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 | 咖啡桌、LINE群組、莫斯科駐台代表處:當家鄉陷入戰火,在台烏克蘭人如何行動?
文/林庭葦(特約撰稿人) (原文發佈於2022年3月9日)
位於台北信義區的莫斯科駐台代表處樓下,已經成了在台烏克蘭人最常聚集的地方。自2月24日俄烏戰爭開打以來,那裡有時舉行記者會,有時靜默舉牌抗議,向好奇的路人解說現下烏克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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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想支持軍隊和戰爭,支持我們的醫療團隊吧!」記者會上,定居台灣的烏克蘭人Vadym拿著麥克風向群眾喊話,每一個字都用盡全力。
今年25歲的烏克蘭人Vadym,是一名資歷五年、經常往來世界各地的職業模特兒,他曾短期待過倫敦,於印尼長居三年,如今來台灣已經滿一年了。接受記者採訪這一天,他剛在結束一場由台灣公民團體聯合舉辦的記者會,手上還拿著一大疊自己印製的手舉牌和標語,神情略顯疲憊。我們從記者會現場的莫斯科駐台代表處樓下,步行到附近位於四四南村的咖啡廳。
我告訴他,過去四四南村是一個眷村,因為台灣與中國長年軍事對峙,因此台灣有許多這樣的軍眷聚落。「那這個地方還真適合做這場訪問,」他苦笑著說。
2月24日烏克蘭時間清晨6點、台灣時間中午12點,當普亭宣布發起「特種軍事行動」時,Vadym突然收到母親的語音訊息,她哭著用家鄉話顫聲說道:「不要回來烏克蘭!戰爭開始了!到處都在轟炸,連這裡也是。」
「怎麼可能不回去?為了見罹癌病重的祖父最後一面,我一個月前就買好了機票。但是航空公司已經取消了班機,即使我到了波蘭或伊斯坦堡,也不會有公車或火車開進烏克蘭,所以待在這裡是我唯一的選擇,」Vadym神情沮喪,「在這裡用抗議的方式支持我的國家,讓所有人聽到我們的故事、我們的聲音,或許真能做點什麼吧……或許還比回去加入軍隊更好。或許在這裡,我有機會做更多。」
「爺爺現在待家裡,但他的狀況很糟很糟。我剛剛才傳了影片給他,告訴他我這裡一切都好,但我想,」他停頓了半晌,「他大概再也見不到我了。我想他等不到我們見面的那一天。」
Vadym生於烏克蘭中部城市烏曼(Uman)附近的小村莊,其祖父、祖母、叔伯、父親和弟弟,全都是職業軍人。
戰爭爆發後,他的父親就一直留守在任職的軍事單位,而他17歲的弟弟,原本正在奧德薩(Odessa)的軍校受訓,然而戰該城市面向黑海、設有軍事基地,成為俄軍最早攻擊的目標之一,因此弟弟已經隨軍校撤退到了其他地方。父親和弟弟都離家在外,Vadym的母親只能一個人睡在家中地下室,把所有衣物和重要文件放在身邊。
「軍校允許他們兩天打一次電話回家,昨天我弟弟第一次聯繫我了,雖然他不能向我透露自己的位置,但他說一切都好,我們要勇敢,」Vadym說,「下個月就是他的18歲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前線戰鬥,我真心希望不是。這些孩子甚至還沒有18歲。」
前一天,台灣時間深夜,烏克蘭東北部、靠近俄羅斯邊界的大城市Kharkiv遭到俄軍無差別轟炸。他拿出手機給我看一張平民身受重傷躺在地上、鮮血流了滿地的照片,「這很駭人,根本不忍卒睹、不忍聽聞,但你又不能就這樣把手機放下,不看這些新聞,因為你知道這新聞裡面很可能就是你的朋友或家人。我的內心有好多恨,而且這種恨意是不可能控制的。」
「當他們(俄羅斯人)說,不是所有俄羅斯人都如此,只有普亭。但我說,這是你們的責任,你們這些年的沉默,讓他有機會發動這場戰爭,」Vadym的語氣急促,像是不用呼吸一樣連珠環砲地說:「戰爭爆發第一天,有些俄羅斯朋友打給我或傳給我語音訊息,告訴我他們很抱歉、對自己的國家感到羞恥。坦白說,我不需要他們的道歉或羞恥,因為烏克蘭人無法原諒這一切,但是他們可以與自己的人民對話,可以發起革命,為自己的未來行動。」
「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們是自由人。為了孩子的未來,我們以自由人的身分站著死去,而不是像奴隸一樣跪著活過一生,」他說,「這就是我們的人民現在之所以能堅強和團結的原因。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為何而戰,所以他們擁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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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結束時,Vadym起身準備離開。此時,我們發覺隔壁桌的三個人,全都身穿寫著「No war, Stand with Ukraine」的上衣,他們分別是烏克蘭人Yulia和Ruslan,以及俄羅斯人Evgeny。Ruslan站起身拍拍Vadym的肩,原本互不相識的兩人短暫交談了一會。
Vadym離開後,我加入了這張「Stand with Ukraine」的咖啡桌。
今年50歲的Yulia來自基輔,她和同為烏克蘭人的丈夫住過英國、法國、保加利亞和亞美尼亞,如今已在台北生活三年。Ruslan來台六年,平時與台灣妻子住在台中后里,當天為了參加反戰集會才來到台北。俄羅斯人Evgeny的家鄉則是俄烏邊界的頓河畔羅斯托夫(Rostov-on-Don),曾住過上海、香港,現已定居台灣五年。
三人原本素不相識,是因為在莫斯科駐台代表處的集會認識,才在這裡同坐一張咖啡桌。
Yulia高齡75歲的父母和她的攣生兄弟一家人都定居在基輔。戰爭爆發那天,正好是Yulia的生日,高齡75歲的父母用手機給她捎來生日祝福後,基輔就因為遭受轟炸而有部分地區電力中斷。
迄今,Yulia已超過一週沒有收到父母的消息。
「我的父母住在基輔附近的一棟小房子裡,就我所知,雖然基輔有許多地方都被轟炸,但他們所在的地區沒有,我只能祈禱他們安全,」Yulia說,「我兄弟一家人雖然也想去到庇護所,但他的岳母中風,岳母還有一位高齡90歲的母親,因此一家老小要移動非常困難。他還有一個18歲的女兒和14歲的兒子,已經想辦法逃到摩爾多瓦邊界附近了。」
「我父母原本是俄羅斯人,在我3歲的時候移居到烏克蘭。他們是航空工程師,年輕的時候被蘇聯當局送來烏克蘭建立航空工業,設計世界上最大的飛機『Mriya』An-225 。」
在烏克蘭語中,Mriya為「夢想」之意。這艘名為「夢想」的運輸機 An-225,是目前世界上最重、最大的運輸機,為了載運太空梭「暴風雪號」而誕生,由蘇聯時期的安東諾夫設計局(Antonov Design Bureau)所製造。蘇聯解體後,安東諾夫設計局成為烏克蘭的國營企業,而這艘曾經承載著蘇聯太空夢的飛機,在2022年2月27日俄軍佔領安托諾夫機場的行動中被摧毀。
她給我看當年An-225載著太空梭的照片,眼裡滿是惋惜,「那是我父母一生的心血。」
「他們在那裡工作了45年,幾乎就像我活的年歲這麼久。他們不會說烏克蘭語,說話有著濃厚的俄國腔,但我們從來沒有因為身為俄羅斯人而受到虧待,反倒是被入侵的俄羅斯人虧待了,」她反問,「為什麼俄羅斯人要來『保護』一群根本沒有要求被保護的俄羅斯人呢?」
Yulia說完她的故事後,時間接近下午三點。Yulia、Ruslan和Evgeny三人決定步行回到莫斯科駐台代表處樓下,繼續舉牌抗議。
在這裡,Evgeny一邊舉牌一邊回憶戰爭開始那一天:「星期四時,我像往常一樣早起去工作,在一間學校裡畫圖。突然間,我在網路上看到許多政治專家在談戰爭的影片,才意識到戰爭已經開始了,」說著說著,Evgeny停頓了好一會兒。記者抬頭一看,發現高大魁梧的他已經哭了。
「我的母親也反對這場戰爭,但是她實在太害怕了而不敢說什麼。當我打視訊電話跟她談到了戰爭這事,她立刻做出要我安靜的手勢,因為她很害怕會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監聽。我父親則是完全被電視洗腦了,」他說,「如果不懂英文、無法看看世界上其他消息來源的話,就只能看今日俄羅斯( Russia Today,俄羅斯國營電視台),而那基本上就是俄羅斯政治宣傳的機器。」
「當天回家後,我一邊畫畫一邊看新聞,看了德國之聲,看了印度、法國、歐洲等各地的英文新聞媒體,看到他們針對戰爭進行高水準的討論,但俄羅斯的新聞卻只是把烏克蘭總統說得像個白癡,」Evgeny說,「你知道嗎?那是俄羅斯首屈一指的政府新聞……我看著這些新聞,覺得世界好像分裂成兩半。」
隔天起一直到今天,Evgeny幾乎每天下午三點到五點都來到這個地點,拿著反戰標語面對車來人往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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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大半時候,都說自己是韓國人,」今年27歲的韓裔烏克蘭人Oleksandr Shyn如是說,「但是這些日子,我都說我來自赫爾松省(Kherson Province),而不會說我是韓國人。」
在莫斯科駐台辦事處的反戰集會中,Oleksandr是少數來自烏克蘭的東方面孔。有路過的台灣阿伯好奇詢問他,這個活動在做什麼?他耐心地用他剛學不久的中文簡單解釋烏克蘭發生了什麼事,並表明自己不太會講中文。
俄烏戰爭開始沒多久,人在台灣讀研究所的Oleksandr 就加入了台灣聲援烏克蘭的LINE群組,群組裡有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哈薩克人、香港人等等來自各國的聲援者。在這裡,大家貼上影片更新戰爭最新情形、交換生活資訊和救助資源,也有人發訊息相約其他人到莫斯科駐台代表處樓下舉牌抗議。
不過,這個群組並不總是和樂融融。他們曾經一度為了能不能將俄羅斯國旗帶到現場而意見分歧。
「我在群裡發了一條很長的訊息,說明我認為現在這個時候帶俄羅斯國旗來到現場,在道德上說不過去,因為這是個支持烏克蘭人的場合,我們應該瞭解到這面旗幟對烏克蘭人而言意味著侵略、痛苦和受難。」
Oleksandr解釋,即便有些烏克蘭人也不覺得帶俄羅斯國旗到現場有什麼問題,但他擔憂,海外烏克蘭人原本就比俄裔僑民少很多, 若連這時烏克蘭人都被淹沒在「俄羅斯人不想要戰爭」的聲音裡,如此不只是邊緣化烏克蘭人,也轉移了俄羅斯社會對這場戰爭的責任。
「如果他們無法保證現場不會有俄羅斯的國旗,我就無法出席,」他說。
在台北的咖啡桌、LINE群組和莫斯科駐台代表處樓下,不同意見的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尚能透過文字訊息來回爭執溝通,然而在八千公里外的故鄉,雙方軍隊正在進行的卻是一場性命相搏、你死我活的零和戰局。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當天,Oleksandr看到朋友、伴侶發來的訊息時,本來還不以為意,「我以為大家只是看見了烏東頓巴斯(Donbass)的衝突,你知道的,在頓巴斯,戰爭已經持續八年了,對我們來說這件事本來就一直持續著,」但是,許多大城市的名字開始在新聞上出現,包括基輔、日托米爾以及他過去上高中的城市米達列斯,Oleksandr的心情才從否認轉為絕望和恐慌。
「我打給我媽媽,當時她還在睡覺,對我說著『沒有戰爭啊?』,我說『有戰爭,這是確定的』,」Oleksandr的家鄉位於烏克蘭南部斯卡多夫斯克(Skadovsk)地區的一個小村莊,雖然該地本身沒有遭受空襲,但是那裡非常靠近克里米亞,是俄軍入侵南烏克蘭的必經之道,鄰近的大都市也遭到猛烈攻擊,「我們第二次通電話時,我可以從電話中聽到轟炸聲,窗戶都在震動。此時,大家才意識到,這就是戰爭了。」
Oleksandr的家族與俄羅斯其實有著長遠的歷史淵源。1937年,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將境內十幾萬的朝鮮人,一路從靠近朝鮮半島的俄羅斯遠東地區,集體驅逐至中亞。Oleksandr的曾祖母與當時年紀尚幼的祖父,就這樣跨越千里來到烏茲別克,定居兩個世代後,他們的語言和文化幾乎完全俄羅斯化。Oleksandr一歲時,他的父母才舉家搬來烏克蘭南部的韓裔聚落,而Oleksandr也開始重拾斷層了一整個世代的韓語。
「俄語是許多韓裔烏克蘭人的母語,而我們在俄羅斯、中亞也有許多親戚朋友,你可以想像我的父母對俄羅斯在情感上原是親近的,」Oleksandr說,「我媽說,她這輩子從沒想過俄羅斯會攻擊我們。」
Oleksandr給我看他的父親所拍攝的一則影片:他的家人站在門廊,看著俄軍的坦克魚貫經過他們家門前的道路,往省會大城赫爾松(Kherson)駛去。採訪隔天,也就是3月2日,赫爾松已被俄軍佔領。
但Oleksandr與其他烏克蘭人仍然不放棄。只要有空,他們就會到莫斯科駐台代表處樓下,和他的家鄉站在一起。那裡每天都會出現來自各國的聲援者,帶著「與烏克蘭站在一起」(Stand with Ukraine)的標語,曾有立陶宛、緬甸、摩爾多瓦、波蘭人,也有香港人。
「(俄羅斯入侵)第一天真是奇怪的一天。我忙著安撫聯絡不上妻子的叔叔,感覺自己非常絕望、無助和沒用,」Oleksandr說,「但是隔天,當我開始認識其他烏克蘭人、開始參加集會,我感覺自己好像堅強了一點。」
「在台灣認識其他人,讓我得到莫大的支持和希望,」Yulia也如此告訴我,「我必須變得更堅強,才能將我得到的支持也傳遞給我的朋友,我每天都會告訴他們我今天又做了哪些行動。他們需要好消息。在這場戰爭中,讓他們不感到落單,是我的責任。」(完)
【原文刊於《世界走走》:咖啡桌、LINE群組、莫斯科駐台代表處:當家鄉陷入戰火,在台烏克蘭人如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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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待補)
122.(待補)
123.(待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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