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难题之三：容易摸的石头都被摸过了

问题是，苏联找不到一个像中国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制那样，阻力极小、收效显著的突破口，以确立改革正当性和社会信心。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开启了「修正主义」探索，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柯西金总理的改革，苏联把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才摸到的石头全都摸过一遍。

以农村为例：

斯大林时代与1978年之前的中国一样，采取余粮征收制，扣除农民口粮后，剩余无偿交国家。赫鲁晓夫以收购制代替抢劫制，即余粮以官价征购，并不断提高收购价，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和牲畜。

柯西金任总理的1965-1979年间，除粮食不断加价外，还分成征购价和合同价两档，合同价即超过征购任务部分再加价50%，局部性地允许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后，农民有了市场价交易收入。

截至七十年代中期柯西金被边缘化，苏联农业部门持续了近二十年的高增长，到勃列日涅夫晚期的黄金时代，苏联的粮食和动物性食品的人均消费水平，已达到中国2010年的水平。

虽然苏联农民依然受严重的工农业剪刀差剥夺，譬如到1990年末为应对粮食危机，官方一次性将粮食收购价提高三倍，但依然不到市场价的五分之一。

但是，由于苏联农民自留地远大于中国农民承包分得的土地，再加其他条件影响，八十年代初苏联集体农庄的物质生活水准，除轻工业消费品严重匮乏，在食品、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至少不低于今日的中国农民。

苏联农业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两种组织。前者是传统农村被集体化改造的农庄，国家不保障农庄庄员的收入和生活，后者是国家投资的全民所有制农场，农工为拿工资的职工。

五十年代苏联集体农庄出现年付薪资制，后逐渐改进为月付薪酬。1964年，集体农庄建立独立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标准待遇缓慢提升。勃列日涅夫后期，集体农庄已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国有化。

改开前中国农民处于高度被剥夺的赤贫状态，除了管理上松绑，并无过多的复杂安排设计，就让占到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受益。

赫鲁晓夫改革带给后人的困境是，戈尔巴乔夫们既找不到可让农民有巨大获益的改革空间，也找不到让农民为三十年前的改革感恩的理由。

城市里的工业改革同样如此。

八十年代中国逐步推进的改革：无论是宏观的打破条块分割、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还是微观上的物质刺激，计件工资、厂长责任制，前方都有苏联人留下的脚印。

1986年张维迎总结出「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时，中国正热情宣传马胜利、步鑫生等人的厂长承包经验，无论农村城市，一包就灵的神话，还要若干年后才会破除。

或许在当时开始探讨「私有化」的苏联，才能找到张维仰真正的知音。

柯西金推行的新经济体制，就曾强调运用价值规律，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但是，苏联人几年后发现，有党政分开、厂长一元化领导，有物资刺激精神奖励，却并不能把派遣到企业的官员变成真正的企业家。

苏联经济学家甚至早就发现增产悖论：厂长必须聪明地控制任务完成指标，太少当然不行，太多更不行，超额完成任务或利润，明年上级会提升任务指标，工作变得更难。

更糟糕的是「潜规则」：如果经营特别出色，你的位置就变成容易出成绩的地方，干得越好，越容易被那些与上级关系更好的人取代。

物质激励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苏联人有更丰富的经验。

苏联各级计划部门的专家，为每个生产门类、生产环节和劳动量，都制定了一套科学、详细、精确的奖励规范。有现金、实物，有度假疗养，小到茶具，大到地毯、电视机、小轿车。

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中，聪明的苏联劳动者通过交流学习，在每个环节上都摸索出一套欺上瞒下套取奖励的游戏规则。于是，数学家们制定的KPI系统，只是让大锅饭里的肉变多了。

工人农民浑水摸鱼，让苏联成为世界最大的次品生产国，而领导干部欺上瞒下，让苏联成为统计数字水分最大的国家。

1970年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是苏联已知的最大腐败案，地方干部组团虚报棉花产量，套取中央财政拨款30亿卢布，这笔钱大部分被分掉了。而上面来核库存，总会凑巧发生火灾。

直到苏联解体前，中国学界整体上对苏联改革持积极评价：部署周密、思路正确、措施配套、注重立法。由企业改革扩展到宏观领域的配套改革，顺序得当。

苏联人很早就知道，打破条块分割、管理权下放、自主经营，确实能激发生产热情，但再往前走，深水处的石头就不好摸了。

打破中央对行业垂直管理的「条条」分割，赋予地方「块块」更多自主权，立刻会出现基建扩张，预算超支问题，而一旦分权，地方上的钱就收不上来。

而厂长经理一旦有自主权，会不断提高工资福利，为避免行业收入过分失衡，政府会被迫普遍加薪，而通胀增大，又会刺激新一轮加薪竞赛。

另外，工业品的价格扭曲同样严重，越靠近原材料端的能源、材料、初级加工品，价格就越低，而越是接近消费端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就越高，它造成不同行业部门的利润率差异极大。

其后果是，利润率高的行业品质低劣、浪费严重，工人干私活普遍，而利润率低的行业缺少生产热情。一旦调高基础端行业的价格，很容易引发连环涨价。

改革多走几步，就会遇到预算失衡和通货膨胀，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回到严格的计划经济。苏联人在水浅的地方来回趟过几次，路熟。

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和其后的六月全会，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已基本完成高层的权力布局，当年工农业增长均超过预期，但戈尔巴乔夫反而遇到巨大阻力。

向企业下放管理权，意味地方党政官员的话没人听，消极抗命和公开反对很快传递到中央，而政治局里的利加乔夫等人并未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领袖被党内领导层孤立怎么办？党的历史经验库里其实有大量现成方案：

1920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党内高层拒绝服用资本主义的药方拯救新政权，列宁直接绕过政治局，透过媒体喊话，调动社会力量倒逼政府，最后达到了目的。

1986年12月，苏联取消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1987年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改革，借助民主化、公开性攻击官僚主义，以削弱经济改革阻力。

苏联外交家费德林在回忆中提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时，曾当着尼克松俄文翻译的面问费德林：下面这段我还念不念？

苏联可以轻易被老人统治二十余年，靠着庞大而无微不至的官僚系统和军警宪特的严密控制，一旦这个束缚被打破，帝国大厦倾塌就是随时会发生的事。

这是危险的深水区。水浅的地方，石头都被前人摸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