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环卫和回收现状（下） ——需要彻底改变现有制度、生产及消费模式

减废、废物回收与再造，只有针对整个现行体制，才有长远效果。“跨政府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服务平台（IPBES）” 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一个框架，其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值得注意。该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陆空的破坏正在加速摧毁地球支撑生命、自我复原的有效机制。据估计，全球870万个动植物物种中，超过100万个正面临灭绝危机。该报告呼吁，人类必须对生产及消费模式做出“彻底改变”；要达到该平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气候、海洋、卫生、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转化全球金融和经济系统，构建社会和环境能够承受的可持续经济。”

但改变的阻力在哪里呢？环保人士娜欧蜜‧克莱恩（Naomi Klein）在《天翻地覆：资本主义vs气候危机》一书中提出了“容易摘到的果子” 理论：“策略上，说服政治人物和约束世界最强大的企业，是困难而昂贵的。为避免非常艰辛的战斗，就从容易的事情入手，例如说服消费者购买比较昂贵但没有毒性的洗衣剂。”她批评环保团体只愿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却不愿推动制度上的改变——例如推动政府立法、控告大企业违法等。香港一些环保团体也往往放过阎王、专抓小鬼。只从消费者行为入手，因为这显然比向商人及政府施压更容易。例如，关注大型活动后产生大量一次性垃圾的环保团体，不去批评食环署熟食牌照只允许使用外卖餐具装载食物，反而向环保署申请基金资助“绿色年宵”——在年宵场地提供可重用餐具租借服务，意图改变消费者行为。这就是摘果子而非斩草除根的方法。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成效很低：2019年政府把“绿色年宵”扩展至所有年宵市场，新增免费租借餐具服务，但一次性餐具依旧泛滥成灾；维园年宵餐具租借摊无人问津，首日半小时内仅有一两个人租用。绿色和平年宵首两日观察推算，平均每日丢弃超过30万件一次性餐具，塑料垃圾产生量比去年上升约6%。

要减少香港废物量，保持小区洁净，减缓全球暖化，我们必须向以下4项目标进发：

1. 源头减废，立法限制一次性产品

政府应立法规定生产商必须回收50%以上的产品包装。立法限制使用一次性产品包装、用具，也已经得到香港民众普遍认同。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近八成受访者支持立法规范餐饮业的一次性塑料餐具。一刀切要求禁止所有一次性产品固然是不可行的，故政府更应积极考虑从个别行业或产品包装入手，再逐步扩大监管范围。

世界各国已有许多限制一次性产品的立法。例如欧洲议会去年通过法案，将于2021年起全面禁止欧盟国家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香港也应跟随世界潮流，从商业源头入手减少废物。同时，针对广告商滥用市场力量鼓励浪费以及制造商“故意短命”的经营策略等，都应立法监管，源头减废。

2. 积极介入回收业

本地回收业在地产霸权、土地不足的情况下经营艰难，所以政府支持回收业是必要的。香港废物三大来源（厨余、废纸、塑料）都亟需本地回收厂接纳，转废为能，否则会给堆填区带来沉重负担。官员常说，政府没有理由补贴私人企业。其实，政府经常这样做，不过不是补贴小企业，而是补贴大企业，迪斯尼就是例子之一。事实上，政府不一定要靠补贴私人企业来达到目的，也可以自己经营回收再造工厂。如果政府可以全资拥有海洋公园，为何不能全资拥有现代化循环回收工厂？如果公营回收纸厂制造纸张供给全港政府及教育机构，岂不是一项有益师生、教育及地球的公益事业？

然而现实是，政府不但没有带头发展回收产业，投入的资源也相当缺乏。

在回收纸业方面，虽然去年有些进展，但政府的支持仍然不足。全港首家纸盒饮品包装回收商“喵坊（Mil Mill）”于2019年10月底开始运营，其经费包括企业投资和政府回收基金。然而，喵坊仍面临很多困难：回收技术仍在测试，连月亏损，需达到产量等目标才能收到政府资助。假如政府在纸厂启用之始便提供充份补贴，不仅能让纸厂在各区更多地方设立回收试点，提高纸盒饮品包装回收率，亦能加强纸厂处理能力的利用率，对于纸厂乃至整个回收产业的发展来说，百利而无一害。

3.取消前线工人外包制度，阻止外包商剥削工人牟取暴利

清洁工身为前线工作者，付出努力最多，但报酬却完全不对等。外包制度无疑是导致众多恶果的制度。其一，在“价低者得”的原则下，清洁工待遇会遭剥削。其二，承办商与清洁工定期重签合同，令后者无法通过累积取得相应的年资和年假。其三，由于成为承办商的门坎偏低，外包商的素质一般较低；外包商不受政府严格监管，工人就会失去就业保障。根据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2019年发布的《政府外包清洁工人工资及待遇调查》，逾七成外包工表示承包商雇主没有安排合适的地点供其用膳，逾四成的值勤室没有风扇或抽气扇等通风设备。从上可见，从待遇到工作环境，工人都因外包制度而受到不容忽视的剥削。

尊重前线工人劳动价值，是环境正义的必有之义。外包制度乃万恶之源，惟有取缔之，才可以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令废物管理不再是厌恶性行业。

4.全面普选，促进公民社会

欠缺民主政治下的公众参与，就难以形成长远的环保运动。香港自回归以来，在环保政策及环保运动上屡屡举步维艰，实际上源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欠缺民主政治，就意味着欠缺公众参与，从而导致欠缺约束权力的机制。市民普遍没有对公共事务的监管权力，不受约束和限制的政府就容易倒向权贵与大财团，最终轻视环境保护。

日本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因工业污染导致熊本水俣病、富山痛痛病等环境公害事件，却在此后十年间逐步成功防治环境污染，关键就是其民主制度及公众参与。譬如说，自六十年代起，受环境公害事件影响的公民不断发起大规模请愿、游行和法律诉讼运动；同时间，媒体一直在查证和公开报导环境公害事件；更重要的是，当时执政的自民党所获选票从1960年的58%下降至1969年的48%，令自民党政府不得不正视环保议题。

由此可见，要改变环保政策长期偏袒大企业、欺负小市民的状况，既需要环保运动的壮大，也需要争取全面普选，以纠正官商勾结，促进真正的环保大业。

本文摘自全球化监察报告《两岸三都垃圾围城的对策（香港、广州与台北减废经验之初步报告）》，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欢迎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