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读书札记
引言
2022年夏天，唐山，这个曾经因为钢铁工业而成为共和国之辉，又因为大地震成为共和国之殇的城市，再次出现在了公众的眼前。一段令人绝望的监控录像描写了6月10日凌晨一家烧烤店发生的一幕：一名男性在骚扰几位女士遭拒绝后，伙同一群人将她们拖出烧烤店殴打。这一次，唐山再一次成为聚焦的中心，而性别议题作为当下舆论场讨论的热点，自然无法缺席。
唐山事件唤起了女性受众的普遍恐惧，受害者这次几乎是完美的：没有所谓暴露的穿着，只是在烧烤店与朋友用餐，遭遇骚扰后明确表示了拒绝——却遭受了极端暴力。凌晨能够在街上吃烧烤这件事，早已被标榜成了中国治安良好的示范，经常被共青团中央等社交媒体账号用来和美国对比，彰显自信。自上而下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多年，声势浩大，却仍然出现这次事件，自然引发舆论讨伐，瓦釜雷鸣。
和此前舆论场上的多个事件一样，性别议题此次也站在了中心，女性借此抒发父权制下的生存恐惧，表示“还是离男的远点吧”，但不少男性则为自己辩护：“这是犯罪，与性别无关，也有不少女性对男性施暴的事件”。双方相互指责，渐向两极。
这也折射出了性别议题在当下的尖锐性和重要性。极端事件层出不穷，先有徐州铁链女遭非法监禁沦为“生育机器”，喊出“这世界不要我了”；后有唐山烧烤店遭到骚扰与施暴。而在日常的生活范畴，女性在家庭领域面临潜在的身体与言语暴力、无偿而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家务劳动、生育过程中的身心负担；在职场领域也面临着求职时的性别歧视、工作中的职务骚扰、薪酬的性别差异、升职的透明天花板……
如此种种在自己身上实存或亲自见证的社会事件，不断促使着女性（也包括其中感到受压迫的男性）反思背后的社会性结构，而上野千鹤子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三部曲《从0开始的女性主义》《厌女：日本的女性憎恶》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就是有助发现这些社会性结构的优秀读本。
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女性主义本身就是分为多个流派的思想汇流，不同的流派对于结构分析乃至斗争路线的理解都有所区别，也适应着不同的社会现状。上野千鹤子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其分析的路线和方法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并超越马克思主义开拓的，显然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领导思想的中国社会具有独特的适用性。
什么是父权制
“父权制”概念肇始于激进女权主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其字面含义常会让读者产生混淆。“父权”并不指代“父亲的权力”，而是“作为父亲的男性群体的权力”。面对“父权制”的概念，有时会让人联想到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并以自身家庭中的特例来举证，以反对这一概念。实际上，无论个别的家庭中父母的地位是怎样的，“父权制”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家庭的单一领域，描述的是“拥有物质基础且存在于男性之间的阶级制度关系”。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从这一角度切入，如今的求职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对女职员向上流动设置的“透明天花板”以及种种让女性自设藩篱的刻板印象，均是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父权制是如何形成的呢？女性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定义成“他者”的呢？上野千鹤子并未在她的著作中给出父权制的历史根源，而对于父权制的形成，学界也有多种假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雄性个体在力量上优于雌性个体，在石器时代之前就形成了雄性负责狩猎、雌性负责采集和生育孩子的分工，随着工具的发明，人类狩猎的成功率提高了，并开始有了熟食习惯。部落越来越依赖于雄性获取的资源，从而形成了雄性的统治地位。也有人认为，在演化过程中，男性和女性采取了不同的生存和繁殖策略，进而演变成了父权制的局面……
与其关注父权制形成的史料证据，不如从其依赖的物质基础入手分析，并通过改造这些物质基础，实现推翻父权制的目的，这也许才是上野千鹤子等一众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初衷。
生产与再生产：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
如上述所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认为，父权制是通过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得以延续的。这种劳动力的统治最典型地体现在性别分工。
首先，在家庭单位中，女性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这些劳动长期不被视作“生产性劳动”。在长期以来，家庭被塑造为一个“爱的共同体”，女性因为母性的本能承担养育孩子的义务，并从事家务劳动。而女性从事家务劳动是无偿的，劳动的对象是整个家庭，就说明这些劳动被一家之主的男性所占有了，随之而来的是女性的自我异化。当部分女性意识到家务劳动也是一种劳动时，当她们揭露了家庭这一“神圣领域”中存在着压迫和性统治时，宛如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烟消云散过后，人们意识到，形成这种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的统治结构，就是所谓的父权制。
女性的家务劳动长期以来不被认可，是女性在生产领域下遭受的压迫；在另一方面，女性在再生产领域也遭受着压迫。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生产关系，如上野千鹤子所说，“具有生产主义的倾向性”，对于再生产的关注较少。女性作为天然的再生产者，从自然的角度上注定需要担负人的再生产活动，这种活动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劳动。自然而然的，将孩子抚养成人的过程中包含的各种养育活动，也是再生产活动。这些活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母亲的“天职”，男性在家庭中担任权威角色，女性则负责育儿，似乎是理所应当。
然而，女性主义学者发现，这种家庭内部对于生产/再生产的分工，并非与生俱来的。再生产和生产并无冲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既是生产者又是再生产者。即便是在妊娠期间或哺乳期间，女性仍然可以从事生产活动；抚养儿童的活动也可以由男性来承担。然而，社会却将生产/再生产根据性别分配，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增加到最多，男性的削减为最少。
工业革命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女性吸入，同时家庭的负担将女性推出，大量女性走进工作岗位，获得薪酬的同时也让她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部分地改善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这一现象主要是以世界大战作为分野：男性走向前线，后方的生产需求让女性进入工作领域；大量男性劳动力在战争中伤亡，这些工作的女性得以留在岗位上，并在部分领域步入中高层。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男性全面负责生产，女性全面负责再生产的局面被打破了。
市场的逻辑本身是只计利润的，因此无论是男性劳动力还是女性劳动力，它都全然地吸纳进来，全面地剥削人们的剩余价值。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条件下，市场并未像理想假设中的那样，“理性”地考虑劳动者的素质而非性别，似乎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碰撞出的悖论。为何市场席卷到所有领域，却唯独放过了家庭，从而使得女性在家庭内的劳动仍未被商品化？
一种统一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全职的家务劳动者——家庭主妇的存在，也就是家庭主妇支撑着资本主义。从这个结论出发，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成为了女性解放唯一的途径。然而，上述统一理论其实并未回答性别问题，因此也无法指导女性解放。
即便能够证明无偿的家务劳动对资本主义有益，也无法解释为何这些家务劳动唯独分配给女性。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雇佣劳动领域，也开始出现了家务劳动的商品化，所谓“资本主义需要全职的家务劳动者——家庭主妇”的论调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性统治以及性别分工的成因再次成为了讨论的焦点，而这些讨论纷纷指向父权制：是男性统治集团在最初让女性完全从事再生产，从无偿的家务劳动中获利；也是男性统治集团在工业主义社会把女性驱赶到利润更低的工作岗位，并继续从无偿的家务劳动中获利。往往地，父权制同时也是年长男性对年少男性的统治，它一方面剥削了女性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把太多的社会期望放在男性成员身上，形成了对男性自身的压迫。
不是颠倒父权制的女性主义，而是作为平权主义的女性主义
提及父权制对男性的压迫，只需要回归到婚姻问题上就可见一斑。近年来，男性对于高价彩礼的谈论和批判不绝于耳，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机制。而实际上，彩礼本身恰恰是男性性统治下演变出来的一种机制：当女性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庸，无法从事独立的生产活动，那么家庭对女孩的生育成本无法通过其未来的生产活动得以补偿，收受彩礼成为了一种变相的补偿机制。通过彩礼的金额，女方家庭得以区分男方家庭的阶级地位，这也形成了一种信号甄别机制。
同样地，正是因为父权制剥夺了女性劳动力从事生产的机会，才使得女性的生活成本依赖于男性的生产活动，形成了男性需要买房买车才有优势的婚姻市场。正因如此，当代女权主义者将批判的武器指向父权制，而对父权制的这种对抗并不是对全体男性的对抗，从父权制中解放女性的同时，也能解放大部分男性。
然而，有些男性面对女性主义浪潮，显示出了自身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担忧：如果父权制被推翻了，是否真的能够解放自身？自己失去的是否会比在父权制下获得的多？可能是担心自己因为历史的压迫而受到“无辜的清算”吧。这时，无论女性主义的论调多温和，他们也无法就“父权制”这个概念来深入，而是避而谈及资本主义，认为女性受到的压迫应当归咎于资本主义而非男性——至少不是自己这个男性。
父权制嵌入在社会和历史中多年，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男性尽管在局部或许会感受到压迫，但在全局中却是无可辩驳的受益者。父权制不可能由男性自己推翻，女性主义斗争的过程是艰巨困难的。上野千鹤子在文中《对批判的回应》里就直言：“避免与男性敌对的冒牌的女权主义者女性，以及通过避免与女性对决而无视女权主义问题的反女权主义者的男性，只有他们才天真地认为‘男人和女人可以面对共同的敌人一起战斗’。”她宣告，女权主义的主要敌人就是男性，而不是资本和国家。
这一斩钉截铁的论调似乎为女性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斗争染上了紧张气息，结合当今社会舆论场常被提及的“男女对立”，女性主义对这种对立气氛的激发难辞其咎。对立并非完全负面，指责女性主义者“挑起男女对立”者，就仿佛是指责共产主义者“挑起劳资矛盾”似的，背后是一种以“和谐”掩盖压迫的话语。事实上，只要这种对立是有机的，非极化的，完全可以在动态的博弈中实现社会制度的渐进变革，就是有积极意义的。遗憾的是，现实往往并非如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女性主义有误读者众，是这些误读驱使着对立向极端的方向偏转。
其中很多误读，在我看来更像是语言的多义性带来的。“女权主义”这个词，一方面可以解读为“为了女性的权利主张的主义”，另一方面也容易被解读为“为了女性掌握权力的主义”。后者结合“父权制”的批判，容易通过错误的类比产生错误的理解：即女权主义是一种颠倒的父权制，它不满足于历史的父权统治，想要通过一种矫枉过正的形式建立一种女权统治。为何许多女权主义者开始采用“女性主义”来描述自己的理论，这种误读可能就是原因之一。
同样的误读不仅发生在概念层面，也发生在日常的对话中。在唐山事件中，许多女性感受到真实的恐惧，发出了很多声音，其中很多言论都较为极端。当女性处于恐惧、愤怒，发出一个面对男性的否定性的全程命题（男人都去死吧）时，其实并不能用三段论式的逻辑来解读（比如男性常反驳的：你的父亲是男人，所以…）。把特称命题上升到全称命题是人在愤怒下的本能之一，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冒犯。当然，如果有人感到了被冒犯，并认为需要据理力争地指出这样的逻辑漏洞，我想也是合情合理的。既然为此发声，大家应当都关注社会现实，都有建设性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通过理论的对话与实践的竞合推进现状的改善。
然而，很多人却因为这些语言上表达的小瑕疵，选择互删、拉黑，一边指责对方的语言极端“女拳”，一边因为愤怒和遗憾认为对方是“国蝻”。原本积极的、可能促进我们直面性别关系中的不平等关系的实质问题，就被消极的谩骂掩盖了。
改善一个结构性的，既囊括了性别议题，又包含了诸如社会法制等各种问题的困境，仅仅依靠某一群人是无法完成的。我们必须相互理解，哪怕过程会因为语言的多义性而产生痛苦；而不是用愤怒把自己裹进一个茧房，拒绝与另一个群体的沟通，用一种殉道般的断绝感寻求一些自我安慰。
只要深入女性主义的诉求和纲领，我们便能尽量减少对它的误读，这就是为什么男性也应该了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也必须向男性言说。女权并不是对父权的颠倒，不是父权的转换了性别的形式，它在提出男女性别分工中不合理结构并加以改造的同时，并不代表它的最终目标是将这种分工颠倒过来。在《“劳动”的颠倒》部分，上野千鹤子就明确指出了，如果处于同样的生产/再生产分工下，“只会导致男性成为母亲而已”。仅仅是角色交换，“父权”仍然存在，只不过换了一种性别，这是毫无意义的。
另外，随着性少数群体的诉求逐渐被听见，女性主义也开始向泛平权主义接近。性少数群体同样作为父权制下的受压迫者，和女性主义的诉求合力，一方面扩大了女性主义的覆盖面积，另一方面也在改造女性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或许在LGBTQ人士的作用下，“女权主义”这个名词会被“平权主义”取代，因为女权主义“试图改变男女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改变男性或者女性”，但“男性”和“女性”概念本身也面对着挑战和重构，这必然会对女权主义带来冲击。
从理论到实践：在最小的父权制单位发挥作用
了解女性主义的理论，对唤起女性从父权制中觉醒进而改善现状，固然有积极意义。然而，社会的改良还需要有效的实践方针。
女性长期以来面对“事业还是家庭”的二选一问题，这种职业女性和家庭女性的双重角色是如今女性遭遇的最主要问题之一。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种二选一的问题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此前的女性根本没有选择，只能全然在家庭领域从事再生产劳动。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将女性劳动力从家庭中“解放”了出来，但这种解放是不彻底的解放，才使得女性既要在雇佣劳动市场承受资本的剥削，又要在家庭领域承担无薪的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再生产劳动。
从上面的脉络中，可以看到，“家庭”其实在父权制历史一以贯之，它既是两性之间最可能达成平等、亲密相处的最小领域，又是父权制得以压制女性的最小单元。无论一个女性是否结婚，她都无法逃离原生家庭的影响，传统的父权制得以透过家庭向其施加影响，塑造她的观念；无论是否有女性通过单身的形式逃脱家庭与父权，现实中大部分女性都正处在或将进入一个家庭单位中，她们面临的普遍情况才是女性主义最应该面对与解决的。因此，想要改善女性的情况，想要女性得以在父权制中解放自己，家庭是避不开的也是最重要的场所。
上野千鹤子在书中表示，“妻子对丈夫的个别作战，才正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女性无法避免与“在一组男女关系中展现的父权制”的对垒，正因为避不开，所以才要直面迎上去吧。她在书中用大面积的篇幅描述家庭的变革，用历史的变化勾勒出了可能性的未来。
作为最小的父权制单位，最初的家庭中的女性只拥有极少的自由。普通家庭的女性需要承担家务劳动，只有贵族家庭的女性免于这些劳动，形成了“女性的有闲阶级”，但其实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了男主人对生产劳动的垄断上的，是依附于他人的自由。在这一阶段，家庭是大家族式的，父权不只作用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上，也作用在嫡长子对次子们的统治上。
后来随着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女性劳动力被“吸入”雇佣劳动领域，她们同时也因为旧的观念而被迫继续兼顾家务劳动，也就是所谓的双重压榨。不过，资本主义的力量显然超出了传统父权制在家庭中的力量，随着家庭被拆分得越来越少，一个家庭单元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维持家庭生活成本的劳动力就显得更加重要，使得家庭难以像原先那样大部分由单一性别承担开支。另一方面，家庭中的再生产活动与家务劳动也开始进入雇佣劳动领域，终于被市场化了，因此家庭可以通过购买雇佣劳动（请保姆、月嫂、保洁）或代际交换（孩子由父母辈养育，女性可以在劳动年限中专注劳动，退休成为父母后再从事再生产劳动）的形式，让家庭中的女性可以专注于生产劳动。
因此，话语权进一步与生产劳动绑定了，女性想要在家庭中挣脱父权制，首先需要在经济上有足够的话语权。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女性拥有足够独立的经济来源后，她自觉地发现了家庭的浪漫式神话，并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选择是否组建一个家庭。
当然，女性想要在经济上独立，又会遭遇另一个更大的敌人：资本主义与它头上漂浮的父权制的幽灵。在这个领域，想要更进一步，又会遭遇司空见惯的刻板印象、性别歧视、透明天花板……这时，斗争的重点又变成了呼吁同工同酬、保障女性职员产假和相应权益等等，这里就不继续展开赘述。
总之，女性主义者想要达成推翻父权制的目标，需要从家庭这个最小的单位开始，再从父权制积弊已久的市场经过。在这一路上，传统的观念、指指点点的男性、女性既得利益者和自我异化者的不理解、作为女性的恐惧……无一不是需要面对的挑战，可谓道阻且长。但无论怎样，在自己的家庭中，不断以实践的形式改造身边人的固有观念，就是达成目标的积极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