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隔空交手”李登辉　透露台海两大讯号

经历2020年的疫情大考、中印边界冲突，以及方兴未艾的中美竞争，中国共产党于2021年7月1日迎来百年党庆。典礼当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长篇讲话，其中涉及“解决台湾问题”部分，引发了台下听众的热烈回应，掌声不绝于耳，习近平更一度为此中断发言，足见台湾议题在当今中国民意里的分量。

然而台湾不仅长年自外中国政治脉络，亦对对岸的民意变化麻木无感。七一党庆前夕，习近平于6月29日向中共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并在仪式中表彰获勋党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其中“我将无我”四字，在台湾引发了意想不到的波澜。

颁授七一勋章当日，台湾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并直指所谓“我将无我”，乃习近平“抄袭”李登辉而得。如此指控的“证据”在于，李登辉有句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陈永峰认为此乃李登辉揉合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京都学派哲学”和基督教思想而成，意为“我既是我又不是我，而且我要超越自我，我连我都不是，就没有我”，呈现了李登辉的“无私”精神。

然而面对“抄袭”自李登辉的“我将无我”，陈永峰反不认为这是“无私”的风范，而是习近平“不自信”的流露，并解释道：习近平嘴里说着“无我”，实际上却无限延长自己的任期，又大搞个人崇拜，共产党正把中国当成中南海的殖民地。

如此双重标准、几近宗教崇拜式的解释，在台湾引发了不少舆论回响，《自由时报》等媒体更纷纷转载，并照搬陈永峰的思路，评论道“虽然两句话长得很像，但格局和高度完全不能比”。平心而论，如此现象虽说荒谬，却透射了台海格局的两大现实。

台湾听不进的“中共故事”

首先，“离心”已是两岸难以停下的政治趋势。

在海峡一端，中共经历十年打贪反腐、从严治党，逐渐寻回零落民心，并成功将共产党与民族复兴相连结，通过自我的“刮骨疗毒”，再次扎稳政治根基，更在2020年的疫情大考后，收获不少发自民间的“制度自信”，迎来近年罕见的支持高峰，百年党庆的“正红”色调由此确立。

回顾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迈入资本主义世界，“民主化”的压力亦如影随形，“共产党终将垮台”的暗喻随着时间递进而日渐鲜明。1991年的苏联解体，更让中共遭到了灵魂拷问：红旗注定被历史淘汰，不少官员更趁此危机放飞自我、大贪特贪，上演一波“末日前夕的疯狂”。于是在内部信仰沦丧、民间“思变”的氛围下，“爱国”与“爱党”在中国长期剥离、甚至渐有对立之态，党的话语体系进不了主流文化市场，革命历史亦成了冰冷的汗牛充栋。

在此境况下，中共唯有力行自我改革，方能在“亡党”悬崖前力挽狂澜。而所谓改革，不仅是反腐打贪、整肃党纪，更包含内外信仰的重塑，意即通过传媒的革新、话语体系的改良，搭配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再唤党员与人民对中共的信念。如此工程进行至今，已借《山海情》、《觉醒年代》等献礼剧在年轻人中的大量出圈，吹响了胜利号角。百年党庆的高唱正红，亦象征中共走出崩解低谷的再次复兴。

然而当中国社会愈发能接受“中共故事”时，台湾的心墙正日渐高耸。自民进党崛起、国民党以理想献祭选票后，台湾看似仍有多元民意主体，实则皆往“独化”终点迈进，只是蓝绿速度有别。在此语境下，中国若非敌国、就是他国；中共则尴尬成为多数蓝绿精英的共同敌人。当《觉醒年代》吸引中国大陆青年关注时，多数台湾青年已奉李登辉为“隐形国父”，即便李登辉希冀的日本皇民台湾，或与支持者的想象有所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依旧无阻青年对其的无限吹捧与追缅。

要而论之，陈永峰的论调之所以能有广大市场，原因并非台湾社会关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八字，恰恰相反，习近平所言其实无关紧要，多数台湾人只想借此体验“国父李登辉”压过“敌国领导习近平”的快感，用无聊的口舌之争吃中共豆腐，让难成对手的两人强制交锋，尽管其对李登辉所言或也一知半解，但为满足挑衅中共的需求，其不惜对一个作古政客强制挖坟。

“觉醒年代”的最后狂飙

然而陈永峰所言同时暴露台海另一现实格局，那便是台湾民意的自我劫持。

综观其评论，陈永峰对习近平的“抄袭”指控仅是前菜，而真正的主厨特餐，乃是对其李登辉的狂热褒举。陈永峰表示，“我是不是我的我”为台湾历史打通了重重关卡。对李登辉而言，“台独”无须言明，“中华民国”虽不能与“台独”共存，却可以通过种种操作，让“中华民国”成为“不是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岸冲突，更走向务实“台独”。

陈永峰接着加码，认为李登辉若还在世，民进党与蔡英文的“九二共识”危机或许都能迎刃而解，因为对李登辉而言，“九二共识”同样可以在承认后，通过种种操作，成为“不是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也可以是“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陈永峰指出，李登辉自我超越、柔软、注重实证，是完全的务实派，知道如何替台湾寻求最大利益，用不同的面对付不同的对象，每一面都是李登辉，也都不是李登辉。

若撇除对李登辉的操守论断，陈永峰可谓讲出了台湾何以“实独”多年的“大白话”，那便是放弃对只字片语的坚持，用各式话术瞒天过海、应付对岸，看似披着“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中华民国”的皮囊，实则主动邀请台独菌丝前来寄生，上一秒还能通过“国家统一纲领”、“国统会”，下一秒就侃侃而谈“台湾人的悲情”。如此技法，启蒙了台湾多数蓝绿政客，只要对岸尚未出手，其便能用敷衍话语一拖再拖，能独一天是一天。

然而李登辉虽有“务实”一面，亦有陈永峰等看不到的自毁危机，关键还在台湾的选举制度上。自李登辉炒作“台湾人的悲情”、促成民进党崛起后，台独民粹的潘多拉之盒由此开启。早年的台湾民意或以反共为主流，却少有反中立足之处，但伴随台湾青年逐渐进入“觉醒年代”，政治人物的瞒天过海空间受到箝制，并开始出现反嗜危机。过去的台湾政坛，或许还有独与不独的模糊空间，如今在台独民粹高涨下，政坛方唐镜们被迫玩火，在独与更独的光谱上反复横跳。长此以往，既催发中国民间高涨的武统喧嚣，亦挫伤了鸽派的论述空间。

李登辉或许擅长玩转“我是不是我的我”，但照见如今两岸民意的针锋相对，一方是重掌民意大旗的百年大党，经济蓬勃发展、风光无限；一方是基建落后、缺水缺电，只剩意识形态却还自掘坟墓的贫瘠之岛，两方一旦对撞，台湾注定会成为“不是台湾的台湾”。或许这才是李登辉“思想”最大的世纪魔术。

原文发表于2021/7/2 《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