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周年记·一篇旧文：瘟疫只是一时的敌人

  By|黄允   2020.2.15

“在此期间，那只让她双眼非常醒目的面罩，将她的敏感戏剧化，变成了紧张和惊恐的小插曲。它似乎使她更加接近世上真正的忧虑，在风雨中磨炼她。”

美国作家唐·德里罗《白噪音》里的句子，描写的是主角杰克的继女，少女斯泰菲。毒雾泄露事件第二天，杰克一家被卷入逃难队伍，仓皇夜行，从当地童子军军营转移到邻近城镇的空手道馆，斯泰菲一直戴着面罩，到达新的临时避难所后很久也不愿摘下。

恐惧在持续震颤她。然而，毕竟只是“紧张和惊恐的小插曲”，杰克相信她不用太久便会感到安全，自己摘下面罩。

今天的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情形。960万平方公里，几乎所有户外都成了空旷的“雷区”，14亿人被迫自我禁闭。出门如同迎战，匆忙拼凑的“武装”统统用上。口罩全国乃至全球脱销，俨然成了一种硬通货——广东某地前几天不是发布了消息，说举报湖北返回人员有功就奖励几个？

武汉封城。各地严阵以待，视外地人尤其湖北人为病毒的代词。当看到齐泽克说武汉“空荡的街道提供了一幅怡然自在的非消费主义世界图景”，我没觉得安慰，反而怀疑他的用心；即便走在街道上，一定程度感受到了他言下“稀少行人戴的白口罩”与“令人愉悦的匿名性”、“从社会压力和社会认同的解脱”的对称，我也高兴不起来。

并没有合格的“吹哨人”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两三个星期，14亿人被瞒在鼓里，而与此同时，病毒正肆意蔓延。

机关部门的行事逻辑我们早已熟稔，他们从来把头脑和屁股一块钉上官椅，五官七窍齐刷刷只朝上看，对公众利益视若罔闻。但是，当系统冥顽不灵，我们也要问，为什么在（相对的）外部，也没有一个知情人及早站出来？

李文亮算吗？不，他在本意和行动上都不算。他提醒的对象是亲友同事，他不想甚至害怕消息传得更远，他知道那很有可能会丢了他的饭碗。后来的小范围溢出，只是两个以上的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这一规律的自然效应。其他几位呢？他们同样只向血缘/熟人圈吹哨，哨声也并未抵达更广大的人群，并未让大家知道的时间点提前。这里面，除了对无所不在的强大专制机器的畏惧，是积重难返的家本位思维在起作用。假如这些人中有一个在告知亲友后设法透露给外界，就算出于自身和家庭的考虑，采取匿名方式或曲折路线，我们如今面对的情况恐怕不至于如此严峻。

我们大可说他们的选择无可厚非，因为要是换个位置，我们未必会有更大的勇气。而这正是最可怕的，每个人都只顾明哲保身（和保亲友），结果也许就像这次，累及所有人，包括自己。本来可以限制在一个地区的坏事件一下变成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以致地方歧视加重，国外对我们进行新一轮的污名化，我们是不是还想在有生之年，甚或让后辈和后辈的后辈一再领教这种经历？——别忘了，方方面面性质雷同的SARs才过去17年，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危机中的爱国者与冷静派

两千多年无根本变化的中央-地方关系决定了官员们的屁股思维，儒家观念几乎一劳永逸地夯实了家本位这种次结构，掺杂传统愚民手段与现代极权主义洗脑术的教育体制，则生产出今时今日规模庞大、不由分说的爱国者。这些爱国者现在大多还很年轻，从小过着好日子，并从学校学到好日子严重仰赖于国家的信念，以为GDP世界第二、横扫各国奢侈品店的黄皮肤人群、高铁、国庆军演、速度、效率和方便就能说明一切。他们随时准备为国家的能干摇旗呐喊，为之感动，进而为自己感动，七分人祸的大难还不知何时到头呢，他们就要抢先庆祝十天八天建成两座医院的“奇迹”，而不知道驱动这些的是亿万人民缴的繁重税钱，更不知道有人志愿带上自己的挖机队去帮忙，机器有去无回，全都“被捐赠”。

这种爱国者许多都见多识广，不少还是海归，朋友圈时常晒出异域风情和美食的照片，听见议论国家的微词，就要比照一下自己的海外经历，宣传这里的安全稳定和经济活力，最念兹在兹的又是其中的安全。他们是安全的纯粹信徒，并不在乎这安全对应着何等代价。他们想不到或不承认，正是李文亮们会被当成造谣者的现实环境在维系这种安全，是某某医院领导的“尤其不要告诉媒体”在制造这种安全神话。这不，当这种安全把十几亿人变成某种囚徒，想到出门就如临大敌的时候，他们还在盛赞这里处危而不乱的秩序。

还有一种比较隐性的爱国者，他们喜欢在人们最该愤怒之时出来号召冷静，喜欢把别人的愤怒、质疑、批评叫作被带节奏，然后亲手转发某政协委员或某将军以转移视线为目标的美国投毒论，点赞毫无证据和逻辑就敢演义基因战争的文章（姑且就称那些弱智图文拼凑者鼓捣出的东西是文章吧）。他们除了“冷静”和愚蠢，到底还有没有作为人的其他特质，也许只能从如果碰上自家房子被强拆、祖坟被修高速路的挖掘机连根拔起、至亲莫名其妙死在看守所、或自己因为在群里转发了直指美国的阴谋论而被捕时，他们将会如何反应来判断。

战争化隐喻及其效用

分明是无数人被迫要捱过的一场经过制度弊端催化的大灾难，又被变成共同“抗战”，并迅速扩展为随处可见的宣传话语。对一个习惯将治理行为运动化的权力集团，把应对公共危机比作迎战，可说是顺理成章。但其用意却是深藏不露，绝妙非凡的。这种战争化隐喻从规模上靠近当前的困境，听上去气势恢宏，好像已然将被动变成了主动。它被投放到遍布全国的电子屏幕、条幅、告示牌和传单上，变成庞大口号的同时，像病毒本身一样将危机的责任摊派、转嫁给每个人，如此，其发明者，那些最有责的人，那个让风险越出地区、省界和国境的集团的责任就被淡化，被最大程度地消解了。

相比以上，这类隐喻还有更可恶的意图，和已被证明可以屡屡得手的更可怕的效果。通过推而广之，其始作俑者宣告正是自己挺身而出，在带领大家渡过难关；而在“战”或“抗”这样的修辞烟雾弹之下，危机就显得纯粹是从天而降或来自异域，没他们掌管的此地什么事，就仿佛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对付的敌人，不是靠了他们病体的喂养才长得这么迅猛、这么茁壮似的。于是，合乎逻辑地，一切最后——照现有历史看，再恐怖的瘟疫都是能熬过去的——都将归于一场欢呼胜利的大型庆功会，颂歌里夹杂些许悼念和感伤，人们，尤其那些不由分说的爱国者和鄙视被带节奏的冷静派，合唱的合唱，掉泪的掉泪，然后惯性而迅速地遗忘。触底的追究再次被略过，“房间里的大象”重又伟大光荣正确起来，熟悉的忙碌、追逐与算计一并重启，而那下一轮循环，已然蛰伏某处，静静地伺机而动。

瘟疫只是一时的敌人

瘟疫只是一时的敌人，通常几个月就会过去，可对于我们，另一个敌人却要持久、顽固无数倍。这就是制度瘟疫。它依附在不受约束的权力上，是孳生危机的沃土，从中结出的果子或许大小有别，但无一不面目狰狞，一个比一个狰狞。这个敌人即使在自身同样被危机所困时，也忘不了扼杀反对它的声音，教训愤起揭露更多真相的人士，而且不用等秋后，就又本能般地启动了它的清算程序。

从SARs到三鹿奶粉、温州动车事故、北京大雨、天津港口爆炸，再到毒疫苗和这次新冠病毒，我们经历了层出不穷的风雨，见识过其尺幅在整个世上都罕见的忧虑。然而，我们是否像《白噪音》里的女孩斯泰菲那样，从中得到了磨炼？或者，磨炼出了什么？如果磨炼出的是一个所谓百毒不侵且每每自诩坚强的民族，事过则忘，当作什么也没发生，那我们便是真正可悲和不值得同情的，那等到下一次人为因素占重比的大祸来临，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是无辜者。

惯于遗忘与其他无涉，不过是懦弱的象征，回避的法宝。所以，当事已至此，我们每个人在接受和应对的同时，是否应该有所反思？因为事实固然重要，但认清事实的根源和演变路径更为关键；而基于其上的选择，将决定下一次普遍危机到来的快慢（由于现代风险社会的某些特性，完全避免几乎是不可能的），乃至决定一切。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待风平浪静，事实所剩的意义也全系于我们将做出何种选择。是力所能及地促使改变发生，或至少与腐败和邪恶保持距离，不让它们的疆域无限扩大，还是继续顺从权力崇拜，削尖脑袋也要成为病态体制里一颗体面而无动于衷的螺丝钉？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它将是当前现实的花样延续，抑或可能的另一番面貌，就取决于这些选择，及其各自对应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