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出的国家统治，退不出的现代生活

拥有国籍、成为某个国家的公民、用护照出国，这对于现代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从出生起，我们就自动获得了一套身份系统，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国家以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两年前，我在《端传媒》上读到了周慧仪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居住在马来西亚仙本那的海巴瑶族。海巴瑶族是以大海为生的海上游牧民族，在仙本那的海巴瑶族至今还生活在船屋上，没有钟表也没有时间的概念，太阳告诉ta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ta们原本的生活中不存在国界，「所谓的国界就是他们乘船可及的最远距离」。

国家以外的生存方式，光是想象就很困难。没有护照、没有国籍、没有身份，就无法移动，无法工作，甚至无法租到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屋檐。哪怕是躲到海上、沙漠中、荒野里，都逃不开国界，也绕不开无处不在的卫星定位系统。像海巴瑶族的翁古，就算全家漂在海上，依然不能自由移动。以捕鱼维生的他，得小心注意领海的范围，因为鱼群的游动是没有界限的，但跨国界追踪鱼群却是非法的。大海有了界限，而在岸上，像翁古这样的无身份者就更寸步难行，ta们不被马来西亚政府承认，上岸工作就会被抓——无国籍者恐怕是这个社会上最容易被剥削和忽略的一群人。

「国家性」 是可逆的

国家是唯一的选择吗？当然不是，至少历史上不是。詹姆士·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提出：在历史上，人会不断进入和退出国家，「国家性」 是可逆的、可循环的。当赋税、徭役等负担过重时，就有人会选择逃离中心国家，去往通常是地理上难以进入的边陲地区。在不断接纳逃离国家的人群的过程中，这样的地方会逐渐形成多样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这些地区也会被精心设计阻止国家化——通过改变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习惯和生存模式来调整与国家的距离，例如放弃定居农业(sedentary agriculture)。定居农业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从谷地逃往山地的人们放弃了定居农业，转而以采集、狩猎、轮耕、捕鱼和放牧为主要的生存方式——使得国家很难向ta们征收赋税。因此根据斯科特的观点，许多这样的无国家的边缘地区并不是所谓的没有发明出定居农业和国家形式的古老社会，ta们是为了应对国家的税收、战争、劳役等等负担，而主动选择放弃了农业和定居，「他们的移动及生存技术都是为了避免被统合进国家」。

然而这样的主动选择在如今几乎是不可能的。斯科特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也强调，他的研究并不适用于二战以后的时期。随着铁路、公路的普及以及通讯技术的全面覆盖，过去的边陲地区已经逐渐失去边陲的现实意义，也不再是国家触手难以企及的地方。主权国家通过现代手段让疆界严丝合缝，不遗漏一寸土地。除了对土地的精准控制，对人口的管制也更加严格。虽然管制的方式与历史相比并没有巨大的变化，依然是促使不稳定的人口定居，同时让大量的平地人迁移去山地。但利用户籍制度和身份信息，能够准确地定位需要转化的人口，再配合以各种民生措施，比如改变居住环境（帐房变楼房）、增加学校数量使孩子们接受现代化教育、还有发展公共卫生系统等等，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彻底堵住了逃离国家的通路。于是现代国家通过不断整合边陲地区的人口、土地和资源，「把他们变成可收益的（rentable）——对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有可见贡献的人」。

现代化之后

斯科特在历史中捕捉到的可逆的「国家性」，如他所言，如今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实质上脱离国家意味着成为无处可栖的无国籍人士，除了南北极和公海以外，很少有能够居住又不受国家管制的海陆领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现代化的不可逆性，当现代化和国家紧密勾连在一起，退不出现代化就退不出国家。现代化铺满了生活中每一个可能的角落，而国家通过现代化进一步驯化臣民。一旦进入这个系统，就看不到退出的可能性，或者说，退出的门槛比进入高太多了。

Johnny Harris给VOX制作过一系列关于边境的纪录片，其中有一期他采访了生活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的喜马拉雅山脉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族群过去的生活中没有国家也没有国界的概念，ta们生活和游牧的范围是根据牦牛的需求和植被的生长周期决定的。如今，由于明确的边境限制，放牧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限。同时又因为公路的逐渐深入，带来了便宜的商品，过去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也开始被以货币为基础的买卖所取代。与此同时，孩子们被送去上学，可以预见的是，等ta们长大回来，将不再熟悉原本社群的文化甚至语言，整个族群的归化大概只需要一代人或者更短的时间。当然，这些改变对于当地人来说能够显著改善ta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受访的绝大多数人都认可新的生活方式——能买到便宜的货品，拥有便利的交通、医疗和教育设备。但在这样的剧烈变化中，总有人很难找到支持自己生存的新方式，可国家的进入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鲸吞蚕食，并没有给这些人留下多少的时间和空间。另外也让人担忧的是，正如前面所说，进入这个系统是如此容易，现代化的舒适和便捷能够一夕之间打败过去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不过问题是，这个系统没有后路。放弃了原本的生活，却没有太多被现代社会所认可的技能的人们，能在这个社会中找到一个有尊严的位置吗？一旦卷入了现金消费市场中，不赚钱还能活下来吗？如果丧失了劳动力，这个系统能接住「失败者」吗？如果想退出了，有退出的方法吗？

在周慧仪的另一篇关于西马原住民巴迪族的文章中，她问其中一位生活在那里的人，

「你觉得现代生活怎么样？」

「我感觉不好。政府说我们之前（在森林里）的生活很困难，但是身为巴迪族的我们感到自在方便。叫我们住在像这样的城市，很多事情都不好。看看吧，有人死了，有人生病，有人欺负我们，笑我们头发和身体不漂亮，很多问题。不是我们要求政府让我们过上现代的生活，我们本來过着的就是原始的生活。」

「所以你希望回到森林生活？」

「这样才是最好的。（如此一來）我们不需要政府的帮助、不需要辛苦找钱、不需要水塔，也不需要电。」

巴迪族是最早生活在马来西亚西马的原住民，ta们以采集狩猎维生，但当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将油棕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后，巴迪族的生存方式只能被迫改变。对于ta们而言有食用和经济价值的树林被油棕园取代，随着树木的消失，ta们无法在森林里狩猎，同时取水的河流也被污染。实际上，对巴迪族的掠夺从更早的殖民时代就开始了，而现如今ta们又被强制性拖入现代化之中，在很多现代人眼中，ta们是肮脏、落后、不文明的存在——这样的处境是许多原住民族的现状。

巨大的国家和无解的现代性

大多数的原住民族群曾经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到现在，ta们依然处于国家结构和主流社会的边缘。尽管在被征服或殖民之前，ta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很长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形态和社会组织，但随着殖民者的到来，ta们又经历了漫长的被改造、被掠夺和被迫现代化的历程。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原住民曾经居住活动的土地越来越值钱、越来越重要，政府更加需要把握住这些资源的掌控权，甚至不惜沿用殖民者留下的剥削政策，将之改头换面写进法律，在新的殖民思维下，进一步对原住民进行合法的压榨。例如在台湾实施的原住民保留地政策，在历经了雍正、嘉庆、日治和国民政府之后，如今看似用来保障原住民的权益，而实际上不仅管理办法本身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原住民族也很难真正取得土地所有权。东吴大学的法律系教授程明修一针见血地表示，「台湾原住民与近代国家法律体系接触之始，也是原住民对土地支配之权利被剥夺之始。」

当土地资源进一步减少，这些处在国家边缘的人，ta们的生存空间被现代国家无限挤压。同时由于工业化对环境的大肆破坏，原住民原本的生活方式也难以为继。例如，当水源被污染了，ta们就无法从河流里取水，就得住进政府提供的有自来水的房子里。而水管里的自来水尽管安全便捷，但需要支付每月的水费账单，因此ta们需要工作赚钱。负担现代生活的支出离不开钱，而原住民过去维持生活的方式并不能转化为一份被现代社会认可的工作，那应该怎么做呢？政府自然是希望花最少的代价，将适应现代化的责任放在原住民自己身上，或许也会提供一些就业培训的机会，但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另外，原住民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生产的方式，同时也是整个社群关系——从互助式走向现代社会的原子化。这种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对情感的巨大挑战和消耗，是很难被看见的。对于政府而言，只要引入现代化，让原住民们融入主流社会，ta们就会自动被同化。这样既控制住了不稳定的人口，又获取了土地和资源。

巨大的国家和无解的现代性困住的不仅仅是曾经生活在国家边缘的人，它们所编织的密密麻麻的网，包住了每一个存在于这个系统中的人。想要退出国家、退出现代生活，在如今，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只要离开国家直接管辖的区域，安家落户，慢慢形成部落的形态，尽管在生活和劳动方式上都要做很多的调整，但总是可行的，而且这样的逃离通常是一群人，所以ta们能够在国家之外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而现在，首先从实际的国家边界来看，逃离到不属于国家，或国家难以管辖的地方，已经相当相当困难。其次，退出国家实际上意味着要退出以货币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模式——因为只要花钱，就需要通过雇佣劳动来支付消费，而国家垄断了雇佣劳动，几乎所有能够想象到的工作都被归拢在现代国家的系统内。同时消费的逻辑就是现代社会经济生产的逻辑，不切断消费，就很难彻底退出。再者，退出现代生活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因为现代化所提供的便利性覆盖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离开它需要做极多的训练和准备，当然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在实践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条并不是完全做不到，只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最难的其实是建立社群。逃离现代化、逃离国家意味着要回归社群的生活，几乎所有在国家统治之外的稳定的社会结构，都是以部落化的形式出现的，对于如今极其原子化的社会关系而言，重新建立部落式的生活是非常大的挑战。

虽然我从来没有生活在国家边缘，也没有经历过被系统性掠夺的历史，但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无数次感受到无处可逃的恐慌。如今，在系统中寻找支持性网络的责任都落在了个人身上，让人绝望，而想逃的人回头看，却没有路。如果有人像问那位巴迪族人那样问我，「你觉得现代生活怎么样？」我会回答，「它或许很好，可是我很害怕，因为它把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