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士子京城劫
——萬潤南其人其事
海外流亡者中值得書寫的人物並不多，但老萬是一個。這不是因為當年四通總裁曾經如何輝煌，而是因為作為歷史個案的萬潤南，有著獨具的地標性。
老萬寄來的四通回憶《商海雲帆》很厚實，精裝，封面紅紅的，讓人驀然想起當年的馬恩選集。通讀過後，又发現，老萬畢竟是清華理工男，雖然少時的文學根底不錯，但還是疏於敘事藝術，將精彩的故事講說得沈悶乏味。流長賬式的講說方式，外加諸多相當冗長的演講報告、會議文件引文。要不是間雜了大量的歷史性舊照片，這本書的可讀性只能在六十分以下。
但這就是老萬。一個務實能幹的企業家，文學寫作並非其本行。要不是受到深藏在老萬內心深處的另一個老萬，一個理想主義的並且是極其業余的政治活動家，的騷擾，老萬絕對不會混跡於海外的流亡人群，而是一顆閃耀在京城的商業巨星，萬眾矚目。90年代以後在京城爆響的諸多商業明星，比之於老萬，鮮有不黯然失色的。
曾經說過，在中國百年歷史上，懂得給對手留余地、懂得妥協談判、懂得謀求雙贏、懂得不能凡事都你死我活的人物，舉得出來的，也就是曾國藩、杜月笙。如今，似可再加上一個萬潤南。政治遊戲的關鍵在於遊戲規則，而遊戲規則的成因，又基於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是商業文明的談判運作，還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這在中國人，至今是個問題。因為那個搶台面的同義詞，造反有理，早已深入人心。
老萬將四通故事命名為《商海雲帆》雖然有點詩意，但卻過於飄忽。因為這個故事的歷史內涵在於，是一個拒絕認同你死我活規則的江南士子，在京城遭到的人生劫難。在老萬的四通年代，經商並非已然蔚為大觀。真正的經商人士，就好比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個個孤島。從水泊梁山到商業文明，其間的溝壑，哪里是區區幾年時間可以填平的？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說穿了就是，堅持你死我活的遊戲規則、堅持鎮壓屠殺的獨裁原則，永遠不改變。
老萬一介布衣，因為讀書出類拔萃，入了京城首席學府，結識了一批精英人物，同時又生发出與落難公主的一段姻緣。倘若僅止於改變自己的生存境遇，老萬完全可以藉此廣織人脈，小心鉆營，團團作揖，蒸蒸日上，在京城里謀得體面的地位，活得紅光滿面。但老萬卻誤入理想主義歧途，還將骨鯁學長羅征啟引為人生楷模。在結束了與頭號走資派千金的婚姻之後，再度結緣，岳丈剛好又是個官場里的骨鯁。倘若說人以群分的話，那麽老萬在京城碰運氣時碰來碰去、碰見的有緣之人，盡是書生。先向陳雲坦然直言、後向下令屠城的屠夫公開抗議的羅征啟是書生，緣自一·二九學生運動投身革命從而拒絕認同向學生開槍的李昌，也是個書生。這樣的人緣格局注定了老萬一旦卷進流氓政治，會領受什麽樣的命運。那些在八九年以後飛黃騰達的政商權貴，大都因為或者公開支持、或者悄悄默認屠殺平民，得以自保。那一年，可以說是中國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在人格上的鬼門關。
當然，假如換一種很學術的說法，老萬商業生涯的敗北，乃是沒有體制保障的結果。據此，可以做出一大堆體制改革如何必要或者民主政治必須先行的學術文章。但問題是，假如體制不同，作為歷史個案的萬潤南也就根本不成立。在一個美國式的民主政治體制下，要討論的不是萬潤南如何如何，而是比爾蓋茨、巴菲特如何如何。與文明的體制相應的，是商人的良心和底線。所以有了讓中國人看不懂的慈善捐贈，以及財產不留給子女而是捐獻給社會之類的人文景觀。良心是道德的，底線是法律的。
但在既沒有法制又不講道德的國度，想要成功的前提，剛好就是昩掉良心，拉掉底線。這對既有底線又有良心的老萬來說，當年的苦苦奮鬥，無疑更為不易也更為掙紮。但老萬沒有多說。印象很深的是這麽一個細節，一位政府官員盛氣淩人地告訴老萬，要滅掉四通公司，就像掐死一個螞蟻那樣輕而易舉。其時，老萬內心的憤怒可想而知，但也只能強作笑臉地忍了。此時此刻的老萬，不得不做一把《林家鋪子》里的那位林老板。
不過，老萬此刻也該明白，當局讓一些人先富起來的言外之意，並非是說人人都有了发財的機會，而是要讓梁山子弟優先撈錢。老萬為什麽在人家眼里只不過是只螞蟻，就因為不是正牌的梁山子弟。即便做了人家的女婿，也不等於就可以名列梁山。倘若老萬的父輩是開國功臣元帥大將之類，那麽陪笑臉的就不是老萬，而是那個把老萬看作螞蟻的官員了。
老萬說得比較詳細的，是四通公司如何創辦如何坎坷如何聞名遐邇的故事，只是區區於商場上的林林總總一向茫然，所以看得不是很真切。倒是老萬提及與一些舊朋故友交往的情節，讓人感受了世道人情的涼薄。後來出任了總頭領的清華老同學，後來當了大將軍的前妻舅，沒有一個向後來落難潦倒、流落他鄉的老萬伸出援手，拉老萬一把。那當然也都可以理解。因為在一個你死我活的國家里，沒有人有安全感。對於身踞要津的在位者來說，老萬就像一個麻瘋病人，誰都害怕沾染。這跟老萬當年名動天下之際、人人爭相握手的情形，對照鮮明。就世態炎涼而言，這也算是人之常情。
有趣的是，區區卻剛好相反，命定結識落難之人，而不懂與炙手可熱的權貴勾肩搭背。在老萬風光的八十年代，區區孤陋寡聞到了不知萬潤南為何人的地步。直到老萬在舊金山度過了開出租車的歲月，才因為網絡上文章流傳的緣故，今晨捧袂，喜托龍門；在那帕附近的那個社區住宅里，有幸造訪老萬夫婦。他們都喜歡區區的文章，尤其是萬家太太李玉，見了區區開心得像個小姑娘，一再強調是忠實粉絲。夫婦倆那麽陽光的神態，一點不像落難中人，而像是剛剛出席四通慶典之後的余興未消。
印在書里的舊照中，有他們夫婦最早的合影，看上去很知青的模樣。很難想像這兩個知青，後來竟然會打拼出那麽一個私營公司；商家楷模，震驚朝野。不過，他們雖然也在扮演著先富起來的角色，但這在當局看在眼里，卻感覺仿佛是當年的資本家又回來了。當初，劉少奇會跟資本家套近乎，還放下身段，提出剝削有理。但此刻老萬夫婦及其四通面對的鄧小平，是個粗坯，根本沒有那種雅興。鄧小平的先富起來理論，是專為梁山子弟度身定制的。像老萬那樣的新興資本家，在其眼里不過是一只可以隨便掐死的螞蟻而已。
然而，老萬在回憶中可是口口聲聲鄧大人。殊不知，那位大人乃是因為太小人，所以當上了大頭領。流氓政治的一個特色就在於，最後總是最流氓最沒有底線的痞子勝出。鄧大人不做小人怎麽能成為鄧大人？老萬當時可能沒有看清楚，所以一再表示，跟鄧大人是站在一起的。老萬或許至今都沒想過，鄧大人當年身為一軍統帥時，敢扔下軍隊當逃兵，你老萬敢麽？鄧大人面對毛湖南時，一再低頭認錯、发誓永不翻案？你老萬說得出來麽？老萬是直到鄧大人向學生開槍，才恍然大悟，自己跟鄧大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人家在邏輯上是相當一以貫之的，因為敢做逃兵，因為敢低頭認罪，再加上早就有過鎮壓知識分子的前科，所以一面對鬧事學生，馬上就會想到開槍。這要換了其他沒有做過逃兵、也不肯低頭認錯的人物，會向學生開槍麽？即便是在上海灘青紅幫里混跡過的蔣介石，也不曾向請願的學生開過槍。鄧後來堅持改革開放，是理當肯定的。老萬當年因此對鄧過於信賴，是天真的。當然了，這天真之中，也不排除是一種弱者的策略。狐貍只有跟在老虎後面，才能理直氣壯。
老萬在書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學生的絕食，將趙紫陽逼到死角。五月十七日，某些知識精英公開提出打倒現代慈禧，將垂簾聽政的鄧小平逼到死角。不管後人如何評價趙紫陽沒有做俄國的葉里欽，不管後人如何痛恨鄧屠夫，但老萬的痛心疾首，卻是非常值得後人深思的。
老萬並非是呼籲大家向準備做屠夫的獨裁者低頭，而是痛心於雙方都不願改變你死我活的遊戲規則。改變遊戲規則說艱難很艱難，說容易也很容易，就是給對方留余地。比如說，面對戒嚴令，最機智的方式與其說是堅持到底，不如說是適時撤退。道理很簡單：你想開槍麽？那我們通通從廣場上撤走，你還向誰開槍？抗議可以在廣場上進行，也可以在校園里進行。在廣場上可以談判，在校園里也照樣談判。按照民主政治的邏輯，最後應該是在談判桌上解決問題。
老萬當時雖然沒有想到那麽多，但至少知道，不能訴諸流血的方式。老萬當時認為，屠夫固然是無可理喻的，但學生卻是可以勸說的。老萬的岳丈李昌，可能也是那麽認為的，所以會讓老萬去勸說學生。基於常識，他們都認為，屠夫是非理性的兇殘的，而學生只是天真而已。他們全都忽略了一個非常微妙的細節：學生確實天真，但學生領袖是否天真？
學生領袖當中當然也有天真者，比如其中有人認為軍隊最後不會開槍，最多不過是沖進來打一頓，然後架出廣場。學生領袖當中也不乏聽得進勸說者，從而曾經舉手通過撤出廣場的決議。最後不願撤的，是廣場的總指揮們。這不僅在老萬的書里有披露，還曾在其他當事者的回憶中被證實。
歷史有時確實系於一人一念之間。這不是一人一念如何舉足輕重，而是那一人一念聚焦了眾多的意願，從而凝聚了空前的能量。開槍一方如此，不肯撤出廣場一方，也如此。
當人們翻過那一頁歷史時，會发現一個驚人的秘密：雙方雖然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對立對峙，但雙方領袖人物的思維方式卻是完全一樣的。黑白分明，不容調解。倘若開槍者承繼的是毛式思維，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來自槍桿子的政權必須用槍桿子來捍衛；那麽在不肯撤出廣場的總指揮身上发酵的，是江青人格。
區區在論說毛現象時，曾經指出，中國男人一旦大權在握，很容易成為又一個毛澤東。後來发現，中國女人一旦上位比如炙手可熱，嫁與權貴豪門，或者成為廣場總指揮，江青人格就會迅速滋生发芽、茁壯成長。這種人格的特征是：目空一切，惟我中心，酷愛作秀，頤指氣使，憑著快感行事，渴望萬眾矚目。
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大學生，突然成為全中國全世界萬眾矚目的廣場總指揮，那樣的心理效應，是中彩票的千百倍，是範進中舉的上萬倍。而一旦撤出廣場，總指揮的輝煌馬上成為過眼煙雲。這在總指揮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權力，不只是讓當權者戀棧的毒藥，也同樣可以成為反對專制權力的造反英雄或者學生領袖一心執著於繼續領袖繼續風光的毒藥。
但也不要以為，總指揮的堅持不撤是準備做烈士了。不，人家想得非常清楚，血，是一定要流的，但領袖，是不能犧牲的。這不知道是哪里學來的。就算是官方教科書上好像也沒有那麽寫過。即便是當年鬧革命的共產黨，好像也犧牲了不少領袖，當然是早年。能夠肯定只是，官方灌輸的你死我活鬥爭哲學，不僅成為當權者的圭臬，也變成了反對者的潛意識。
憑著快感行事的廣場總指揮，不願喪失快感，正如二十多年後，總指揮搖身一變成為美國富家太太外加基督徒之後，又享受了一把公開寬恕當年屠城殺人犯的快感。當年老萬受岳父大人之托，去懇請學生撤出廣場時，絕對不會料到，他面對的，其實是那麽一些廣場總指揮。老萬的毀家紓難是悲壯的，但老萬的努力，卻是徒勞的。
倘若說，開槍的決定好比一堵不可動搖的墻，老萬在書中提及，當時準備開槍的當局，狠心到了不願讓學生撤出廣場的地步；那麽廣場總指揮的快感也是一堵難以讓步的墻。老萬夾在這兩堵墻之間，結果可想而知。不要說當時，即便時過境遷，老萬依然面臨非議：因為有個四通家當，所以軟弱妥協。至於那個四通算不算官倒公司，還得花費不少口舌才能解釋得清楚。就像曾國藩算不算賣國賊、杜月笙是不是大流氓一類的疑問，老萬的四通輝煌，永遠有個算不算官倒的道德利劍懸之其上。
不過，將來若幹年之後，最讓老萬講不清楚的是，四通故事的整個敘述，充滿黨語毛語。除了老萬不認同你死我活，其它話語，哪怕是新興的商業文明開拓，老萬也是用充滿所謂時代氣息的黨語毛語說出來的。難怪有說，所謂意識形態，總是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深受其苦的蕓蕓眾生，都無法不遭到污染。從這個意義上說，老萬與廣場總指揮們，倒是站在同一地平線上的受害者。
至於老萬那種仿佛是與生俱來的不認同你死我活，可能與老萬身上的江南士子秉性有關。江蘇宜興出生，在上海求學長大，使老萬不知不覺浸淫於江南文化。從這種文化里生長出來的人物，前有王國維、徐志摩、邵洵美、杜月笙諸君，後有林昭、高爾泰、錢鐘書、乃至胡河清等人。這種文化雖然遭受到一次次的劫難，但其底蘊卻始終因生命的承傳而綿綿不斷。老萬以剛正不阿的羅征啟作為人生楷模，並非心血來潮，實乃天性所至。
然江南士子品性，最不宜相處之地，便是歷史悠久的專制京城。林昭是在京城遭罪的，錢鐘書是在京城茍活的。京城的文化是皇權文化，皇城文化。京城沒有商業文明的氣氛，京城的生意，說穿了就是權力尋租。老萬想在京城開創貨真價實的商業文明，那無疑雞蛋碰石頭。老萬用石頭（STONE即四通）命名所創公司，不無反諷。準確的命名應該是雞蛋。英文應該叫愛格（EGG）吧。
必須指出，老萬在操作四通公司時，是務實的，冷靜的。老萬只是在歷史性關頭面對政治事件之際，犯了理想主義的毛病，想用給對方留余地的做法，改變政治遊戲規則。老萬以為準備開槍的那一方不肯留余地，那麽準備被開槍的那一方理當知道什麽叫余地了吧？老萬絕對沒有料到，人家早已胸有成竹，把流血犧牲的光榮讓給學生市民，把總指揮的繼續輝煌留給自己。老萬還沒有料到的是，反抗者異議者並非是從書本或者從常識當中走出來的，而是從反抗對象和異議對象那里生发出來的。其思維方式與對方一模一樣。相信老萬到了海外以後，慢慢地領悟了。至於如何領悟的過程，那要等老萬後續的《流亡生涯》問世之後，才能知曉。區區很期待老萬到海外後的故事，這應該比四通故事更令人深思。
相比廣場上的總指揮們到了海外或者成了華爾街富賈，或者成了美國富家太太，老萬以開出租車寫完了其人生的最後一章。兩相對照，意味深長。但不要以為，老萬的悲劇就此結束了。不，哪怕老萬百年之後，悲劇依然會繼續。將來，不僅老萬是否英雄是個問題，老萬究竟算紅色的還是白色的，也會大有爭議。就像對曾國藩、對杜月笙的歷史評價，至今尚無定論。可能要等到中國人懂得了、並且習慣了另一種遊戲規則、非你死我活的遊戲規則，或者說，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土壤不再出產毛澤東、江青那樣的脾性和人格，老萬那樣的人物，才會得到真正的理解。當然，也許這比老萬能否回國更加遙遙無期。因此，老萬也只能聽命了。
二0一四年元月二十七日寫於哈德遜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