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9 他是一个流亡者|《野兽爱智慧》
野兽按：这是天涯社区陈寿文专栏的第五篇博客。当年爱德华·萨义德是我的知识英雄，非常喜欢他的《知识分子论》。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6-2-25 14:18: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33792
野兽读书笔记之三
他是一个流亡者――萨义德逝世周年祭
题记: 2004年9月24日,萨义德逝世一周年。我以为对于一个思想者,行动者的最好纪念是理解体验其思想并与之同行,在本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把小路扩展成大路......
有一种风行但完全错误的认定：流亡是被完全切断，孤立无望地与原乡之地分离。而事实上，对大多数流亡者来说，难处不只是在于被迫离开家乡，而是在当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者。
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也是个隐喻的情境。知识分子一般可分为所谓的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yea-sayers）；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彷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既无法回到某个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也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
阿多诺把知识分子再现成永恒的流亡者，以同样的灵巧来回避新与旧，其再现的核心在于写作风格－－极端讲究且精雕细琢。最大的特色是片断、突兀、不连贯，没有情节或预定的秩序。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静，一直防范着来自成功的奉承、诱惑，这对有悖常情的阿多诺来说，意味着有意尝试不轻易立即地为人所了解。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撤退到完全私己的领域，因为就像阿多诺晚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写作的原意。
流亡的乐趣: 流亡有时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惊奇、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学习凑合着应付让大多数人迷惑或恐惧的不安稳状况。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须有良好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这种很陈腐的说法），而是以真正的生活体验。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robinson crusoe）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看事情,所以有着两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就知识上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譬如借着比较两个不同的情境,去思考有关人权的议题.
流亡者比较能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前因.视情境为因偶发的机缘而生成的(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人们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这种知识立场的伟大原型就是18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他的伟大发现就是:了解社会现实的适当方式,就是把它当成由源点产生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源点总是可以置于极卑微的环境(他的这项伟大发现部分来自身为默默无闻的那不勒斯教授的寂寞,与教会和周遭的环境不合,本人只能勉强度日。
对于流亡者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如果在体验那个命运时,能不把它当成一种损失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成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那就成为独一独二的乐趣.
对于受到适应-唯唯诺诺-安然乐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人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边缘的状态也许看起来不负责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搅乱计划,担心使同一集团的成员不悦.当然,没有人能摆脱牵绊和情感,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创新-试验,而不是义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写于2004年9月18日，浙江义乌。
《知识分子论》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Said ）著，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10.50元
2003年12月邂逅于白石桥北图书店,新开张 8.5折 以后又陆续在万圣书园、北大博雅堂等书店买了多本赠与友人。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就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3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代表作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巴勒斯坦问题》、《开始》等。萨义德还是有名的乐评家、歌剧学者，钢琴造诣深厚，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是巴勒斯坦在西方世界最雄辩的代言人。
2006年1月25日在博雅堂书店买了一本06年1月三联出的《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据译者单德兴在译后记里说到：由于萨义德著作等身，一般读者该如何着手？他的建议是：先读《格格不入》，再读《知识分子论》，然后是这本访谈录；当然，学者和学子也宜阅读《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至于其他作品，则可依个人的兴趣与需求选读。
#日志日期：2006-2-25 星期六(Saturday) 晴
评论人：素心人语 | 评论日期：2006-2-25 23:46
我手机出了问题。我们约好一个时间，在北大西门见面吧？四点如何？
我会来这里、天涯或爱智短信等你消息。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6-2-26 9:40
好的，四点，北大西门见。你是不是没把我的手机号给记住？哎，我的手机号可是很好记的啊！
评论人：哈卫特 | 评论日期：2006-3-18 5:32
纪念爱德华·萨义德
作者：迈克尔·伍德
译者：河西
有朋友问我，爱德华·萨义德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了。我踌躇了一会，稍作计算，回答说，“67岁，比我大几个月。”此刻，我遇上了一个古怪的时态。我这样说，是比过去的我，还是“比现在的我”？当然，两种时态都没错，尽管我现在还活着，但部分的生命早已随风而逝。
我讨厌使用“无法承受”这个词，因为我意识到，每天有太多的人都在承受着似乎是无法承受的精神困境。但当9月25日，爱德华·萨义德终于在折磨了他多年的病魔面前表示屈服的那一天到来之时，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虽然当时我说，我们都这样说，去相信这个充满了生命力的人永远离开了我们是多么困难，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多么需要他的勇气，多么需要他来作我们的榜样，我们的生活马上就会感到多么的空洞和虚伪。但是我的心里老是重复着一句话，就像是在反反复复地背诵着什么，又像一个绝望的无神论者重新开始祷告：“这让人难以接受。”但既然我正在承受着这种痛苦，那么它就不是不可承受的，即使情况很糟。就像如果你还能说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和一句莎士比亚的诗句说的差不多——那么情况就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当然，即使还没到最令人痛心的程度，这也够不幸的了。
然而我的感受较之于这个世界，因为失去它的批评者爱德华而造成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世界。在这里，我用了两次的这个词也是爱德华最爱用的。在他的文学批评中频繁的出现“世界的缺席”这个词，以此来意指人们常常忽略了文本、作者和读者所处的外部环境。“我的观点是”，他说，“世俗社会不会转瞬即逝。更恰当的说法是，一切事物不会因为一些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暧昧不明的观念而迅即发生变化。”一切事物都在一个可靠而充盈的世界中运转，爱德华的杰作《东方学》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如何为人所控制的——哪些人拥有了它，而又有哪些人遭到了它的愚弄和排斥。但正如爱德华经常遭到质疑的，他无法将一切都政治化。虽然他不乐意看到丑角登场，但是他仍然渴望在政治范畴内保留文化的空间。他试图提醒我们：大部分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文化应该独立于政治，其实，他们所要摆脱的不过是他们讨厌的政治罢了。我老是被爱德华坚守的信念所打动（我认为这些信念是浪漫主义的），他认为，美国的大学是“最后一个理想国”。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不计其数的学者的赞颂、引用和回应，这是对文本群落的深入探究。或许有些武断吧，我把这种对话和学识的坚固空间与他一再主张以宝贵的个人体验来理解艺术联系在一起。在谈及勃拉姆斯时，他发现自己“正在将他的音乐演绎成一种不可捉摸的、或者说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样式——从他的音乐向我的音乐转变；我以为，任何一个聆听、演奏、思考音乐的人都在使自己融入到音乐之中去。”这种音乐、这种乌托邦理想与世俗社会并不矛盾，它们是因对这个世界充满敬意而给予的奖励，它们是这个可敬的世界的表象。
爱德华的第一部著作《约瑟夫·康拉德和自传体小说》（1966）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论题：成为一名作家与其说是人生经历的造化，不如说是写作计划的产物；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系列的作品中去，并且依次来定义，你是谁。他的第二本书《开始》（1975）探讨的是现代主义的名著和最新的理论著作。他指出，开始异于（也优于）起源，因为开始可以选择，而起源只能被认知。“开始”，他写道，“在方法论上结合了理论与实践、目的与方法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双重维度上考虑作品与实践两种要素。在他的第三部著作《东方学》（1978）中，他着眼于特定的、极其复杂情况下的文化输出：东方是西方的“发明”，这一过程类似于“我们”定义“他们”，并迫使他们遵从由我们来定义的生活方式。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爱德华为什么不多谈一些在通常称作东方的地方，人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后来我才明白，他可能有所顾忌，他面临的问题甚至十分严峻。他有能力指出这些人的生活和东方主义者常常将他们塑造成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但是他不能插手其间，不能代表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也将蜕变为一个东方主义者。
《世界、文本和批评家》（1983）由作者论述“旅行理论”以及“文化批评与政治批评”的论文结集而成，他指出“去除误读是必不可少的，批评不能虚构一个文本（即使是伟大的文学文本）层面上的地域”。同时，爱德华已着手写作更为尖锐的政治评论集，首先是《巴勒斯坦问题》（1979）和《报道伊斯兰》（1981）。由吉恩·摩尔（Jean Mohr）担任摄影的《最后的天空》则是关于巴勒斯坦身份问题的一次深刻的反思，下面一段关于民族性的论述令我终生忘怀：
我们是信息和符号的载体，是以暗示和迂回的方式表达的民族。我们需要互相辨认出对方。由于我们的内部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受到他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控制和干扰，我们已经发展出一套言说的技巧，一种间接的，在我看来甚至是过于神秘，以至于使我们自己都困惑不已的特殊表达式。
评论人：哈卫特 | 评论日期：2006-3-18 5:33
爱德华于1991年出版了《音乐之阐发》，对贝多芬以来的音乐史作了严肃而又充满深情的论述，我前面引用的一段话就出自于其中。《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是对《东方学》的重述和修订，但其研究的范畴更广。他强调，在帝国隐性的宰制之下，代表被压迫民族发言仍然需要谨慎。他在仔细的考察后发现，被统治者强有力的抗争正在呈上升趋势。其后，他的著作不断，包括政论集《和平及其不满》（1995）、论文集《在错误的位置上》（1999）、以文学批评为主的《流亡沉思录》（2000）。奥斯陆协议之后，爱德华将50篇文章（部分发表于《伦敦书评》）结集为《和平进程的终结》（2000）。而一本论弗洛伊德“身份的不确定性”的小册子被命名为《弗洛伊德与东方人》（2003）。在弗洛伊德判定摩西是埃及人的理论背景之下，我们在那本书中读到了这样的话：“在没有彻底的、根本的与西方断裂或决裂，使我们不再受压迫的情况下，身份就不能被它自身构想或修饰；反之，身份也不能建构、甚至不能设想它自身。”
爱德华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他一再说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是去谒见西德·查瑞斯（Cyd Charisse）。他的确很喜欢电影，对电影知之甚详。欧勒·弗莱恩（Errol Flynn）对他来说是一位特殊的英雄。但他对文化的喜好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和古典的——那是我们现在许多疯狂娱乐的源泉。一想起女儿娜杰拉（Najla）在大学里攻读新潮的大众文化课程，他就会感到厌烦。他的儿子瓦迪亚（Wadie）过去常常取笑他不能体味“蓝领阶级的快乐”，意思是说他不会穿着背心、无所事事地边喝啤酒边看橄榄球的电视转播。事实上，爱德华既喝啤酒也看橄榄球；只是我无法想像，只穿着背心裤衩，悠哉悠哉的爱德华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往事再一次涌上心头。当时我们和萨义德生活在纽约的同一幢建筑物里，我们和萨义德的孩子们在走廊里蹦蹦跳跳。钢琴在起居室里，甚至在没有人弹奏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勃拉姆斯的音符。但这种声音有点太平和了。爱德华是个狂热的网球爱好者，我有时会固执地认为，他是以打网球（求胜）的方式来弹钢琴的。爱德华的书房里满是烟斗和自来水笔，显然，这是一个老派文人的房间。确实，他是旧式的文人，但这样的评价又不够全面。同样在那幢建筑物里，大概是在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为巴勒斯坦工作的时候，他度过了备受困扰而又激情燃烧的政治岁月。去拜访这位声誉卓著的学者名人的，通常是些法国人，爱德华和玛丽安会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事实上，在萨义德的住处，你总能得到贵宾般的礼遇，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在他们的公寓里，甚至一份快餐就抵得上别处的一次宴会。而在英国的时候，在去一次聚会的路上，爱德华和朋友回忆起在埃及读书时的恶作剧，笑得前仰后合——这是一张已经泛黄了的幸福照片，与他在《在错误的位置上》中所记录的求学的艰辛历程并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后者的补充。
在一大堆旧报纸中，我发现有一篇文章说爱德华是个可怕的教授。这种谴责无一例外很可笑，也显然有失公允，现在似乎已渐渐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非同寻常的推崇。爱德华发现自己终于被接受了，甚至是（许多）曾经驳斥过他的人。他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他所能指向的地方，他的著作在巴勒斯坦遭到禁毁，正如他指出的，这是因为他“敢于申斥我们自己的‘父亲大人’。”这些谴责的声浪如今又有了回音，《纽约时报》的讣告被弄得乱七八糟，到处是为往事致歉的文字，好像只提到将以爱德华的名字为一个党派命名。
爱德华深深地着迷于阿多尔诺的论述，阿多尔诺自信地指出的，最优秀的现代艺术作为伟大而又注定要失败的艺术，是“从失事的船只上发出的绝望的消息——我们要活下去”。爱德华则认为，“一种处于危机之中的、抗争的、不妥协的艺术”既是传达绝望的媒介，也能成为现代社会非人道一面的有力证词。我想起爱德华最近一次在伦敦演讲，其对阿多尔诺、理查德·斯特劳斯和维斯孔蒂的思考让人惊叹不已。在谈到这些人时，他说：“仿佛是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要过一种所谓的平静与安定的生活，或是放弃批判立场去换取官方的欢心，然而，他们的死却都与批判和流亡无关。”近几年来，爱德华患了不治之症已是众人皆知的事，正因于此，他不用再躲避攻击，也不怕遭到批判，但他的文字风格并没有因之而变得平和起来。他仍然以中年的文体写作着，他无须变老，也无须使自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作为他多年的同事，我们都很钦慕哥伦比亚大学的文体和讽刺大师弗雷德·杜比（Fred Dupee），并受其影响。他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简直是两种人，虽然我们也很喜欢后者，但总觉得他和我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莱昂内尔一本正经，弗雷德则以他的黑色幽默消解着表面上的光环。开会时，弗雷德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发出叹息声，以此表示他对系里许多自命不凡、然而却考虑不周的计划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爱德华也有其狂热粗暴的一面。一旦他对某种观念或方法失去了兴趣，他就会武断地认为，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的人真是不可思议。他的知识范围极其广泛，思想深刻有力。虽然他时常也有些粗心，对细节不够注重，但他总能就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不记得因此和他吵过多少次，我们在一起交谈时，我刚好得出了爱德华早就得出的结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他又走在了我的前面。当我的薪水可怜地给加了那么一丁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点都没加的时候，他向我提出忠告：他劝我应该辞职，从另一所大学处得到一份工资上的承诺，这样哥伦比亚大学才会对你予以重视。出于清高，我说我不准备玩你们的游戏。爱德华叹了口气，微微一笑，说：“迈克，你现在就在玩他们的游戏。而且失败了。”
要是你在一个月前问我，我会说我不相信英雄。而现在，我意识到，在我的心中已经有了英雄的人选——爱德华、前面提及的弗雷德·杜比、我在剑桥的师友彼得·斯特恩（Peter Stern）和我的父亲，他们代表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以不同的方式，他们是知识、毅力、勇气、敏锐、正直、深刻的洞察力、正派、善良，以及其它许多方面的典范。甚至在他们逝世之后，仍有人想要和他们对话，仍有人设想着他们的回答。会有人为他们写下文章，甚至是一本本书；会从他们独辟蹊径和严谨精细的思想中获益非浅。但他们的离去仍让我们平添了无限的伤感。一方面，他们不会再参与论争，发表评论；另一方面，更年轻的一辈也不太能理解他们，不太会去效法这些人的提议。
爱德华是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他喜欢人们——为他们自己着想——注意自己的仪表，因为他颇为欣赏体面优雅的绅士风度。我记起大概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是1964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刚到哥伦比亚大学，而他在我之前就开始在哥大工作了——我们谈话的对象是一件时髦的上衣（可能还不只一件），这是他从市区买来的，不是巴尼店，就是别的什么高级场所。他反复劝说我该去买上这么一件这种款式的，因为价格够档次；他每天都会问我你到底去还是不去。我不需要（而且也买不太起）这种品牌的衣服，但是经不住爱德华的死缠硬磨，最终还是去买了一件。黑色的。羊绒衫。很漂亮。伴随了我好多年。
爱德华对他人的关爱像狂潮般热烈，又像一位医生在治愈着我们受伤的心灵，甚至在他得病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你看到他，你就会感到一阵暖意。更确切的说，你会觉得你变得更高尚了，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将比之前更为宽广、阔大。
知识是悲观的，意志是乐观的。爱德华喜欢引用葛兰西的格言，他有充分的理由。但他既不是任何一类的悲观主义者，也不是唯理智论者或唯意志论者。他是最深刻、最忠实、最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是表面绝望内心坚守着理想和憧憬的乐观主义者。我记得在签署奥斯陆协议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争论。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爱德华一直在房间来来回回的踱步，一边一杯接一杯的喝橙汁。我期盼着希望能够实现，但落入我视野的只是阴暗的一面。最后，我问他：“但是爱德华，你为什么相信有那么一天，事情会变得好起来？”他看着我，就好像我疯了：“我当然相信。要是我不相信未来，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前景变得更为灰暗，我常常回想起这次交谈，我开始理解，成为一名乐观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一个不朽的乐观主义者又该是像什么样的。我想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但我的乐观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而爱德华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在他去世的几天前，他还给我打过电话，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几分钟。当时他刚从死亡线上逃过一劫，他比谁都清楚，他的生命的终点近在咫尺。而在电话中，虽然他的声音略显嘶哑和虚弱，但听上去仍和健康时没什么区别：开玩笑、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精神也很好。我对他说：“爱德华，你是不可战胜的。”他回答我：“我不是不可战胜的，但我不会屈服。”
2003年10月23日《伦敦书评》
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主任
评论人：哈卫特 | 评论日期：2006-4-11 8:26
陆建德：不屈不挠的博学，原载《读书》
全文链接：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asp?id=274223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6-9-11 22:40
流放者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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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覃里雯／文 2003-10-13 11:02:28 阅读 1047 次
当74岁的亚瑟·阿拉法特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67岁的爱德华·萨伊德终于离我们而去。老政治家的重返并未带来新的希望，大师的辞世却留下难以弥补的巨大空白。
1935年11月1日，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伊德生于英国统治下的耶路撒冷。1947年，当联合国将耶路撒冷分为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管的两半，他富有的商人父亲将全家带到了开罗。在那里，萨伊德进入美国学校就读，此后到了维多利亚学院，他的同学中包括未来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和著名演员奥马·沙里夫。
1951年，他来到美国，此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和博士学位。1963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任教，1970年成为教授，后来获得“学院教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的称号，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最高的学术职位。
萨伊德涉足文学、政治、音乐、文化等多个领域，著作等身。他最先以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树立了自己的地位。这本被译为多国文字、影响力大大超越了学术范围的著作是一场关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复仇。萨伊德在书中展现了一个从未被阐明的历史视角，他发现，文化权力——定义他者权力——是与政治主宰力量有着内在关联的。他描述了一个名为“东方学”的庞大体系，它在18世纪后30年随着欧洲在世界其他部分的探索和扩张而极大地扩展。欧洲的旅行家、探险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共同造就了这个复杂的、涵括文化、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东方（在地理意义上主要指的是中东地区）”被塑造成一个西方眼中的他者形象：感官的、腐败的、邪恶的、懒惰的、暴君体制的和落后的。这个形象随着“东方学”谱系的扩大而不断被加深、强化。
萨伊德的结论是含着怨气的，但是结论却是可敬的勤奋工作和高尚智慧的结晶。在对夏多布里昂、但丁、福楼拜、丁尼生、简·奥斯丁等作家浩瀚作品的研究中，他体现出过人的敏锐和清晰。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他一样对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关系做过如此精妙而冷静的分析。他所定义的“东方学”从此成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演说辞中不可回避的方向标。
和“东方学”中所描述的东方一样，萨伊德不断被这个世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东）误解和夸张。他积极参与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活动，撰写无以数计的政论，他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欺凌，也反对巴勒斯坦极端组织的暴力行为。他一再强调，巴以双方应该加强对对方的历史和苦难的了解。他认为，在东方学和奥斯维辛之间有着共同的根源。他没有国界的人道主义同情使他得罪了很多人，反感他的美国人认为他是头脑不清的左派，反感他的阿拉伯人认为他是虚伪的右派。萨伊德不遗余力的中伤者和反对者在他的鸿篇巨著中挑拣错漏，其中包括一位仅靠攻击萨伊德的只言片语而出名的记者贾斯德斯·维纳，和一位声名斐然的普林斯顿大学中东研究专家伯纳德·路易斯。他对巴勒斯坦政府“恨铁不成钢”的批评更使他不受欢迎。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扎卡利亚曾经在采访中不太客气地说：“你知道很多想法都又好又正确。我们支持他的观点。但是还有一点也是正确的，萨伊德应该回来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起居住……我希望萨伊德也回来，当他去世时，也葬在他出生的城市——现在是以色列的领地了。这比葬在美国要好得多。”这句话说出后不到一年，萨伊德就结束了与白血病抗争的12年痛苦，我们尚不知他将葬在何处——他总是希望与世界（无论是故乡还是异乡）保持足够维持理性和良心的距离。
来自世界各地的悼词和讣告呈现了一个相互矛盾的萨伊德的形象。美联社的报道称，萨伊德从1977年开始担任流亡中的巴勒斯坦议会议员，但是“因为阿拉法特对以色列的亲善态度”，他在1991年退出了议会。《纽约时报》发表的理查德·伯恩斯坦撰写的讣告中，这个事实被描述为“1991年，萨伊德先生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自己患有白血病，他安静地退出了巴勒斯坦国家委员会。”无论如何，阿拉法特——这个被萨伊德称为“腐败、专权、糊涂”的老战友，对萨伊德的告别辞是非常适宜的：“随着他的离去，人类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天才，他曾经对每一个文化、智力和创造性领域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在杰出的学者和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之外还有一个萨伊德，他从小忧伤地独坐在开罗电影院中享受好莱坞电影的温暖，他对朋友真诚，对自己严厉，总是不能对自己满意——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什么涉足如此广泛的领域——他还是一个不错的钢琴演奏家和《国家》杂志的乐评专栏作家，为贝多芬晚年更为顽固和困难的作品伤神。他的好友阿达夫·苏埃夫说：“他的离去使我们成了孤儿。这是来自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的共同叹息，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只有一个杰出人物的离去才能够使沉迷于斗争的人们感到空虚。他自愿从所有阵营中自我流放，留给我们坚实的作品和信仰，带走他不为人知的孤独。他是我们时代公共知识分子最完美的典范。”
( 本报记者 覃里雯／文 03-10-06 129 )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6-9-21 5:22
The Edward Said Archive
"Remember the solidarity shown to Palestine here and everywhere... and remember also that there is a cause to which many people have committed themselves, difficulties and terrible obstacles notwithstanding. Why? Because it is a just cause, a noble ideal, a moral quest for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Prof. Edward W. Said (1935-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