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挫敗感→人與人之間的對話
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坐在電腦前面，思考著這個段落時不自覺從這個問題開始挖掘。還記得前兩個工作都努力不讓他人知道自己的政治傾向，父母也用力告誡著千萬別那麼做，「並不是每個人都留有一些空間來接受不同的意見。」這是他們的想法。到了第三個工作時，因為專案的關係認識了一個三十出頭，和藹可親的新手爸爸，平頭，衣著千篇一律：公司襯衫、特價時買的POLO衫以及幾件衣角有破洞的T-Shirt，虎背雄腰，不管什麼衣服的衣擺都長至腰線下。合作專案之後我時常跑到二樓的研究室找他聊天，坐在缺了一隻腳的辦公椅，從公事一路聊到了日常瑣事。他是一個溫暖的爸爸，對人總是笑談著總總事務，真誠且公開地不斷替公司找到可以存活下去的方向。有一天我們聊著聊著他就突然問：「你是不是參加過318學運？」
結果忍耐了四五個月的政治態度就在那個問句下潰堤了，不管對我還是對他而言無疑都是衝擊性的，在每個人都在工作的實驗室，有些人拿著烙鐵刻蝕著電路板，有些人調整幾個細小的參數只為了讓機器運轉噪音降低，有些人正在如火如荼地討論政治，又或者說「單方向」地傾訴政治。有趣的是，這些事情並不會因為重複講述而失去它的熱度，反而越演越烈，作為一個世代的重要事件，我發覺自己因為318學運，因為那拋擲的時間，而彷彿與一般人有著無法明說的鴻溝。
他是一個願意聆聽且不會馬上做出反應的人。過早和藹可親的新手爸爸仔細聽著我分析的事情，結束時也沒有多說什麼，沒有正面肯定，亦沒有負面否定。那樣的話題就在我們各自處理手頭上的任務而結束了。
從那之後我又回到在工作場合封閉自己政治態度的狀態，我發覺與新手爸爸那不到十五分鐘的對談在我身上產生了一些細微的變化。那是場無需論及勝負的對話。在那之後，我對「說服他人」這件事情感受到無處可逃的煩膩感。這並不是單一事件上的因果關係，而是複數現象累積而成的結果。這些年間不斷參與公共領域事務，從318到《我是公民也是媒體》的共同創作，以及持續累積的觀點與思考，導引到的方向卻是一個暫時不論、不說的狀態。
幾個月後我開始翻《為什麼好人總是自以為是》這本書，書中提到許多政治、公民、甚至是辯論上的觀點深深影響著我，這是一個從未發覺的思考方式。保守黨所掌握的語境竟然比進步派還要寬闊。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不斷想起一年前跟好友討論起「同性戀」這件事情時我們各執一方的狀態。我不斷嘗試從他的言論中找到可以攻擊的漏洞。一如往常，保守的思想總有許多可以攻擊的地方，就連保守所持的「和平」「穩定」都可以從本質上來否定。而這種道德上的至高點使得那時的我選擇不聆聽朋友背後的議題。他提到了撕裂、提到了如何安撫、提到了怎麼漸進式的推進。從方法論上來探討時可以發現他並不是要把同性戀全部推出去，他的主要論點是這一切都需要找到更滑順的進行方式。然而我與他的對話卻使他逐漸歪斜成同性戀異性戀一邊一國的論調。
我的說服方式從根本處存有問題，《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也在這個時候為了這個現象佐證。因為只看到某個進步的軌跡，視野就縮小了。然而有些事務在進步派的觀點中充滿時間的壓力，因此在每個法規建立的當下都有著加速/破壞保守派心目中的時間軸的部分。
這本書真正點出的問題在於：二分法的常態與局限。政治性的議題非常容易陷入如此窠臼，在人們成年後注意力成本拉高，思考時間限縮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採取這樣的方式來考慮問題。（我踏入工作之後廣泛體會到這種現象，例如把人們分成進步與保守兩派，例如說話的方式急速往尺度的兩邊傾靠）
2019年年初選舉，韓國瑜的出現以及那差距極大的得票數，都讓我再再體會到挫敗感。不論論點本身的扎實程度以及實現的可行性。單純只論「論述的方式」韓國瑜本身都象徵著我不太能理解的那個部分。透過這位候選人的崛起，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群人生活與思考的方式。我覺得李律這篇文章把這樣的挫敗感陳述的很好，也嘗試給予它正向的看待方式。藉由他的論點，我也可以很快把結論推進到我的想法。
希冀2020年，甚至往後三十年，二分法會在幾個重大議題上消失幾乎是失敗主義得悲觀。應該說政黨政治的路線本質就有這樣的含意在，為了獲得最大化的選民支持，他們時常只能這樣去做調整。多日前看到雅加達淹大水的新聞，過往執政團隊採用的是「抗水」：組建大量堤防來阻擋河水的進犯，當下執政團隊採用的則是「保水」：嘗試將氾濫的河水導引到地下水層裡蘊藏起來。縱使這兩者的成效差異不完全是因為方法論的錯誤，而有著許多完成度的問題，我也從中感受到人與人的對話的障礙。兩個對手將一個本來是可以互相交錯使用，解決彼此不足的議題，簡約成「只有一方會成功」的二元法議題。選民則依附在上面逐漸從搖擺不定到意志堅定。
然而我自己心中卻有個矛盾的地方，如果這個時候忽然跳出一個候選人，以上述的論點為自己的政見，將二分法的兩端結合在一起，我卻也感到不安。（會不會是因為台灣正好有個這樣的候選人，我將我對他的情緒投射在這個議題上）這樣的不安感到底來自於哪裡？一般而言二分法在許多議題之中有他的優勢：因為二分法，人們對於自身判斷對象動機的能力具有自信。例如，韓國瑜支持九二共識、進入中聯辦、這樣的意象大概就是「親中」更甚者「中共同路人」；蔡英文主張F-16A/B軍購案，大概的動機是「親美」、「排中」。這些動機選項被定義之後又重新加強二分法本身。
人們因為這些候選人丟出的議題，只需要短暫思考一陣子就可以丟入「已完成」的字紙簍裡而感到心安。然而站在二分法之上，卻仍享受二分法造就的優勢的候選人不會帶來這樣的心安感。站在二分法之外的人更是如此，我會不知道這個人到底在打什麼算盤，一路延伸到；這個人可以信任？並作為我的意念的決議者嗎？
在繁瑣的一般生活中，大眾還需要質疑自己的安全感，不斷跨出舒適圈。不僅時間不夠連續到足以做這件事情（需要大量資料蒐證、整理、分析、最後得出自己的結論），議題也常態性地過於駁雜，與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廣泛的距離。完全的民主政治，最核心的犧牲除了從《社會契約論》開展出來，關於我們奉獻出自己的自由來加入社會，這樣的前提之外；另外一個就是時間的壓迫。民主本身成為不斷強化的姿態，要求人們奉獻出自己所剩不多的時間。換言之，政治要跟所有以注意力換取經濟效益的事物競爭。以注意力的觀點來看，選舉所吃掉的注意力是驚人的，然而還不夠，就像是貪婪的資本巨獸那樣，民主政府要求人民的注意力，多還要更多。
選擇二分法，帶來的是過早得出結論的危險；拋棄二分法，則會面臨人的注意力有極限的問題。我想這就是我之所以選擇不說，也不說服的原因。站立在這條線上，我被這樣的選擇性問題打擊了。與所有在同一個問題上煩惱的人們一樣。需要思考的並不是要選擇哪個方法，而是如何讓我們不需要在這樣的議題上做選擇。我們的選擇在這種對立關係之外。然而，還沒有人想到真正的解決方案。
2020年我期許自己對這樣的議題有著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