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關係如何變化？台灣如何產生族群意識與認同？
這其實是大學時期寫的歷史報告，這陣子在整理自己的紀錄，正想辦法電子化筆記，看到難得有一篇(做了很多引述)有意思的文，丟上來做個紀錄。這篇文主要在簡述1950-2000年這50年間台灣地方政治與族群的變化，所以想知道近20年進展的朋友可以左轉了(欸)。
在學習的路途，讀了無數的歷史，但關於台灣近代史，我簡直貧乏的一無所知，在大學之前，也不曉得學台灣的近代史有甚麼重要，課本出現的各個黨派介紹，老師說了句「這部份不會考」，我便直接跳過，當時極少有想要了解台灣近代歷史的想法，滿腦子只想著要多花點力氣讀會考的部分，好讓自己多得點分、上好大學。結果以前念的東西都忘得差不多了，而後發現影響我們最多的，正是這些近代史，當年完全不在意的，台灣近代史。這也是我想丟文上來的原因，與大家一同分享。
*內文大多是整理自王甫昌(2008)〈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與王金壽(2007)〈政治市場的開放與地方派系的瓦解 〉的重點(大學時期的報告引用實在不夠嚴謹)，有興趣的朋友建議看其原文！
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關係
當台灣的政治市場開始走向民主化及開放時，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之間的關係，開始改變、逐漸走向剝離瓦解。
最重要的因素是「反對黨存在與否」。
在戒嚴令之下，沒有實質的反對黨存在，因此國民黨很容易指導其鐵票如何去配票，也同時因為反對黨不存在，選舉競爭較不激烈，因此地方派系多少願意接受國民黨的安排分配選票。
有些鄉鎮級領導派系原本在解嚴之前就和國民黨發生數次衝突，而在黨外運動出現之後更有領導人在長期的努力和帶領下轉而支持民進黨，這是整個派系的叛逃。而民進黨在縣市長或鄉鎮長選舉的勝利，某種程度來說更是切斷國民黨和地方派系輸送資源的一個管道，縣市長資源是維繫地方派系的重要來源，若地方派系長期在野而無法取得縣市政府資源，那將會造成派系維繫的困難。
民進黨提供選民另一種不同於國民黨和地方派系的替代選擇，也同時讓地方派系的人物和樁腳有叛逃國民黨的機會，讓地方派系由過去一黨結盟演變成多黨結盟的現象。在黨外運動尚未出現之前，這些地方派系菁英沒有太多的選擇，有些強烈反國民黨意識的政治人物也只能選擇在地方派系內部活動，但是在反對黨出現之後，國民黨就不再是是唯一的效忠或結盟對象。
而民進黨的出現也造成了派系內部的紛爭，當派系內有重要層級成員積極的想把派系帶進民進黨時，會遭到部分同派人士的抵抗，也造成地方派系內部的分裂瓦解。
1992年是台灣民主發展上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台灣國會終於全面改選，台灣社會終於有機會選出自己的民意代表。但是政治市場化同時也替地方派系帶來更多爭奪國家資源的機會。
在戒嚴時期，台灣地方派系組織結構特色是以金字塔型相當穩固的存在著。這樣穩固的組織結構是在戒嚴時期有限的選舉競爭下才可以被維持下來。省議員選舉在SNTV(不可轉移單票制)*下進行，大部分情況是地方派系只推出一名的派系候選人，同時，在反對黨不存在的情況下，即使部分地方派系有多餘一名的派系候選人，他們所面對的競選動員統合難題仍相當不嚴重。國民黨雖然面對此難題，但可以用地方派系做為提名和配票的依據。而且數量相當可觀的鐵票，可以讓國民黨在競選最後階段作為臨時的配票動員工具。也就是，SNTV的統合協調問題並不是不存在，而是因為選舉的競爭性有限，減低甚至是消除了此問題的嚴重性。
台灣政治市場全面開放，的確給地方派系菁英帶來爭奪更多國家資源的機會，但是帶給地方派系新的挑戰。對於地方派系而言，過去的競爭主要是派系對派系，不必面對SNTV之下的選舉動員難題，但是1992年以後的立委選舉給每個地方派系帶來SNTV以下的選舉動員難題：應該支持多少派系候選人和如何在他們之間配票。選舉競爭不僅只是黨對黨、派系對派系，同時也是派系內部的競爭。
雖然一些地方派系嘗試要以人文地理環境區域作為選舉動員配票的依據，但至今未發現有任何地方派系可以成功克服這一難題。同時，對於地方派系而言，派系內部的衝突比起黨對黨、派系對派系的衝突還要嚴重，因為它牽涉到爭取派系內部一個重要的資源：樁腳，也因此常常導致地方派系的分裂與瓦解。
當地方派系穩固的組織結構瓦解之後，過去國民黨所擁有的優勢也不復存在，國民黨也越來越難面對其他政黨的挑戰。
在地方派系衰退的同時，它也同時深化著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深化具體表現在地方派系中央化、關鍵地位提升這兩方面。
地方派系中央化指的是當中央民代開放改選時，地方派系得以進入中央並進行結盟，且在逐漸開放的中央民代選舉中份量與重要性加劇；而關鍵地位會提升，主要是因為反對黨的壯大，導致政黨競爭的白熱化，造成地方派系的地位在議會或是選舉中的地位顯得更重要。
國民黨所仰賴地方派系之處，在於「大選區與傳統地區」，在政治市場開放下－SNTV制度，出現了大選區，國民黨面臨選區擴大、競爭壓力加深的狀況下，只能加深對於地方派系組織動員能力的依賴；另外，地方派系在較傳統的地區有較高的影響力及生存空間，這點可由國民黨在中南部的選票基礎穩固來證明，但是這兩點只能顯示地方派系一定程度上深化國民黨，事實上其選舉效率上卻逐漸不如以往，使得地方派系出現了衰退與深化並存的情形。
地方派系與國民黨呈現的關係型態，可令我們了解到國民黨在自由、民主化之後所遇到的困境，自80年代選舉市場開放時，國民黨就得面對組織性反對黨的挑戰，使得地方派系獲得絕佳的機會深化國民黨；90年代時，國民黨依舊依賴地方派系，但是地方派系的衰退也越來越嚴重；在2000年時的政黨輪替明顯可見，國民黨所面臨的轉型困境就是，雖然地方派系呈現衰退，但又不得不依賴地方派系。
台灣的族群意識與認同
在國民黨國共內戰失敗後逃到台灣進行統治的那時至今，族群漸漸成為台灣討論的議題，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本省籍(非矮化台灣人，僅以當時描述詞語方便區隔)民眾弱勢族群意識不易出現的三個影響因素：
- 中國大陸各省在內的國家與社會範圍想像(國民黨的洗腦教育成功)。
- 傳統的血緣與地緣人際關係之盛行。
- 族群因素在政治選舉競爭過程中的缺席。
以上這三項因素造成了絕大多數的本省籍民眾在「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接受程度上，和少數本省籍政治反對精英有重大落差。而這三個因素在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轉變，為現代性的族群觀念與不同類型的「弱勢族群意識」，提供了有利的發展環境。
1970年代以後，隨著戰後出生成長的新世代之出現、台灣國際地位的改變，以及台海軍事衝突的平息等等，內外因素的變化對於「中國國家想像」產生重大衝擊。這些變化帶來的挑戰機會，使台灣的民主運動開始發展。
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陣營，除了要求保障基本人權、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等過去的訴求外，也已經公開提出了「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但是，他們當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訴求，至少就公開提出的部分來說，主要討論的是「世代」之間政治代表權差異的問題，而不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比較被討論的「省籍」或「族群」政治代表性不平等的問題。
戰後出生成長的一般民眾，在國民黨政權的教育及傳播體制的影響下，大多數可能仍然相信或接受「中國本位」的國家定位觀念。如果人們持續這樣的想像，接受台灣只是中國一省的說法，那麼台灣省籍在中央政府的重要政治職位及中央民意代表中比例較低，似乎是相當「合理」的狀況。
反對陣營在1980年代以後提出的民主化要求，已經不再滿足於只能選舉一些「增額」中央民意代表，而是要求能夠更大幅度地參與「中央政府」運作，並且開始以兩岸分治的現實下，國民黨政權有效統治的範圍做為新的國家想像，思考如何建構合理、公平而民主的國家體制。
1983年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黨外候選人組成中央選舉後援會，其共同政見的第一條，即是「住民自決」的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的住民共同決定」
1980年代中末期台灣社會中出現的「族群」分類概念，最重要的特質，在於其與現代國家普遍與平等的公民權觀念結合，而強調文化社會群體之間雖有差異，但是這些差異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應該受到國家一視同仁的平等對待與保障，免於受到國家或其他社會群體「身份歧視」的待遇。
儘管最初外省籍政治精英及本省籍政治反對精英分別提出的「弱勢族群論述」，在關於誰是弱勢族群的內容上針鋒相對，但是他們所追求的「理想群體關係」卻相當一致：維持群體差異但平等。這樣的人群分類概念，後來也成為其他「族群運動」最主要訴求所根據的立論基礎。新的族群概念要求的族群關係類似「族群多元主義」的理想，這個新的概念所帶來的政治解放潛力，不但改變了戰後以來台灣主要的政治結構安排，也使社會群體關係朝著多元並存的方向發展。
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後，該年推薦的立法委員候選人十二項共同政見中的第四條主張：「尊重國民主權原則，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更是反對陣營首度將民選公職職位的訴求，向上提升到總統的層級，公開主張台灣應該獨立，或是將台灣的現狀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去思考、設計合理而公平的民主制度，是1980年代以後反對陣營挑戰國民黨政權的論述中最新的元素。
在此特別強調「公開主張」，是針對上述「一般民眾如何被說服」的問題意識而產生的論點。關於「國家定位」的討論，如果沒有成為公開的訴求或論述，而只是在政治或文化精英之間私下流傳，那麼，在台灣新世代成長過程中受到國民黨政權嚴格的思想教育影響之狀況下，這種論述很難去說服一般人。
因此，如果要解釋一般人如何被這些論述說服，那麼出版書籍或雜誌、在國會提出質詢、或是在選舉競選的過程中公開提出這些說法，是能夠讓這些論述發揮說服原先與反對陣營並無任何淵源、或社會關連的潛在支持者之必要機制。
最終讓這種論述對抗情勢丕變的原因，除了1980年代前半葉，「江南命案」、「陳文成命案」受到國際（特別是美國）的壓力，以及國內發生了「十信金融風暴」、「餿水油事件」、「海山煤礦事件」等，重重打擊了國民黨「大有為政府」形象，為反對陣營所帶來挑戰機會，也迫使蔣經國必須開放自由化改革外，更重要的是因為「本省人」及「外省人」之間的族群不平等問題，在自由化改革過程中，意外成為政治辯論的焦點，而連帶的造成戰後新世代實質國家範圍想像，以及「弱勢族群意識」的重大變化。
*SNTV：不可轉移單票制(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是一種用於複數選區的選舉制度。在此制度下，一個選區內有多個議席，每位投票者只能投一票給一個候選人。票數投給候選人，議席則是根據選票多寡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