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克拉巴蒂：论动物病原体、人的生命和人类世时代的流行病

论动物病原体、人的生命和人类世时代的流行病

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文

王立秋/译

译自Dipesh Chakrabarty, “INTERVIEW – Toynbee Coronavirus Series: Dipesh Chakrabarty on zoonotic pathogens, human life, and pandemic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原载https://toynbeeprize.org/posts/interview-toynbee-coronavirus-series-dipesh-chakrabarty-on-the-pandemic-in-the-age-of-the-anthropocene/。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我们应该怎样把流行病放到人类世的话语或政治中去考虑？流行病有没有以任何方式改变了那个话语，或者说，就人类的变革或进步而言，流行病有没有揭示什么新的可能性？

流行病的确与全球史上的一个时期相关，地球系统科学家和他们的合作者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加速时期”，也即，从大约1950年到现在的这个时期。但和比如说，致命的台风、土石流、风暴性的大火（现在，根据我们对人类世的全球变暖带来的有害作用的认识，我们是可以预期这些灾害的到来的）不一样，流行病的确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不过，就在世卫组织宣布COVID-19是流行病的那一刻，联合国环境部门的官员马上就把人类对森林的胡乱砍伐、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人口的增长，和流行病关联起来。他们中的一些甚至进而把流行病描述为自然对人类的“警告”。他们和其他人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人类罹患的百分之七十五的新传染病，是动物传染病，也就是说，它们起源于从野生动物向人类跨物种传播的病毒。而人类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为开矿、伐木、建筑、毁林开荒、扩大人类栖息地、非法贸易野生动物产品等等——则加快了这个病毒和细菌从动物或鸟的身体向人类的运动。这些命题也得到了像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e)（参见他的书《病毒来袭》[The Viral Storm]）那样的病毒学家、和像大卫·逵曼(David Quammen)（《下一场人类大瘟疫》[Spillover]）那样的科普作家的研究的支持。因果链表明了人类世与流行病之间的关联：廉价而充足的能源的普及，使人口剧增，人类日益繁荣，而后者又反过来增加了人类对发展和消费的要求并因此而最终使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使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接触面变得越来越大。所有这些，都完全吻合——尽管这件事情很可悲——支撑人类世假设的大加速叙事。

至于问题的第二个部分：关于进步，我不确定，但流行病的确像我们展示了很多事情，其中比较突出的有：(a)它在许多地方，使人们看到了这点，即，在人被迫缩小自己的存在和活动范围的时候，空气变得更加清新了，天空变得更蓝了，城市失去的鸟和动物又回来了；(b)它证明了，我们完全可以生活在一个不那么折腾，而更多地在网上活动的世界里；(c)它表明，一个如此折腾的世界，实际上只会让我们在未来的同类流行病面前毫无抵抗之力；(d)它揭露了这点，即，人类是这个星球的环境的最大的破坏者。

政治-经济思想和相关的制度应该怎样调整自己，以适应流行病提出的规范的、或实际的挑战？

首先，如果全球经济领导人们至少在短期里不改变他们的做法的话，那么，流行病就带来了这样一种直接的需要：创造预测（如果可能的话）未来流行病的全球性机构，和监管它们的全球管理活动的需要。一些经济学家也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团结基金，使富国能够帮助穷国更好地应对流行病对其经济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这样，世界上的穷人才不必做死于饥饿还是死于流行病这个可怕的选择。随着流行病的消停（这是不可避免的），它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时机，我们可以抓住机会引入全球碳排放税，以维持隔离期间被迫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好处。这也是严肃对待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半个地球》(Half-Earth)为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而提出的那类提议的好时机。

在南亚，地缘政治史在思考这个时机上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会演化为一个像欧盟那样的，能让资本、劳动力、观念和人跨越成员国边界自由流动的组织。这当然要求民族国家克服不信任和猜疑——而长期以来，不信任和猜疑恰恰是它们的关系的特征。但这看起来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比如说，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才能忘记1947年分治带来的创伤，而克什米尔地区也才能实现持久、至少是更持久的和平。中国也需要加入对话。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滋养着从巴基斯塔到越南南亚诸国的河流系统。可迄今为止，我们却还没有任何照看这些冰川的多边条约或组织。每个国家都认为流经其领土的河流是自己的资源。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个区域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区域来思考，并创造各种政策、共享的基金、和权威部门，来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稀缺、台风、海啸和其他“自然”灾害。

对于南亚媒体/卫生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的身体vs.身体政治上这点，你怎么看？我们怎样在你的区域政治思想史的框架内思考这件事情？

在这次流行病期间出现的最悲惨的景象之一，是所谓的“流动工人(migrant workers)”的境况。当全国进入隔离状态（当局只给人们预留了短短四个小时的反应时间）的时候，这些工人失去了他们的收入，并被不愿意让他们免费拘留的房东或贫民窟房东赶出了他们的落脚地。因此，数月里，他们一直忍受着无数的侮辱和骚扰。许多人死在绝望的返“乡”之路上。流行病揭露了关于印度劳动力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在一个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劳动者都在非正式部门从业的国家，这些劳动者的生活的第一事实，是移居的事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至少在决策圈——有意识地去思考它。中上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印度的一切光彩，都是依赖于这些流动工人的劳动。

除此之外，还存在理解COVID-19在南亚各国的发病率上的、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在这方面报道不足的问题。在流行病面前，人口因素是对这个区域有利的：在这里，年轻人、农村人口占多数。但在一个社交强度高（这还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城市很拥挤，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同时，人们过这样的生活也是出于文化的选择）的区域，物理的隔离的要求，就很难推行或实践了。

再者，贫穷的盛行，以及公民医学知识的相对匮乏，也是一个问题。庶民阶级经常是身体政治的被遗忘的成员。而帮助这些人应对流行病，对这个区域能否成功控制住疾病的流行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这是本区域当局面临的关键问题。但这个任务，就印度而言，又因为国家的联邦制政治结构的问题，而变得复杂。

从动物病原体的视点来出发，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时刻？我们应该提出，却还没有提出的问题是什么？

让我把这些问题合到一起来谈，因为对我来说，它们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当前的时刻，不但属于人类的全球史，也代表了这个星球上的生物生命史上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人类起到了病毒的放大器的作用，而数百万年来，这些病毒的宿主，可能一直是某些蝙蝠。蝙蝠是一个古老的物种，它们已经存在大约五千万年了（与我们三十万年的历史相比）。在达尔文的生命史中，所有形式的生命都在力图提高自己存活下来的概率。新冠病毒——因为人们对野味的需求——实现了跨物种的跳跃，并在人身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代理，这个代理使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如今人这个非常社会的造物以极大的数量存在于这个星球上，这个星球上挤满了人，而大多数人，是极具流动性的。那，简言之，就是我们的全球化的历史。而且，当然了，人可以无症状地受感染这个事实，也极大地帮助了这个病毒。所以，从病原体的视点来看，这个一大步。人能打赢反病毒的战斗——我真心希望能——但病毒已经打赢了整场战争。这无疑是达尔文的生命史上的一章。它引起的变化，就我们的全球史，和就星球的生物生命史而言，都是巨大的。

我们必须提出的真正关键的、根本的问题是：身为人类的我们想继续扩展一种不断增加感染动物疾病风险的经济吗？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位病毒学家，内森·沃尔夫指出，在人和家畜之间传播的病毒和细菌引起的流行病，大约在五千年前就达到了某种均衡状态。他说，最近的，有可能引起瘟疫或流行病的感染，是因为人类与野生动物日益频繁的接触。野生动物不会来找我们；是我们跑过去，破坏了它们的栖居地，迫使它们来接触我们。许多地球系统科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和人类世学者已经在提醒我们注意这点了：全球经济正在摧毁生物多样性，而且，从人类的时间尺度来看，生物多样性是一种对所有生命（也包括我们的生命）的繁荣来说至关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是时候就人类应该以何种文明的形式生活展开讨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冷战早就死去，并真的死去了。但这不是说，就资本主义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就不重要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一定是毛主义或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人类思考他们一直等闲视之的，这个星球的未来的时候，怎样在不破坏或完全主宰这个星球的生命秩序的情况下保持现代和民主，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