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夭折的T恤，监管同志您辛苦了

我在火车站的外侧长梯上坐着，等着某些人走进我的眼睛里。

电车轨道中央有个4，5岁模样的黑人小女孩，摇摇晃晃。“你给我过来，不要站在那里！”母亲的训斥声从右边传来，推着的婴儿车里还有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娃。小女孩仿佛听不懂似的，依然站在轨道上。头顶的脏辫，杵得高高的，像一只幼年独角兽。

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渐起，很温柔：你看看你妈妈...你看到她吗？她在朝你走来。你也要朝她走过去，知道吗？女孩满脸疑惑，但身子倒是挪动了起来。男人回头看了一下焦虑的母亲，目光正巧划到我的位置，我对他善意地笑了一下，下意识反应：夫妻俩分工不错，一个管大的一个推小的。但现实是，他笑盈盈地走了。他是路人。

为什么我会下意识认为这两人是夫妻？不仅因为他对小女孩的说话方式，娴熟温暖；更是因为，他和她都是，黑人。

他们有一种默契，一种因为肤色带来的默契。小女孩不畏惧他，乖乖的。母亲也并没有着急道谢，仿佛一个熟悉的友人帮了一个顺手的忙。

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一坨政治不正确的话。换以前，走路上即便周围没有一张亚裔面孔，我也没觉得有什么。而今天的我仿佛时时刻刻带着镜子，照自己在别人瞳孔里面的模样。只因早上收到的那条确认信息: 对，我们被监管盯上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吃了苍蝇还吐不出来的恶心感冒了出来。

这么件对简体中文世界“司通见惯”的事儿，逼着我重新思考我的肤色我的国籍我所使用的语言。

我想用最少的句子描述这件事：我和一个设计师朋友想做一件与上海封城（Shanghai 404）有关的T恤。4月23日确定要做，5月13日被叫停。届时，对购买T恤感兴趣的人数不到50人。换句话说，我天真的认为，这个数字“不值得”有劳监管同志。我当然是幼稚了。

做T恤的想法源自一个视频，名叫《四月之声》(Voices of April)。2022年4月23日现象级刷屏朋友圈，成为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吹哨子的人》一文引发的海啸般接力的奇观再现。我愿意称之为，一种“愤怒共识”的达成。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要共同抵达某个情绪的锚点，需要一些机缘。

当然，与视频现象级刷屏同时让人惊叹的，是监管删除的速度。由于有时差，我起床后刷朋友圈时点进去的所有视频均显示：该视频暂时不可查看。暂时，多么委婉的修辞。

于是，有人做了这样一张图（下方的小框框都是转发后不可见的视频页面）：

我当下就觉得，我要穿这个图案在身上！没想到朋友圈有几个人陆续响应，也想穿。行吧，我做。从念起，执行，到“被迫停止”，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由于我不在国内，监管同志联系的是与我合作的设计师朋友，而这个朋友出于某些原因（可能是不想把事情再次复杂化），并没有和我直说，而是把“这衣服我不做了”的原因归到自己的个人压力与家庭内部的私事上。

直到，某个雷达响了。我第二天追问，为何要着急解散群？是有什么其他麻烦事情吗？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

意外吗？不意外。按“上级”要求解散群的前一秒，我文明地问候了监管同志的父母：祝所有不在群里但盯着这个群的人，家人安好。

然后我按个把群里的人删除，直到留下我一个人。我保留着这个群的尸体，也希望保留着这份恶心与无力。这个感受的成分来源复杂，可能是被自己的天真、被朋友的无奈“隐瞒”所激发，我清晰地感觉到被人一脚踩在脚底的那种懦弱。

写到这，和开头的黑人小女孩的事儿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矫情——这件对我来说仿佛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事儿，我无法和简体中文世界之外的人分享。这个“之外”，是包括繁体中文世界的（欢迎反驳）。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正确可以为一切肤色、种族制造桥梁，营造出美妙的大和谐。但一到共情和默契的需求，语言决绝地隔离了一切可能。

但回头一看，即便共享同一种语言，简中世界又由于所有人都被踩在脚底，无暇抬头。

我的悲观结论就是，我特么的还是闭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