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日傍晚，霾里的夕阳惨白而黯淡，地面上能见度还剩下大约百十米，伸出手来看着自己的十指，根根还算清晰。

进入12月份以来，有风的日子很少，雾霾之下无完卵，铁窗内外都一样的暗无天日了。嗓子眼儿老是痒痒，咳又咳不出个名堂。糟糕的空气不再无色无味，重度污染让人的肺能吐故，但几乎纳不到新了。我长吸一口气，拨通了一个号码，随即驻足恭候。

铃响过了十几秒，还是原来那条彩铃，跟着传来“喂诶”的一声，腔调依旧圆润，只是分贝低了，有些飘飘柔柔的。

我平静住心情，控制好了情绪，让语气跟从前一样了，才开开心心德问道：“老爷子，您好吧？我是志强啊！您听出来了没有啊？”

他说：“你好！我听出来了！”

我赞了他：“真好！真好！听出来了就好！告诉您，昨天晚上，我从老家回来了。一会儿等我吃完了晚饭，大概也就七点半左右吧，到家里来看看您，可以吗？晚饭后，您还有别的安排吗？”

他缓缓地答道：“可以！你来吧！我没有别的安排了，你这就来吧！”

听得出来，他似乎在沉吟，我是担心话说多了，别把他又累着了。

老爷子中风一年多，语言功能受到了影响，至今仍在康复之中。烈士暮年老骥伏枥，如今的他啥也干不了，哪儿都去不成了，再没有那么多的酒席等着他莅临，也少了些后生盼望他加持，他终于用不着像以往那么忙了。转眼间，我被缓刑后“出来”都十天了，判决昨天已经生效，第一天的社区矫正这就过去了。我相信他一定急着见我，正如我急着想见他。事实上，“出来”后尽早拜望张思之、江平两先生，是我在“出来”前的几个月里，早就想好了的。

跟思之先生通话时，我就站在江平先生家的楼下，吞吐着自由但极污浊的空气。我们两家住得近，知道老先生事多，就先问好他的时间，下午过来拜访了老校长。跟江先生聊了个把钟头，让他看到我的状态的确不错，请他对我“出来”后的温饱放下了心，澄清了几个他和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其中包括央视在新闻通稿中称我“积极认罪悔罪”的问题。

告辞出来，我赶紧约老爷子的时间，希望当晚就赶过去，又不想干扰他的晚饭。自从高广清来看守所会见时，告诉我老爷子中风住院了，不能再做我这个案子了，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忐忑、惶恐和自责：出了事就光想着依靠老爷子，咋就没想想他88岁的人，身板儿再结实，就一定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吗！我怎么能这样呢？

请思之先生作辩护律师，是2014年5月5日凌晨3点多，事到临头才敲定的。看起来手忙脚乱，缘于“事情”不期而至，和我对“出事”的毫无准备。到如今，我“出来”都十个月了，仍然觉得抓我是一场误会，我没搞懂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临时确定请老爷子，却不是临时抱佛脚。习惯了狼可能会来，我当然也盘算过谁最适合我。每回想到的律师，真的还就是老爷子，真的没有别人。我没跟他说起过，他也不曾点破，但相信在我们两人之间，是有这份默契的。

以前常听师友们海吹，偶尔也被人托付，客串救命稻草。我向来觉得，文人看多了好莱坞的电影，一是灵魂能逃离祖国，往往就错把中国律师，也当成丹书铁券免死牌，有事找我的律师说去，那得有多酷啊；二是容易杯弓蛇影，莫名其妙就压力山大，常常把山雨欲来，当成了黑云压城，八字还没一撇儿呢，就要先订个律师预备着。曾有朋友把授权书和身份证明交给我“惠存”，还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说门铃儿响了警察来了再想找你，那可就晚了就全完了。但是老实说，这些沦为文物的纸头，早不知搁哪儿了。十多年过去了，好在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这些弟兄们都还好好儿的呢，反倒是我这个律师先翻了车——我这根救命的稻草，可不想压垮好友们的骆驼。我相信在这“天降大任”的时刻，梦中“斯人”作梦都想不到，他自己睡着睡着一桩大“活儿”就飞来了，而且飞来的是横祸，是他的和我的横祸。

我们都想不到，我会成为老爷子为之辩护的最后一位当事人，想不到为我辩护竟然会是他的“收山之作”，而且还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思之先生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命运如此安排他的老战士，让人心酸心痛，也令人倍感欣慰：谁能像他这般无奈和沧桑？谁又有他这般悲壮和荣耀！我们两个人的归宿，注定是天注定。

平心而论，事情过后的第一个十年，我作过出事的准备，但是没想过要安排律师。我以为我要么就不出事，出了事就很难办，律师会一筹莫展，所以我尽量避免出事。1999年起，我觉得就“不会有事”了；到了2009年，感觉就应该“没事”了。这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我已经走出了阴影，正在追逐着光明，蜕变成了和谐与法治的建设者。

我理解和崇敬刘无敌，正义在不在当下，能不能等得到，我的理想境界，都是“我没有敌人”。受胡平先生影响，我坚信言论自由能推动平稳转型，祈盼顺利穿过历史三峡。我叹服陈子明先生，《谁是历史的罪人？》颠覆了我对“五四”、“一二•九”和“四五”运动的认识，不再迷信学生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庸俗史观。我敬重张祖桦先生，将其视为最最可靠的兄长。二十年来，我渐渐告别了革命思维，理解到了妥协更具有建设性，妥协比革命更艰难，也更需要勇气、胆识和胸襟。我反感为实现目标不择手段的政治家气概，越来越不齿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英雄史观。我自己缺乏“搞事”的狼子野心，也没有“成事”的雄才大略，就正好低头向下修桥补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选择案件，集中于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我的办案风格，努力做到对抗但是不对立，补台但是不拆台。我的说话做事，有时的确与现实有冲突，但是都避免直接的冲撞。我自己不结社，但是不反对他人结社，因为非落实自由结社权，便不足以制约权力；我本人不再参予街头政治，但不否定街头政治的必要性，我认为捍卫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是朝野良性互动的保障；我不接受资助，不论钱来自何方。对公共事务直抒己见，则是在行使自身的宪法权利。

风声雨声家事国事，声声入耳事事关心，是因为一介书生无所谓空谈误国，盖因知识分子的空谈其实就是实干。五十而知天命，我终于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殊不知，不知道自己吃得下几碗干饭，恰恰就是我致命的“过失”，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出事”说明我没能注意到，现实政治的运行逻辑，近年来发生了变化。

相比之下，反倒是思之先生，老在为我捏着把汗。他要我钻研业务少说多做，提醒我注意脚下，千万别失了前蹄。

2013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我出差回京后去看望他，他拿出法律出版社新版的《我的辩词与梦想》，题好了签在送我之前，还特地挑出一件十几年前辩护失败的案例——委托人被判了个无期徒刑。等我读完辩词，他才说跟人打交道要小心，瓜田李下的需要避嫌，穿鞋戴帽都得留神，掉进坑里就百口莫辩了。他说老大哥整天看着我呢，说我就在“我党”的股掌之上，我的一切都在“我党”掌握之中，所以绝不能存丝毫侥幸。他说我觉得自己没问题了，恰恰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我脑袋正晕，这番话是听到了，但没能重视起来。

我觉得改革开放都三十多年了，社会已经多元化了，民智也早就开启了，就算还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这东西总不能再把思想给塞进牢笼吧？和谐社会不应当万马齐喑，法治国家又怎能道路以目呢？周厉王止谤，千方百计安插眼线，防民之口果然甚于防川，结果又怎样呢？无论谁想开倒车，恐怕他都长久不了。文化革命在重庆没有复辟成，就是因为它不得人心嘛。为让老爷子放心，我介绍了我的情况，我说我真的没有好奇心，从不捏造事实；我所知道的和讲出来的，是网上街上人尽皆知的；我关心的和抨击的，都是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挑毛病是为了改掉它，我真的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好。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果然让老爷子说中了，我这枚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快就走到了自己善良愿望的反面。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呐喊声中，没等那碗方便面泡好，也没容我吃上弟兄们排着队要请的“海底捞”，霹雳一声春雷响，我还就真的出事了。

 2014年5月4日夜里12点，在家门口的咖啡厅里等了两个小时之后，我跟匆匆赶来的国保总队两位警官谈了三个钟头。这两位公差以前跟我打过交道，他们都知道每年还个愿，是我25年来的一桩私事。我从不过分，也不强求什么。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相信在挖掘真相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和解。我是想让敏感的东西脱敏，让过去离开现实，让往事走进历史。起初我以为，这次聊天跟以前无数次的“警民共建”一样，聊完了该干嘛还干嘛。但是这次话题虽然集中，只说5月3号郝家“研讨会”的事，他们的注意力却不集中，笔录好像都没让我签字。聊到凌晨三点了，能说的话都说过了，还是没有要结束的迹象，我就觉得有些异样了。我意识到此时，应当有不少场“茶叙”正进行着，他们都在听候指令。

过了一小会儿，他们把文件夹收起，公事公办地说，鉴于我拒不讲清参加“研讨会”的都有谁（参会的好些人我的确不认识），现在决定对我依法传唤，要我到樊家村派出所接受“询问”。我记得我好像笑了，说都聊这么久了，还要再接着聊吗？我问有没有传唤手续，但是在无法当场出示的情况下，我没有过多的坚持。我知道什么手续都能补上，除非他们认为不需要补了。我说我要回趟家，需要跟太太说一声，然后就下楼跟他们走。他们同意了。

在回家的这几步路上，我已经失去了自由。我想到25年过去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还能开着自己的车，但副驾驶的位置上有人了；他们没有坚持跟我进家，但是守在了我的家门口。我把车开进地库停好，把杂物收拾好了拎上，锁好车回到地面，进公寓上电梯，下电梯掏钥匙开门，抱起呼啸着冲到门口迎接我的爱犬毛毛，径直走进卧室。

太太还没睡踏实，我心中满是惭愧和歉意，告诉她我还要去派出所，警察就在门外等着呢。她很意外，以往我去“喝茶”，喝完后回家就不再走了，没出过这种情况。我说这回是正式传唤，24小时后可能刑事拘留，那样的话就要离开家一段时间了。我宽慰她，说如果只问5月3号的事，兴许就个把月，6月5号过后就能回来了。

我嘴里一边说着事，手里一边把钱包、身份证、车钥匙、驾驶证、行驶证、银行卡和律师证，一件件交给她；她接过来收好，帮我安顿好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我从钱包里拿出了1700元，她问要不要多带点，我说兴许一半天儿就回呢，就算真住进去一个月，这些钱应该也够用了。

灯光映照下，太太的脸色苍白，我想她要独自面对变故，这是她一点都不熟悉的领域；我想到儿子的大学刚念了一个月，他就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了，想起四十多年前我的养父被公社批斗和管制，现在轮到我的儿子来体验我当年的那份煎熬了，我希望这次的挫折别给他留下什么阴影，最好还能有助于他的成长；我想起年迈的母亲和岳父母，他们年纪大了，还着得起这份儿急吗？想着外甥女屈振红，只能独自支应客户事务了，内外交困真是够她忙活的。我想到同事们多年来对我忍让和关照，心里说这回真的是太对不起了。这种种无法预知的未来，亲友一起面对都力有未逮，我却把麻烦甩给大家，一个人闪了。

感觉心脏骤然抽紧，一丝缝儿都没了，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全身的气都在往上飘。肌肉开始僵硬，关节也发木了，我就像一个不会水的落水者，本能地抻直了腰腿，老想伸脚去踩住湖底，只要做不到脚踏实地，注定就要遭遇灭顶之灾。我知道我的无力感，是那种攥不住自己了的失重感。我问自己，什么叫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告诉自己，这就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做了十多年律师，有过那么多的经历，平常给别人支招也头头是道，偶而还能料敌如神。我听过高人们云山雾罩，他们说遇上事了如何应对，就能逢凶化吉锁定风险。现在风险砸到我自己头上了，我才知道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纸上谈兵是不可太过当真的，没吃过猪肉光见过猪跑，可是真的不一定好使。眼下车到山前了，前边有没有路，我都得往前走。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但是过犹不及，我不知道怎么办才恰到好处。

这时候我才发现，没有谁有“试错”的本钱。这可怎么办？我想我只能做能做的事，只能靠自己现场开方子抓药了！我定住神让心胸舒展，下决心不管遇什么情况，都实事求是。因为唯有实事求，才最省心和最省力。我先把自己置之于死地，后边有没有路就交给佛菩萨吧，这样最是稳妥。一切由他去。

事情出了，就要尽快定律师。我认为我的事可大可小，如果小了，请谁辩护都无所谓；万一大了，请谁辩护就更无所谓。真要到了那个时候，谁辩护都不是星星点灯，都不能照亮我的家门，都可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的律师当然要有水准，但前提是他必须有肩膀，他必须是可靠的和靠得住的，他不可以遇到点压力就被压瘪了，或者干脆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也了——我让关在栏杆的里头，不再有精力嘀咕自己的律师他是不是硬硬的还在。

简单考虑过后，我告诉太太，那就还是请张思之先生吧，但是老人家年事已高，最近眼睛又不大好，而且他不熟悉网络，所以还要请别的律师参与，索性就先听老头子安排吧。我跟太太解释，眼下只是侦查阶段，律师是看不到案卷的，案子本身没太多的具体事能做，主要是去会见我和沟通情况。我想无论谁用人，他都会先考虑身边的和熟悉的，为的就是沟通方便。我相信真到了需要决策时，老爷子是会跟我商量的。

我接着问太太，同时也是在问自己，要不要请斯伟江也参与呢？我这位兄弟斯文典雅，坚强坚定，他是最了解我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长处他几乎都有，我的毛病他几乎都没有。我有事他能不避凶险，他出事我会赴汤蹈火。对此，两个人心里都有数。太太想了想，说既然刚刚开始，未必能走多远，就先别麻烦斯律师了吧。她说，斯律师本来自身难保，咱要是请了他，把这火烧到他身上，会给他带来危险的。

她这话有道理，好多敏感案子，如咸宁出租汽车罢运案，诉重庆劳教委系列行政诉讼案，妄议“双规”的於其一、贾久翔、钱国良等非正常死亡案，正在办的江西新余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非法集会案，我们都是一起参与的。更要命的，是他文采越发斐然，运气好到通天了——三札秘笈《中南海来信》，一般人哪里能得到呢？

想到这一层，我的主意就定了：不能给朋友添麻烦，不能让任何人为我涉险。于是，我就再不考虑斯伟江、周泽和迟夙生了。

在长达一年半的羁押期间内，无论早期的思之先生和屈振红，还是陆续介入辩护事务的李瑾、高广清、莫少平、尚宝军，他们都及时转达外界师友的建议，询问律师人选是否需要调整，若换成某些擅长与顶层沟通的同行，能不能有助于帮我争取好点的结果。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莫、尚还征求我对辩护方案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会坚持自己的专业认知。我不曾想过要把谁换成谁，对各阶段的律师我都满意和感激。我请尚律师转告过家人和师友，让他告诉外界我认为莫尚组合是当前最适合本案的辩护团队，我不会对结果患得患失，律师据理力争做到了有理有据即可。

2015年12月14日，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我衷心感谢了莫少平尚宝军律师的出色工作，我感激他们让我作为被告人得到了充分的和有力的辩护，而且让我有幸看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

 计议已定，我给正在出差的外甥女打电话，提醒振红要尽快跟客户通气致歉，要把我在办的案件一件一件协调好，要尊重委托人的决定，别耽误了人家的公事。按她的建议，我找出几张A4纸，签上名交给太太，让她跟振红商量，根据思之先生的安排签好委托手续。随后，我提着小小的行囊下了楼，坐上政府的黑色现代轿车，来到樊家村派出所。

此后，在传唤、拘留、逮捕，举凡侦查阶段各环节的程序开始之际，侦查人员都告知我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他们说我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还问我听清楚了没有，问我有没有请到律师，说如果有了人选可以帮我转达，如需帮助可申请法律援助。每次我都逐一回答，说我知道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听清楚了您告知的事项，不需要申请法律援助，我已请好了律师，太太帮我请下了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的张思之律师，我想尽快见到律师，麻烦你们转告他，请他老人家在他方便时来见我。每回能气定神闲，要感谢有老爷子在。

从5月上旬出事时起，到9月25日中风病倒，思之先生为我“服务”了四个半月。

在我五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有过坎坷和挫折，也有过常人难得的际遇。我明白“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不足为勇，知道自己距离“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大勇”境界，还相去甚远。

最初的两个半月里，有时一天有效睡眠不足四五个小时，疲惫的日子望不到尽头，我当然有过失落和沮丧。但就在这个依法注定了无所作为的“垃圾时段”里，思之先生让我看到一位坦然、凛然、率性、幽默的漂亮长者。在我人生谷底，他送来的是一份踏实，给我的是一个依靠。知道他未必能与时俱进，可能会相对保守，数十年历史教训和无数的败诉经历，让他深知权比法大，这让他在判断形势时可能失之严重。但是我知道，他不会急躁，他不会出事，我敢相信再大的压力，再紧的风声，都不能让他知难而退。他是一位老战士，他不会玩儿先声夺人赚足了眼球，遇到压力再“退出辩护”的把戏，他不可能把我甩在看守所里。

就在这方寸之间，他的坦荡消除了我的忐忑，让我不至于乱了方寸。应当说，老爷子这味药，能收此疗效，根子就在于我对他的信赖和倚仗。我鼓励自己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乐观达观，放下得失平静面对，调试心理多方减压，保持住身体和精神别垮掉。

记得那个阶段，管教“提”我去见律师，路上偶而会说起，说老浦您那位老先生真棒，又客气又有风度，那么大的年纪，这么热的天儿，你看人老爷子又看你来了！能请到祖师爷帮你打官司，你面子真不小哇！我说那当然！88岁老头子，谁比得上他？他不是土八路，人家当过国军，正规的远征军，坐着飞机出国打日本！至于没跟鬼子交上手，你得怪长官没给安排好，你该去问史迪威将军。

作为“5•03专案”的“从犯”，我享受了不低于“主犯”水准的关照：民警“提”我出监室，无论去“提讯”还是会见律师，我都要戴黑头套——按规定，有“同案嫌犯”的都要戴头套。但实际上我没有那么有名，我住过三个监室，进进出出几十号人，没人知道我是谁。

我跟律师会见是在家属接见区，这半边区域如果我在用，别人就不会同时用了。我不像其他“难友”，可以挨着栏杆，与律师执手相看泪眼——我得隔玻璃窗，在摄像机前，在民警身前，手持听筒跟律师沟通。话机时有故障，听筒常没声音，挂机喊着聊，管教会从通道尽头跑来，提醒我摘机说话。好在，我与杀人伤害贩毒走私之类有情节有手段有后果的犯罪迥异，说得出来的“案情”和“作案”手法有限，某些微博的被害人是谁都无法确定。所以沟通情况和互报平安，是律师见我的主要内容。常常是我问老爷子外边出什么事了，老爷子问我又关心我哪些事了，还边听边作记录。我现在知道，会见时我俩都打了埋伏，都不希望对方有过多无谓的担忧。

印象中，老爷子带振红来见过我一次，跟李瑾来过两三次，跟广清来过两三次，两次间隔二十天到一个月，每次聊四十分钟上下。分手前，他会把下次的时间说个大概，出差到欧洲或香港，也告诉我行程。每次走进会见室，我摘下头套，弯腰向他鞠躬，他谢过“提”我的警察，向后转再把身子站正，谢“提”他来的警察，最后才对我鞠躬。高广清站在一边儿，眼里饱含泪水，待老爷子跟我礼毕，才上前表达手足情谊。我们手贴玻璃窗，四目相对，掌心也相对，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没啥说的，没啥可说的。

老爷子对我的要求，是实事求是配合调查，是休息治病将养身体，是好好读书不要放弃。他说我太太好着呢，儿子好着呢，说太太让我不要劳神家，说她上下班有朋友请司机接送，说朋友们都关心我；说太太和我的兄弟李正、孙国栋、王俊秀、高广清，加上他本人，作为亲友团常常见面。说你小子好赖不说，三教九流各条战线朋友真不少，大家都在建言献策各抒己见。

当时的我五迷三道，不会想到亲友忧心如焚，都承受莫大压力，都在备受煎熬。我说天儿越来越热，您多休息，别累着，少喝酒；说一大早排队辛苦，下午排队耽误午觉，我这事儿一两天完不了，您这块好钢不能全使在刀背儿上。我劝他不用老亲自来，广清来也一样，“反正他不比您差多少’’。他说那是当然，但能来尽量来，他说直观交流对他对我，都很重要。他说他沾我光了，别人会见要排队，会见别人要排队，会见我不用排队，约好了就能来。他问我是不是太忙了，怎么老约不上我呢。我说我是很忙，每天审讯十几个小时，大半夜的回监室还得值班，腰酸腿肿前列腺不通畅。我说看守所管我生活，管不了办案机关抓革命促生产，每天多发两根胡萝卜加200毫升三元奶，所里很慈悲了。我说县官不如现管，看守所归公安局管，得配合办案机关，得帮忙背黑锅，挡挡驾在情理之中。他让我对他放心：“就我这身体，你还不知道吗？”

他和广清问我，能否请莫少平相机接手，冷不丁说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的”，律师人选不能不先作准备。我拦住话头没敢让他说下去，说老莫肯接手太好了，他是当下的不二人选。

我请他们转告我太太，说胰岛素降糖药降脂药阿司匹林前列康通通到位了，说医生护士每天给我量血压测心率，监管总队穿白衬衣的领导几次来“提”我，就为当面了解我身体情况，说看守所送我到民航总医院和友谊医院作了B超、CT和冠脉造影，还请神内、肾脏和泌尿科专家给我会诊了，结论可能是总体尚可。高强度审讯在999急救中心监测下进行，我相信我身体不会有意外。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没事，他身体却出了事。终于，高广清在一次会见时，告诉我老爷子病了，中风住进医院了。我恍如五雷轰顶，满怀惭愧和内疚，无以名状的自责。我知道，硬朗了八十多年的思之先生，是为了救我才被病魔击倒的，他是被鞍马劳顿和心力交瘁生生击倒的。

随后每次律师会见，我都惴惴不安，祈盼老爷子安好。不论广清来，还是换成莫律师尚律师来，寒暄过后说事前，他们都要介绍家里情况，问问里边情况，问我身体怎样，问案子有没有进展。他们每次都说，太太挺好，儿子学业挺好，岳父母和老母亲壮实。每次都说，老爷子恢复不错，脑子没受大影响，只是口齿跟不上，半个身子反应慢点，但能站起来能走动，送客送到电梯口，还给客直鞠躬呢。

透过花瓜似的玻璃窗，手拿听筒察言观色，我要确定这些话几分真假——我作过辩护律师，若非涉及原则，报喜不报忧是惯例——外边闹心事传多了，解决不了问题，还让里边人干着急，不如你好我好大家好。但直觉上，我确信他们讲得是实话：太太有信仰，儿子很独立，应该能面对厄运，虽然比以前艰辛很多；思之先生有长寿基因，他老母亲安享百岁高寿。我相信基因这东西邪门，关键时刻就挺身而出，撑住他不让他躺倒。所以我放心了，老爷子尚无大碍。

平时在监室里闲来无事，我想办法给我俩开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凡事一分为二。对我来说，出事是天大的坏事，但假如事情一定要出，命中该有此一劫，那就早出为好。遇到一个不幸，就能避免更大的不幸。而且，我办案子我辛苦，现在我成了案子，是国家办我，是律师办我的案子，不用我操太多心。闭关读书读经，不再妄想干啥，对身心有好处。对老爷子呢，病倒了不好，生活质量受影响，但也有好的一面。能喘口气，能歇一歇，从抗战开始就忙，忙活七十多年，凭啥老给你们忙？我这案子旷日持久，后边案子纷至沓来，晚辈们翻了车找上门来，如我和滕彪、冉云飞之流，他不能拒之门外，上手就要鞠躬尽瘁。若不是我先把他累病，其他人说不定把他累得更重呢。再说，时势比人强，治国理政肉食者谋之，他干啥说啥都是间焉，都疑似妄议，都显得多余，那就不如不说不做，看世道人心能到哪步田地。老爷子的任务是先调理好，省体力省脑子加小心，活个百十岁开外，要看“四个全面”落地，看中国梦梦圆，看魑魅魍魉显形。

我很自私地想，幸好这一劫度过去了，已经必有后福了，他要安度晚年了。我跟自己咬牙，勒令老爷子不能有闪失，不敢有三长两短。他必须给我壮壮实实，必须给大家健健康康。我要他等我个十年八年，等我刑满“出来”好去看他，他得等我把话说完。我要告诉他，世道变了，人心不会变，时代不会一成不变，历史长河浩浩荡荡，历经九曲十八弯，还是会东流归大海的。我想跟他说，沧海横流，是瞬间不是永恒，它终将走进历史，终将化作尘埃。我出事，说明他略高一筹，算他先赢一局，大家不妨骑驴看账本。既然都没事可做了，那就坐下来看，咱要看谁看得准。

我始终认为，我出事说明我错看了现实，不等于我看错了历史。我信仰法律，也以法律为信仰。正像高广清会见时勉励我的那样，我相信法治，相信进步，相信未来。面对九十岁的老爷子，我知道法治、进步和未来，就是他年轻时的梦想。他的梦想是靠他努力，但也靠我们接力来实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张思之不会为一辈子的蹉跎挫折，就怀疑初心，就放弃前行。老人家是九十岁了，他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作为世纪老人，他会把九十岁的人生，当成五十岁来过！“九零后”比“八零后”，会更朝气蓬勃，会更天天向上。

屈指算来，他的五十岁，正好是1977年。当其时也，毛泽东刚过世，四人帮刚粉碎，文革刚结束，高考刚恢复。1977年，是开放的前夜，是“两个凡是”困兽犹斗的节骨眼。春江水暖鸭先知，50岁的张思之，应该意识到春天来了。从那时起，他全程参与中国法治的草创，全程见证中国法治的峰回路转。直到2014年5月，他出手落子，下了我这“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通往法治的路，果然荆棘密布。

2016年1月3日，晚上7点30分，我敲开了他的家门。

他端坐藤椅上，我跨步上前，蹲下来。四目相对，掌心也相对，没隔玻璃窗，终于能执手相看泪眼了。

我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么硬朗。

他说不客气，这是他应该做的。

我和这老爷子，还是没啥说的，没啥可说的。

（浦志强，2016年10月20日。 原标题：《行百里者半九十 ——祝贺张思之先生九十寿辰》，收入《一草一木皆春秋——张思之先生九秩华诞庆贺文集》。）

附：张思之先生生平

1927年11月12日（农历十月初九），生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医世家。2022年6月2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5岁入郑县县立第一完全小学。因日寇轰炸郑州，11岁时举家经陕州逃亡至四川绵阳，先后就读于国立六中（初中）、国立十八中（高中）。

1943年（16岁），参加“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奔赴印缅战区。复员后，就读于西安教会学校尊德中学和圣路中学，1947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

1949年，参与接收北平法院，成为新政权第一批法官，历任北京市人民法院民庭、刑庭法官和研究室负责人，其间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专修科脱产学习一年（1950—1951年），以全优成绩毕业。1956 年加入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筹建北京第三法律顾问处并任主任，成为新政权第一代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十五年。1972—1979年在北京市垂杨柳二中任教。

1979年后复出，组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并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八年间，办杂志、编案例、组织培训，同时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律师专业教材主编及主讲教授。

1980年出任林彪江青“两案”辩护小组组长，先被指定为江青辩护律师，后成为李作鹏辩护律师。

1989年后，由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后并入中国政法大学）离休，加盟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专心从事律师业务。先后为多位异见人士辩护，声播海内外。

关注国难民瘼、冤假错案、社会热点，特别在重庆唱红打黑运动、冰点事件、高智晟律师所被撤销事件、聂树斌案、李庄案、邓玉娇案中，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先后于1983年、1988年创办《北京律师》《中国律师》 杂志并任总编，兼任《炎黄春秋》法律顾问和《律师文摘》学术顾问。

著有《什么是法律》（处女作，1955）《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我的辩词与梦想》《我们律师》等十余种著作。法语版《张思之的自白》2013年在法国出版，口述自传《行者思之》分别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5）出版发行。

2003年获“当代汉语贡献奖”，2008年获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颁发的佩特拉-凯利奖，2012年获公和基金会“公益人物奖”，2016年获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兰西军团指挥官勋章。

出身世家，少年早慧。
流亡学生，投笔从戎。
朝阳大学，地下党员。
接收法院，踌躇满志。
变身律师，筚路蓝缕。
历经运动，半生受屈。
打成右派，劳动改造。
教书育人，桃李满园。
两案复出，亮相世界。
律协八年，劳苦功高。
六四审查，专心务实。
维护人权，屡败屡战。

追求真理，酷爱自由。
矢志民主，崇尚法治。
不畏强权，体恤民瘼。
不默而生，仗义执言。
知行合一，律界良知。
平等博爱，礼贤下士。
志存高远，胸怀天下。
品德高洁，不慕荣利。
辩才高超，势如破竹。
文笔高妙，行之久远。

山高水长，千古流芳。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孙国栋执笔）

张思之老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