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房间的天使，走进污浊的客厅
谈论政治是有性别分别的。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如果看见一个男生大谈特谈，我会本能警惕地观察他的言论里是否有不自知的炫耀和厌女的影子；而如果是一个女生，我会觉得她聪明、坚强、勇敢，会不自觉地想要靠近她和加入她。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对女性抱有更多信任是合理的。
男性对政治感兴趣并大肆谈论，并不一定是因为他在乎，还可能是因为他在成长环境中被教导，驾轻就熟地谈论政治是富有魅力的。他被鼓励这么做，即使他的语言是僵化的，态度是轻佻的，逻辑是混乱的。他有时需要的只是一种在智力上参与历史的悲壮感，并理所当然地期待通过这份悲壮吸引一个女人。
与此同时，女性公开地谈论政治是不被鼓励的。西方影视中常见的一个场景是，晚宴过后，男性宾客来到会客厅抽烟、喝酒、谈论时事或公务，而女性来到另一个房间，喝茶，展示衣裙，坐在沙发上摇扇子，谈论丈夫和八卦。她们像羊群一样被驱赶到一个与世隔绝的美丽草坪上，不允许对草坪之外的事物感到好奇。
而当女性想要走进那间被男性统治的会客厅，男人们会告诉她走错了房间。“这里不是女人待的地方”，他们会说。
当女性坚持要进入并就他们谈论的话题发表看法时，他们会嬉笑着说“这不是你关心的事情”。同时，他们会觉得你“强势”“不可爱”，把你排除在妻子的候选人之外。你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
当女性明知自己承担着被指责为“不可爱”“不好看”“不受欢迎”“跳梁小丑”和“没有资格”的风险，却依然站出来谈论政治，本身就意味着她早已在感性和理性上说服了自己千万次，她对她所谈论的事物势必怀着一种情感的关切，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因此，我相信她所谈论的政治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在不熟悉的领域，她会自然地保持谦逊学习的姿态。我选择更信任一个可能经过了更加审慎的思考、被更加纯良的动力所支撑的结果，有什么问题呢？
在当今的现实中，那个专属于男性的会客厅依然存在。这体现在，即使在一些和性别无关的政治行动内部，只有部分女性，和极少数具有强大反思能力的男性能够觉察到，性别倾轧也可能正在发生。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提到，在她年轻时参与的学生运动中，男生冲在前面，而女生承担了给那些“冲锋陷阵”的男生捏饭团的工作。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女生会因为反对抗议口号中出现“操你妈”这样带有性别侮辱的话语而被排斥在整个政治行动之外。
政治伴随着强烈的“爹味”。也许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是早就存在在大多数人的成长环境中。也就是说，“爹味”的来源可能真的是爹。
在一个家庭中，父亲往往是掌握了政治话语权的人。这也许是因为在传统性别分工中，父亲承担经济职责，在外工作也因此活跃在社会一线，他被动或主动地接收大量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市场交换、劳工组织、新闻报刊、一起喝酒的同事，又或者仅仅是身怀使命在街面上的游走，都带给他理解世界的线索。与此同时，母亲常年被困于家庭琐事、生儿育女、看护照料，那个充满硝烟、陷阱和污水的政治世界离她们多么遥远啊，她们的下午茶时光支撑不起如此沉重的现实。
还有一种可能是，被社会期待规训的男性更加自然地走向一种宏大叙事。正如前文说过的那样，选举、政权更迭、流血事件、战争、游行等等似乎更符合他们的“天性”中的男子气概，甚至成为一种男性魅力的彰显。而女性似乎“天生”只将注意力限制在情爱，家庭，以及被男性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日常事物上。不过，这些“天性”都是在不平等的性别结构中一步步被构建的，父亲将其传递给儿子，儿子继续成长为同样的父亲。
有时我会想，在一个父亲角色缺失的家庭中成长的女性，该如何在自我教育中掌握对政治的基本敏感度甚至是产生对政治运动的热情。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在饭桌上听闻最多的谈话，就是菜市场里食物的价格。外婆和母亲就这一话题孜孜不倦，时不时穿插一些对我课业情况的关心。我去看望父亲时，他则总会按时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联播，对着屏幕里一排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人一个个叫出名字，紧接着简短地评论一番。我一开始对那些死气沉沉的面孔毫无兴趣，也对他每次谈论起这些话题时兴奋的神态无法理解。
我对政治的兴趣似乎是自然萌芽的，至少，我并不承认父亲曾对我产生过思想上的某种影响。在对关注世界的热情肆意生长的大学时期，我观看新闻、阅读书籍、听老师讲课、与朋友探讨，却从未接受过来自他的指导和教诲，只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能够和他对话了。这种对话从一开始就彼此对立，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认识相似，但是采取的应对态度截然相反。因为他的缺席，我似乎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自由，那就是我从来都不认为只有类似父亲的男性角色才有资格和能力去谈论“重大事件”，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和他立场不一致，是不是我的问题。
我想我成长为了一个“色彩单调”的女性，不爱化妆，不爱美食，不爱追星，大部分时间只对宏大而无趣的事物好奇，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反而让我更不容易感到幸福；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无孔不入的社会规训并没能阻止我走向一个我真正向往的世界——政治的世界，艺术的世界，创作的世界，情感和思想的世界，那个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将女性排除出去的世界。我半只脚迈了进来，就消耗了我最重要的那几年青春的时光，可我早就准备好，在未来继续把那扇门用力推开，推得更开，让更多女性能够进来，被光照亮。
也许房间里烟气熏天，或轻蔑或严厉的攻击不绝于耳，也许我的衣裙会被弄脏，可我早已厌倦了被当作一尘不染的羊羔，被隔绝在美轮美奂而异常脆弱的伊甸园，也害怕自己像无数从前的女性那样，双手在永远保持洁净的同时，在无止境的家庭劳作中变得粗糙。就像伍尔夫所说的，让我们杀死那个房间里的天使。
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在和父亲偶尔的对话中，他依然无法停止对我说教，尝试向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和处事态度。我有时会想，如果他从未缺席，如果他在我小时候就在我耳边念叨这些，我会不会成长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犬儒主义者，或者一个体制的拥护者，或者一个彻头彻尾漠不关心的人。
而在我对他说出，我不认同你，或者表现出我对他谈论的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思考的时候，他往往会感到震惊。他会说，你居然知道这些？我说，当然。他说，我还总以为你是个小女孩儿呢。
一次又一次地，他停留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幻觉。我还是个小女孩，所以他依旧可以向我展示他智识的权威，在我身上看到他努力造成的影响。但我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我想也许他感受到的其实是一种权威的流失，不仅是作为一名家长，而且是作为一名男性，他无法对我说出曾对我母亲说过的那句“你什么都不懂”，即使事实上，我的母亲远没有他认为的那样不堪。
女性对政治的态度和言说方式，从不需要男性的摆布和指引。我们男男女女，只是共同作为渺小的人类，谦虚地接受来自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伟大头脑的启迪。毫无疑问，谈论政治并不比谈论蔬菜价格光荣，只是这个世界的偏颇在于，谈论政治的男性往往显得（也自认为）比谈论蔬菜价格的女性光荣，以至于不得不把门紧紧关上，来巩固他们高筑而脆弱的尊严。是时候改变了，而且如果能够改变，那靠的也一定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