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因为《鲁迅全集》里说到这事，所以许多朋友也常来问我，我现在借这机会和盘托出。
北大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并做社会活动，积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北大就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领导者。因为成功太快，所以不幸的根苗也就伏在里面。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假使单是这样，还不妨事，而“法日派”的后台乃是李石曾，他是蓄意打倒蔡孑民的。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声望委实太高，在全国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教主，也许李氏为了这点而吃醋。李氏是法国留学的前辈，他在北大里当然成了“法日派”的领袖，但他不大出面，而专是利用别人来替他干。
当时“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两种刊物——“英美派”是《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法日派”是《语丝》和《京报副刊》——老是相对地骂。有许多事，只有北大里知道，外边人看着也莫名其妙；但这种骂人的轻薄口吻却是传播出去，成为写文章的技术了。我在当时，深不愿参加他们的阵营，但因师友间都是极熟的人，来邀请时又不容不做，于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问题短篇考证送去登载。我既非英、美留学，也非法、日留学，我的地位本来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态度对付他们岂不很好。但问题又来了，我的上司并不愿意我超然。当时北大有“三沈”、“二马”之号：“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兄弟。他们结成一个团体，成为“法日派”的中坚，鲁迅、周作人所以常写骂人文章就是由他们刺激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当陈独秀办《新青年》时，他本来也是写文章的一个，他的新诗很有名，但他看着陈、胡的势力日涨，安徽人压倒浙江人(“三沈”、“二马”均浙江籍)，总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发动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长直接管各系，这案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不得不去职了。因为他能策划，所以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学校，后来又主持中法庚款。我在北大毕业后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开头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这点钱不够用，拿他私人的钱每月借给我30元(这笔钱我后来已还清)，那时派给我的职务是图书馆编目。后来国学研究所成立，沈兼士先生又把我调到研究所。这一调固然更适于我的读书，可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我的厄运就此开头了!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沈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开印刷厂的，为了发展业务，邀请北大教授编纂教科书，借研究所地方开一次商讨会，为了派别关系，当然不通知胡先生。可是，胡先生是一个欢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听了这消息，就打电话给沈先生说：“你们开会编教科书，为什么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嘱咐颉刚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记了吧?”这样一来，这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好像顾颉刚已投身于“法日派”，有很深的党见似的。我的为人只能行其心之所安，宁可两面不讨好，不愿两面都讨好的，所以我和沈先生就渐渐疏远起了，他当然对我很不高兴。自张作霖入关，传说开出的黑名单上有一百多人，平日在社会上露些头角的人都在内。适会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找北大教授林玉堂回去做文学院长，并请他筹备国学研究所，于是他请了北大好多人前往，充实这两个机关，而风潮以起。
厦大在那时是陈嘉庚独资创办的。他的橡皮生意好学校就可发展，生意坏就须紧缩。他觅到一位林文庆博士，是学法律的，请他做校长。可是这位校长从小在外国，到这时年已六十余，不懂得汉文，一切汉文文件均由秘书兼理学院长刘树杞代看，因此刘氏成了实际上的校长。这个学校是行独裁制的，和北大“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大不相同。林玉堂在北大里呼吸自由空气惯了，回到家乡，只觉得和这位校长和这位秘书格格不入。因此，不到两个月工夫已经相持不下。林玉堂一心要把刘树杞打倒，可是你越攻击他，林文庆就越相信他。不久林文庆就宣布“陈嘉庚先生因为橡皮落价，要把国学研究所经费大量缩减”。
那时林玉堂从北大请去的人，沈兼士是国学研究所主任，鲁迅、张星烺和我是研究员。文学院里有潘家洵、陈万里、孙伏园、罗常培、容肇祖等。鲁迅在北京是骂惯人的，到了厦门，知道林玉堂受屈，也就大骂林文庆和刘树杞，并写文章在上海报上发表，好像林文庆的坏足和杨荫榆、章士钊鼎足而三。有一次校长请客，席间，他说：“厦门尽多有钱人，眼看厦大经济困难，一些也不肯帮助。如果有一个人肯出一个铜子，我们就请他当董事!”鲁迅就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挖出两毛钱，递给校长，说：“我捐两毛，可是我不想做董事!”林玉堂的哥哥玉奇一向以“傻”出名的，也跟了鲁迅捐出两毛。这一回，这位校长真下不了台了，这个宴会就不欢而散，学校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
就在这时，鲁迅和沈兼士就横生枝节，攻击到我的身上。沈先生对于我的不满意，上面已说到；鲁迅则因我在《语丝》、《现代评论》几种刊物上都写文章，久已嫌我为“骑墙派”。这时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乡青年程憬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尚未就事，要我替他在厦大里找一个助教职位，这位青年也真冒失，没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厦门，我非替他加紧进行不可，鲁迅就说我 “要在厦大里造成一个胡适之派”；继而又说：“厦大里胡适之派攻击鲁迅派”；继而又说：“顾颉刚是研究系”(研究系是宪政研究会的简称，在那时研究系是反对国民党的)。有一个学生质问他：“你说他是研究系，有什么论据呢?”他盛气地答道：“这要什么论据，我说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这位学生倒也幽默，出而告人道：“恐怕顾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所以成了研究系罢!”学校当局为了减低风潮计，看鲁迅们攻击我了，就来拉拢我，说：“即使研究所停办，你和张星烺两位千万不要走!”当局一用这分化手段，更像我联络了学校来攻击“鲁迅派”了。那时真使我精神苦痛到极点。到今二十余年，想着还是心悸。
厦大的风潮消息传了出去，广州中山大学的委员会只知厦大闹风潮而不知道鲁迅和我的纠纷，决议延聘鲁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适值孙伏园到粤参观，校中就把两份聘书交给他转，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的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鲁迅既走，风潮更难收拾，学校长期停课。我那时彷徨得很，心想：鲁迅虽对我攻击，北大出来的团体还是团体，我为顾全团体的名誉计，在林玉堂弟兄及其他同仁被解聘的时候不该不走；可是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我走向哪里去呢?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
论理，鲁迅在厦大里已经这般攻击我了，现在他在中大，我又到中大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但我如不离开厦大，鲁迅更要宣传我是林文庆的走狗，攻击起来更加振振有词，我也更没有法子洗刷。我现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说这句话了，看他用什么方法对我。我第一天到了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学校里为他罢了三天课。可是我的成绩也为学生所知道，所以他们并不逼我走。学校当局起来调停，一方面派我到上海、苏、杭一带购书，一方面也批准了鲁迅的辞职书。所以我秋间到广州时，他已离开了那里。
在中山大学不及二年，受了中央研究院的聘而离开，但为了北大老同学的攻击，竟没有进成。【所以然的原因有三：第一，一件事我不做则已，做便拼命干，所以必然有些成绩，一有成绩大家便侧目而视，以为我喜出风头，有意压倒别人。我在中大，除教授之外，兼史学系主任，又兼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日常的工作已经不胜其忙；而我又为奖进青年，提倡研究的风气，出了三种周刊、二种丛书，新书接叠地出版，使得一班同事眼里冒火，说：“中山大学难道是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可是我何尝阻止别人的努力，你们有学问、有力量，为什么不用出来呢?第二，那时中大的教授很多北大出身，仿佛他们所以不出风头完全受制于我，所以越是老同学越攻击得厉害，正合于谚语所谓“熟皂隶打重板子”。第三，学生对我的奖进扶掖极愿接受，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作的文章词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一个大学生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也尽够入学问之门了。那时有一个最喜欢打扮的女生，教师们以为没有法子训练的，在我的指导之下也居然上了路，大家说是奇迹。所以我的离开中大，许多学生是依依不舍的，有一个学生竟休了学而随我北行了。可是学生越对我好，同事们就越对我吃醋。直到现在，中大同学想起那时还觉得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不知道有一个为了创造这“黄金时代”而受了无数的明枪暗箭，以致遍体鳞伤的人。】
进了燕京大学，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又不担负行政责任，起初几年很好。但一做了民众教育的工作，学生自然来了，尤以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多。一经学生的拥护，事情既忙，学校当局也就另眼看待，有的时候为要对付教员及学生就要拉我出面。例如“郑振铎解聘事件”，本来是吴雷川校长的意思，因为他作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错误太多，给国文系学生吴世昌揭发出来，登在报上，妨了校誉，所以要辞掉他。又因国文系教授马季明上课敷衍，闻宥和郑振铎积不相能，形势汹汹，工作停顿，要把三个人同时去掉，组织一个“国文系审议委员会”处理此事，我既非文学院长，又非国文系教授，关我甚事，乃偏偏要套在我的头上，使人疑心我排挤振铎。历史系主任洪煨莲本来是极意拉拢我的，自有此事，因为郑振铎是他的同乡，马季明是他的死党，疑心我要拆他的台，因此对我攻击。我为了研究《尚书》，先编《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数种，向哈佛-燕京学社请款美金2000元。《尚书通检》已出版，《尚书文字合编》刻成了十分之八，《尚书学讨论集》已抄数百篇，也印出一部分。抗战既起，我离开燕京，他把我告到哈佛-燕京社的总干事G.Elisseeff处，说我拿钱不做事，这位总干事就给我来信，要我退还这笔钱。在抗战时期币值大跌的时候，逼我拿出2000美金，不是要我的命吗?我还了一封信去，说：“请你查查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是不是有我编印的《尚书通检》和《尚书学讨论集》?还请打听北平文楷斋刻字铺，是不是刻了《尚书文字合编》?”这信去后就没有事了。但这种手段，可不使人害怕?
说到这里，又要提起那位处心积虑攻击我的老同学罗常培。他是民八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和傅斯年同班，可是傅办的是《新潮》，他办的是《国故》，这个《国故》是走黄季刚路线的，两种杂志代表了国文系的新、旧两种思想。当我到厦门时，他就嘱我介绍进厦大。我到中大时，他又嘱我介绍进中大。中大的文学院长是傅斯年，我向他介绍了。他说：“罗常培是《国故》派，我不要!”我说：“他的思想是另一问题，他的音韵学确实不错，你就聘了他罢!”结果，他的事情成功了。可是他进了中大之后，尽在傅氏面前破坏我，我们十余年的友谊完全毁了。后来我到燕京，北大招我兼课，有一次胡先生召开风谣学会，写上我的名字，他就说：“顾颉刚不是北大的人，为什么写他上去?”后来我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他在西南联大任教，联大的学生有来听我课的，又有和我通信讨论学问的，他就斥责学生道：“顾颉刚不是联大的教授，你为什么和他往来!”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哀婉的信给我，说：“并不是我们疏远了你，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没有自由的。”
在昆明住了不到一年，我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我和齐大向无渊源，他们的请我是由张维华介绍的。张维华齐大毕业，入燕大研究院肄业，上了我两年的课，后来他又回到齐大教书。抗战后齐大内迁到成都，他是齐大校友，主张恢复国学研究所，请我当主任。我因免得在昆明受罗常培等的气，慨然应允。我的意思，在抗战期内，我既不能投降敌伪，就在齐大歇脚；待到抗战结束，这研究所的根基已打好了，我就离开齐大，把研究所交张维华接办。不知道他所以拉我到齐大的原因，是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当个傀儡主任。但我的负责任的精神使我不能当傀儡，他就感到碍手碍脚，联络了钱穆来倒我。说到钱穆的起来，我应当担负一半的责任。他在中学读书时，为了闹风潮被开除，当了十年的小学教员。但因他实在用功，课余常写文章，所以为中学校长所知，升任了中学教员。又做了八九年，他的著作出版得更多了。我回到家乡，他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稿本给我看，我想不到一个中学教员能有这样的成就，就把他介绍到燕大做讲师。过了一年，北大要请一位中国通史的教员，我又把他荐去。他是自学进修的人，有这样成功当然值得骄傲。但在北平的环境里，究竟专家多，要骄傲也谈何容易，所以他还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后来流亡到昆明，因为他孤高，所以也为罗常培所排挤，他就搬出了联大的宿舍，住到宜良去，有课时乘火车来。我为他这般生活太不安定，又介绍他到齐大。但成都的空气和北平大不相同，那边是有三四百种大小宗教的地方，佩服一个人时总喜欢捧他做教主。钱穆能言善辩，在华西坝上课时，不但齐大学生来听，其他各大学的学生也来听，城里许多中学教员也来听，以至课堂容不下，每次上课必在大礼堂，使他觉得自己真成了圣人，骄傲的气焰扑人欲倒。张维华看他有如此的社会地位，就联合了他来打击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谣言来。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于是我到了重庆，而和国民党发生了些关系。
在现在时代，人家看了我这章文字，不免要说：“你有了这样的社会地位，又有学生做后盾，你怕他们什么!人家给你打击，你也以拳还拳好了，何必这样处处退让，让他们高兴!这真是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的表现!”但我之所以这样，因为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学问，如果我和人家斗争，固然未必失败，但这块地盘到手之后，一定是丢不掉的包袱，从此我只能终老在这块地盘上，成了一个正式的“学阀”，研究工作就永远无望了。现在的生活固因漂泊而不安，但肩上总是轻松的，只要有适当的环境，立刻可以做理想的脑力劳动，实现多年期望的生产计划，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