式，努力成为机器人。

过度组织化产生的去人性化效果因为人口过剩的去人性化变得更加严重。工业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到大城市生活，而大城市里的生活并不利于心理健康（据我们所知，精神分裂症发病率最高的人群是工业贫民窟里拥挤的居民），也无法在小型自治群体中培养有责任感的自由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形成真正民主的第一条件。城市生活是没有个性的，或者说是抽象的。人和人之间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产生关系，而是作为经济功能的执行者，或者，如果是在工作之外，他们就是一群追求享乐的不负责任的人。在这样的生活中，个体常常感到自己非常孤独渺小，他们的生存没有任何意义。

从生物角度来说，人是一种半群居的社会动物，而不是绝对群居的社会动物，在这一点上，人更接近狼或者大象，而不是蜜蜂或蚂蚁。从原型上看，人类社会不像蜂窝或蚂蚁窝，而更像狼群或大象群。文明的功能之一就是把原始的群居生活变成一个简单机械的有机团体。目前，人口过剩的压力和技术进步正加速这个过程。蚁窝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状态，在某些人的眼里甚至是令人渴望的理想状态。可以说，这个理想状态事实上永远也实现不了。在人这种并不完全群居的高智商哺乳动物和群居昆虫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沟壑，即使人类尽力模仿昆虫，这条沟壑仍然存在。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人还是无法创造出社会有机体，他们只能创造组织。在他们试图创造有机体的过程中，他们只能创造出极权的专制。

在《美丽新世界》描绘的那个虚幻的庸俗世界里，把人类变成蚁群的努力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我们显然正被推向那个美丽新世界，但同样明显的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拒绝和那个推动我们的盲目势力合作。但就目前而言，这种拒绝合作的愿望似乎并不强烈，也不普遍。威廉·怀特先生（William Whyte）在他那本著名的《组织人》中写道，一种新的社会伦理正取代我们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伦理体系。在现在这个新的伦理体系中，关键词是“调整”“适应”“面向社会的行为”“归属感”“获得社会技能”“团队工作”“群体生活”“群体动力”“群体思考”“群体创造力”。这个伦理体系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比个人更有价值、更为重要，为了文化同一性人们应该牺牲天生的生物差异，集体的权力高于在18世纪被称为人权的东西。根据这个社会伦理的标准，耶稣认为安息日为人而设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人是为了休息日而生的，因此必须牺牲他所遗传的个性，装作自己就是那种标准的社会人，这正是群体活动组织者的理想目标。这种理想的人表现出“动态的顺从”（多么有趣的表达！）、对集体高度的忠诚，还有让自己臣服归属的强烈欲望。这个理想的人必须要有一个理想的妻子，她必须喜欢群居生活，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不仅要接受丈夫首先要忠于“组织”的事实，而且自己也要忠于“组织”。就像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描写的亚当和夏娃，“他只忠于上帝，她忠于他心目中的上帝”。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个理想的组织人之妻比起夏娃这位上帝创造的第一位母亲差远了，夏娃和亚当得到上帝的恩许，可以完全不拘地享受“年轻的欢情”。

我料想，亚当不会背对着娇妻，

夏娃也不会拒绝夫妻之爱。^[1]

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位作者观察，现在要努力达到社会伦理要求的理想妻子“不能对丈夫的时间和兴趣要求太多，因为他必须全心全意地工作，即使是性生活也要让位”。僧侣立下誓言要忍受贫穷，绝对服从，洁身自好，我们的组织人可以不必忍受贫穷，但必须绝对服从（“他要毫无怨言地接受权威，他要尊重上级”），他要时刻为了那个接纳他的组织获得更大的荣光做好准备，甚至可以放弃夫妻之爱。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八四》中，党员们必须遵守比清教徒还要严格的清规戒律，而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有人都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欲。奥威尔寓言中的社会是一个永远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使权力，其次是要让他的人民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这是战争状态中的人必须做到的。当权者可以通过禁欲使他们的追随者保持紧张状态，同时又可以用最愉快的方式满足他们自己对权力的欲望。《美丽新世界》中的社会是一个世界国，在那里，战争已经被消灭，统治者的第一要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地防止人民制造麻烦。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其他很多方法之外，他们使性自由合法化（这可以通过消灭家庭来实现），这实际上可以保证美丽新世界里的人们可以抵御任何具有破坏性的（或创造性的）情感压力。在《一九八四》中，对权力的欲望是通过制造痛苦得以满足的，而在《美丽新世界》中，对权力的欲望是通过提供羞辱性的享乐得以满足的。

很显然，现行的社会伦理只是为过度组织产生的不良后果寻找借口，把不得不做的事变成特意好心要做的事，从令人不快的事实资料中提取积极的价值。这是一个很不现实的道德体系，因此也是极为危险的。如果认为社会整体的价值高于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成为蚁窝那样的有机体，它只是一个组织，一台社会机器。没有生命和意识的社会就不会有价值，组织既没有意识也没有生命，它的价值是工具性的，是派生的。组织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当一个组织能够鼓励其成员表现出好的特征，它才能被认为是一个好的组织。让组织高于个人的做法是让目的服从于手段，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所为正是如此。在他们的残酷统治下，个人的目的不得不服从于组织的手段，如暴力、宣传、制度化的恐怖主义和思想操纵。在未来更为有效的专制统治下，像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那种暴行也许会减少，独裁者的臣民们将毫无痛苦地被一群经过严格训练的社会工程师管理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工程所面临的挑战就和50年前技术工程面临的挑战一样，”一位社会工程的拥护者这样写道，“如果说20世纪的上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那么下半叶就可能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我认为，21世纪将是世界统制官、科学的种姓制度和美丽新世界的时代。那么，谁来监护我们的监护人，谁来管理我们的工程师？答案是：他们不需要任何监护和管理。在一些社会学博士中有一种让人感动的信念，那就是，社会学博士永远不会受到权力的侵蚀。他们就像最纯洁完美的骑士，他们的力量以一敌十，因为他们的心是纯洁的——他们的心之所以纯洁是因为他们是科学家，他们上了6000小时的社会学课程。

可是，高等教育并不能确保高尚的情操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我们对高等教育除了有伦理和心理层面的忧虑，还有对其科学性的忧虑。我们能接受社会工程师们用于操纵他人的理论吗？例如埃尔顿·梅奥教授（Elton Mayo）曾明确地告诉我们，“人们在工作中希望一直和同伴保持联系的欲望是人类明显的特征之一，即使不能算是最明显的特征”。我想说的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些人有梅奥描写的那种欲望，有些人没有。这只是个性问题，还有遗传的体质。任何因为相信“人”（不论是什么“人”）渴望和同伴保持联系这个断言而建立的组织对于许多男人和女人来说，只能是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只有被截肢或拉长，他们才可能适应这张床。

还有一点，许多当代社会关系理论家常常充满感情地用关于中世纪的描述来装点他们的著作，这种做法很浪漫，但它大大误导了民众。“成为行会、庄园或村庄的一员能使中世纪的人终身得到保护，并获得平静和安全。”我们也许要问，得到什么样的保护？他们的主人对他们毫不留情地欺凌，在他们手上显然得不到任何保护。还有那所谓的“平静和安全”！在整个中世纪，人们都生活在无尽的挫败感、痛苦和对森严等级制度的仇恨中。在那样的等级制度里，想要向上攀爬几乎没有可能，对于那些被绑在土地上的人来说，他们连活动的空间都没有。人口过剩和过度组织的无情的力量，再加上试图支配这些力量的社会工程师们正把我们推向一个新的中世纪制度。由于运用了美丽新世界中的那些快乐手段——婴儿条件反射设置、睡眠教育和毒品带来的快感，这种再生的中世纪制度比它的原型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来说，它仍将是一种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