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没落了，然后呢

县城中学没有教育理想

7月，我们推送了文章《县城一中走不出精英》，讲述曾经创造无数高考神话的县城一中，逐渐走向衰落的故事。

今天，我们想要呈现故事的另一面。不论如何衰落，县中仍是普通县城里教育资源的唯一高地，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和老师留在那里。这些个体面临着怎样的处境？县中又要如何自救？

陈维（化名）今年27岁，是陕西一所县城中学2010级的学生。他从县中考上陕西一所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又在毕业后决心做一名逆行者，回到县中工作。

这位从县中走出去的老师，想要试着挽救没落的母校。尽管许多时候他都像个不得其法的园丁，越来越忙，收获却越来越少。

以下根据他的讲述整理：

一

流失与留守

回到县中的第一天，我坐在宿舍配的简易书桌前，在教案纸上写下“帮助县中摆脱贫困，而非摆脱贫困的县中”，然后把这张纸贴在墙头。

教师宿舍就在学校里，并不宽敞，下水做得不好，空气里有股浑浊的腥气，湿答答的。返潮的墙面上，有斑驳的水痕和悬而未落的墙皮，桌椅是统一配置的，表面是一层仿木纹理的贴纸，封边的胶条有些外翻。

我从这所县中考上公费师范生，大四的时候也回到了这里实习。实习快结束的时候，我去见校长，校长劝我说，签工作的时候回来吧，“不然（学校）揭不开锅了”。

于是2017年夏天，我放弃省会学校条件优渥的offer，回到培育我的县中，成为了一名物理老师。

夜晚的县城中学

这些年，县中渐渐不行了，最直观的是生源质量的下降。2010年我考入这所高中时，竞争比现在激烈多了。那年全县有3000多人参加考试，县中只录取1000人，留200个名额择校，能考进来的都是实打实的前三分之一。

现在不一样，学校的体量膨胀，招的学生多了。今年我们县2500人左右参加中考，县中就录取了1800人。

不仅是扩招导致了生源质量下降，好学生也在外流。现在县里条件允许的家庭，都会选择让他们的孩子离开县中，去省会追逐更好的教育资源。今年考走的就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叫欢欢，妹妹叫乐乐。姐妹俩中考是全县的前两名，免试被省会名校录取，今年双双考进北大。

老师的流失也在变得更严重。最近两个月，我们学校走了六个特别厉害的老师，都是教物理化学的，我们那一届的师范生也走了两个。

2017年我刚回到县中时，学校对待我们这些师范生的姿态是不屑的。一批九个新老师去校长办公室报道时，校长靠在椅子上说，我们不缺人，你们这些人是给三中准备的，我们代三中培养你们。

现在，比我们差很多的非师范毕业生都不肯来了。今年招不到老师，高一年级又扩招了好几个班，教育局被迫从乡镇抽调了一批小学和初中的老师教高中，哪怕他们的教学水平根本教不了高中。

说俗一点，大部分人活在世上要么求名，要么求利。小县城教师工资低，求利的老师跑了；县中的优质生源流失，老师就难出成绩，渐渐地求名的老师也往外走。怎么都留不住人。

最初我选择留在县中，本意是回来救个急，结果越救越急，就走不了了。

学校变大，学生变多，对应着更多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处理，根本管不过来。我现在是高二班主任兼两个班的物理老师，除了教学，还要额外担负学务处、信息中心和团委的部分工作。

每天备课上课、课后答疑、维持纪律、督促清洁区的打扫、给打架逃学压力大的学生做思想工作、查寝、归档学生工作材料，经常凌晨两点才踏着夜色回宿舍，六点多再爬起来监督学生早读。

给学校剪军训视频，也是陈维的工作任务之一

工作强度变大了，但待遇没变，每个月工资还是少得可怜。同办公室的化学老师之前在隔壁县的中学上班，一个月到手有六千左右，不算绩效。调来我们县中后，死工资只有三千出头，家里催着在县城买房，他每个月房贷要还2800，再减掉杂七杂八的费用，就剩200块钱在食堂吃饭。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救济他，怕他拿着工资却饿死在学校。

学校选址在距离县城城区二十公里的乡镇上，开车要半个小时。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要寄宿在学校，教师公寓条件不好，很多年纪大的老师半夜开车也要回县城住，他们觉得宿舍阴冷，睡不好。

我干脆住在学校里，专心教书和管学生，半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但很多老师是成了家、有小孩的，忙起来的时候一点都顾不上家里，小孩几个周见不到父母，打视频电话的时候一个劲儿的哭。

很多老师受不了这种工作节奏就走了，我还想再熬一熬，熬不动了再说。

二

县中不能塌

去年，我们学校里十几个老师辞职，有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物理老师也走了。家里觉得我工作太辛苦，托关系让我去政府单位“进修”，待了八个月，我还是回了县中。

留下来的原因简单说就两个，我的老师和我的学生。当初回学校实习，我的带教老师正好是几年前我读高中时的物理老师。就是有他留在县中，才有现在的我。从高中到现在，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是我心里真正的好老师，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我也喜欢和学生们呆在一起。有年文理分科后，班上选文科组合的学生私下里跟我说“想再听一节物理课，再做做那些做不出来的物理题”。我离开中学去政府，还有学生给我留言“等你回来”。这些时候会觉得特别幸福，特别有成就感。

毕竟总得有人留下来吧。家乡只剩这一所县中，如果它被彻底掏空，没家境支持去大城市就读的县中学生就真的再难有站起来、直起身去看更大世界的机会了。

陈维正在教室上课

这几年学生们离开县中，在中考后去参加省会名校的考核，幸运的话可以留在那里读书。有些进不去本部的，就找关系进分校、进国际部，择校费有七八万。

有学生家长跟我算过，一个去省会西安读书的孩子，一年两万的学费、一万的生活费、再加上补习班的钱，三年下来需要将近二十万。而如果在县中读书，国家减免学费，生活和辅导的成本加起来也不到五万块。

我们这座西北县城，人口只有30万，两年前才刚刚摘掉贫困的帽子。过于高昂的教育成本在多数家长看来并不是很有“性价比”的选择。“出去折腾了三年，花了二十几万就考个普通一本，亏了”。

有条件有资源的孩子可以去大城市上学，可是30万老百姓的孩子不是都能往外走，不能断了升学的路，县中不能塌。

我2017年进入县中，带的第一届学生会在明年夏天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可也有些学生，考不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然后很快组建家庭，生儿育女。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产生了分野。

前两天有以前的学生打趣我怎么还没找对象，说她的小学同学都二胎了。那个女孩高中在我们隔壁班，个子矮矮的。我当时第一反应是震惊，而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对于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县中孩子，如果失去了读书这个上升通道，往往只能面对着更狭窄的选择道路。他们没有能够供给留学的优渥家境，没有健全且丰富的职业教育可以再次深造，也缺乏果决追梦的勇气和底气。

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或许将终身循环在生活的轨道，不得见人生的旷野。

陈维用手机拍摄的实验照片

有时就算考上了大学，教育资源的匮乏和贫瘠也如影随形。我有个学生今年考上了南方的一所211高校，在这座以素质教育闻名全国的城市求学，县中的孩子们始终在为自己的英语听说能力自卑，“觉得随便拉个小学生口语都比我好”。

当同座的学妹得讨论起“模拟联合国”的组建时，已经是学姐的她分外局促，担心“露怯”。这种对畏惧让她很少主动尝试全新的东西，只敢活在自己的舒适圈，没法和环境自洽。

林小英教授在《县中的孩子》中写，“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三

衡水模式或是素质教育

县中有出路吗？我不知道。

县中的确开始了尝试。在屡屡被“掐尖”而受挫的困境中，“低进优出”的“衡水模式”显得格外有吸引力，我们县中也尝试着实行这种更严苛、更高强度的半军事化管理。

过去学生每天早上五节课，中午三节课，下午和晚上各有两节自习。学校要求老师不占用自习时间，让学生自己消化。我会在晚自习后自愿留下来给学生讲题，有时候讲到十一点。

那时候，虽然课程也比较紧张，但是高一尽量不补课，后来哪怕补课，起码也两周放一次假。但如今的状态是，早上五节课，下午四节课，晚上四节课。学生从高一开始就被关在学校里，三个周或者一个月才放一次假。

来找我倒苦水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实不外乎都是些食堂不合口味、宿舍关系、考试成绩之类的小事，但积少胜多就成了堵在心里的疙瘩。

课上因为睡眠不足，攥着笔就打起瞌睡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了。有时我看着他们，觉得很心疼，想到如果我现在在这里上学，每天早上五点一睁眼就发现周围全是人；随处可见都是“亡羊补牢”“重头再来”的鸡血标语；没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吃饭靠抢，回宿舍要跑；哪怕去上个厕所，周围也有人等着……我会疯的。

学校疯狂地延长学习时间，但教学方式没有改变，这是在盲目地压缩学生时间，高投入、低回报。

表面上看，县中也在为了提升教学质量进行课改和教研活动，但是绝大多数成了走过场、做样子。

学科组的教学研讨会，其实就是一个年级凑一块说两句，就算完了；搞课改，整出一个“循环大课堂”，其实就是预习、上课、检验、回答问题、复习，只是起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让它看起来更科学更高级。

有段时间，学校还把学生的桌子拉成一团围着坐，美名其曰作为“课改”中帮助学生思考和互动的方式。学生们进出很不方便，也无法专心学习，折腾了一年半，家长各种投诉，又把桌子拉回去了。

我很疑惑现在县中的浮躁。是不是我们太习惯于用经济发展的思维来面对教育了，但教育不是经济，教育不是效率第一，而是要以人为本，让每个人在教育体系里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陈维带的班级，黑板上画着特色课程表

我和周围的老师们，商量真正能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比如去学一些多媒体技术，用三维建模帮助学生理解电场磁场的概念。体育、美术课老师偶尔请假，我们也亲自顶上，带学生体育活动或美术鉴赏，让学习不仅仅局限于成绩。

学生们知道我的社交账号，上面有我自己画的图、写的字、每年的书单影单，还有自己关于生活、关于理想的感想。说不定，这些内容也能从另一个维度引导学生，让他们有更多站起来、走出去的勇气。

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步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前进方向，一味要求矮个子孩子长高没有意义。

只是面对优胜劣汰和量化制度，学生对我们素质教育的尝试兴趣也有限。两页的书单底下，是一大批学生的匆匆点赞，没有几个人真的会去看，他们说没时间，可能也没兴趣。

每年高考前，都是我最揪心最纠结的日子。有学生凌晨把我从睡梦里喊起来，问几道想不明白的题目；有学生买了一沓沓的练习题，做不完着急地揪头发；有学生一遍遍和我说读书好难压力好大，一见面就哭了出来。

我发自内心地觉得我的学生都是最好的孩子，拥有很多比“成绩好”更重要的好品质。但回到现实，站在高考大关前，除了帮他们变得更“应试”，我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怎么再帮他们一点点。

这时候我又会懊悔，是不是当初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就应该对他们狠一点，让他们再把分数考高一点。

毕竟从现实出发，分数确实是我作为老师能帮助学生们最直接的东西。

也是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证明自己唯一的、最有力的凭证。

县城学生不能失去衡水二中

在河北，没人能逃过“衡水模式”

前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一篇名为《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的文章。文章里提到，衡水二中的纪律严格程度超乎想象：吃饭时间只有15分钟，需要从教室跑进食堂；罚站时要脚尖贴墙、额头贴墙，“短则几节课，长则几天”；许多人平时几乎没有时间大便……

这些细节已经被书写过很多次。但在衡水二中的县城学生口中，我们得到了另一种视角：痛苦或许确实存在，但与此同时，自己的命运已经被衡水二中改变。回过头来看，“那仅仅是一段经历而已”，是必须要做的选择、必须要渡的劫。

那种矛盾始终存在：他们感激衡水二中让自己走出河北，而他们走出河北的最初动力，又恰恰是在这里受过的苦。

这些学生们是如何被卷入这个系统的？在这里三年，他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一

 县城学生涌入衡水二中

王磊已经记不清老家的模样了。那是张家口的一个小县城，曾经的支柱产业是煤矿，后来由于污染严重，当地的重工业“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整改整改”，只剩下一些零散的装配厂和蔬菜大棚。本地最好的中学在镇上，本科率52%，2022年高考，理科有5个人考到了600分以上。王磊刚小学毕业，就被送到隔壁廊坊市的一个私立初中读书。在这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地学生）只要家里有一点能力，都不会让在本地念了。”

初中毕业，王磊选择了衡水二中——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出路。

在河北，能够异地招生的学校寥寥无几，衡水一中、衡水二中是“衡水模式”的代表。衡水一中，也就是广为人知的“衡水中学”，近十年来随着它响亮的成绩水涨船高，只招收桃城区前1000名以内的学生，以及保定、邢台、廊坊等外地的优质生源。据一名邢台的家长说，2018年，邢台市每个县的前三（大县的前五）、市重点中学的前十，基本上都去了衡水一中。

对于剩下的学生来说，衡水二中成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它同样沿用衡中模式，并且近些年来高考成绩直逼衡中。

钱当然也是个问题。在回答为何选择衡水二中时，王磊反复提到“学费”：衡水二中对不同成绩段的学生，有不同的收费标准，如果成绩足够好，一年的学费可能只要三五千元——几乎是衡水中学或石家庄二中的十分之一；还有传言说，高三每次模考，衡水二中会给年级排名靠前的、进步大的学生300~500不等的“奖励金”。

更重要的是，对于很多偏远、贫瘠或异地招生政策异常严格的县城，衡水一中根本就不会来招生。这些地方成了衡水二中抢人的胜地。

衡水二中的毕业生周涵就来自这样一个县城，他记得，衡水二中的老师们“抢人”的姿态曾异常热烈——从初三一模开始，招生老师就一次次约谈学生，还组织了家长集体去二中参观。

作为“公参民”的典型学校，衡水二中被一分为二：公立学部名为“衡水二中”，可异地招生的私立学部名为“衡水志臻中学” / 受访者供图

周涵所在县城的一中，成绩乏善可陈，打架斗殴的消息屡屡传来，“几年出一个清北就算是行大运”。他早早便知道，衡水二中可能是自己最好的选择：它像是一块跳板，尽管踏上去的滋味并不好受，但至少每个人都有通往更大的世界的可能性。

当然，初次领悟到什么是“衡水模式”，后悔是共通的感受。衡水二中开学以后，周涵跟着紧张的时间表跑操、自习，一下课就狂奔去打饭，食堂里“人多得想吐”，他有时宁可饿着肚子。最让他诧异的是，隔壁班有男生被级部主任扇了耳光，回来骄傲地宣布，“主任刚刚打了我”——“我现在都觉得他是不是被PUA了，怎么挨了打还那么自豪？”

周涵说，几乎是整个高一上半学期，他都有想回家的念头——在衡水二中，这不是新鲜事。高一的军训结束后，班里就会有一些同学消失了；高一寒假结束，可能又有几个同学没有回来。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周涵的父母去学校准备接他回家了。他拉着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校门，走到车站售票厅，母亲问：“你确定回去了吗？你要是回去我就买票了。”他看着红色LED屏上的列车时刻表一闪一闪，心里又犹豫了：“我知道如果上了火车，以后就真的回不来了。”

LED屏又翻过一页的时候，周涵说，还是回学校吧。

在河北，大部分学校设置了“连廊”，将不同教学楼的每一层连接起来，节省了上下楼的时间 / 受访者供

对留下来的人来说，感受排在许多事后面。周涵从来没有怀疑过，留在衡二是个正确的决定。他最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211，如今留在本校读研。他想，如果那天真的回到县城一中，他最好的结果是考到560分左右——勉强考上河北“双非”一本的冷门专业——运气好可以混个状元，上个末流211。而在衡水二中，他的高考校内排名即使在100名开外，也可以达到全省400名。

衡水二中毕业生李媛媛也有类似的经历，但她说，现在去衡二越来越难了。她同样来自县城，从衡水二中考进双一流以后，父母把弟弟送进了衡水二中的初中部——随着衡水二中的名气越来越大，招生门槛也越来越高，最好的办法是提前将孩子塞进初中部，“提前适应衡中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衡水二中的确实现了它“低进优出”的目标：根据喜报，2019年，衡水一中的文科本一上线率92.44%；而二中的文科本一上线率高达99.06%。虽然状元和清北的人数远不如一中，但“稳定”才是这里的金字招牌。

王磊记得，家人决定让他去二中的时候，理由是他的“自制力不行，要磨练磨练”——即使他的中考考了年级第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省心，后面的事情就像‘打包服务’那样，总会吐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给他们的。”

二

 “低进优出”的系统

高考结束后，王磊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出狱了。

在二中这三年，他感到“生存的缝隙被渐渐挤压”。有关这所中学的铁律早已不是秘密：早晨5:30打起床铃，起床后先列队跑操；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地面不可以有头发，宿管定时定期检查；不可以带手机、不可以谈恋爱，晚自习要检查“抬头率”，等等。

但这只是一套最粗略的建构，由条条规则编织而成的蛛网，会不断缩紧。王磊记得，高一的时候，每天早晨的整理时间是15分钟左右，后来被压缩为12分钟、10分钟，一直到极限的7分钟；晚自习的纪律也在不断细化：从不能转头、不能说话，到不能抬头（包括抬头看表），再到不能转笔、不能捡东西、不能挠头皮。

支撑起这个系统运作的，是量化考核机制：学生的违规行为有精确的扣分标准。被褥不整齐、地上有头发、“卫生区”有垃圾……不同程度的违纪会扣除不同的分值。每天早晨，学校会公布每个班级量化考评的结果，以及违纪扣分的同学。因此，学生的生活和班级荣誉息息相关。

王磊说，高二以后，起床时间压缩到7分钟，很多同学为了节省时间而选择不洗漱：因为叠被、扫地、拖地、倒垃圾等都会关系到量化分数，这其中能被舍弃的，只有个人卫生。

冬天天还没亮，学生们就要在操场集合跑操 / 受访者供

而后是惩罚。在二中，体罚偶尔存在，但在王磊看来，这不是最严酷的惩罚——最可怕的是停课：在衡水二中，任何一个老师都有权利对学生无限期停课，这节课、下节课、下下节课。严重的情况会被停课半个月甚至更久。

这是一种羞耻的体验。在停课期间，你会被要求站在走廊里，听不到教室里老师讲的新课；写作业，垫在腿上蹲着写，腰酸背疼，效率差。按照老师们的说法，这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学习的珍贵”，更拼命地学。

如果错误足够严重，还可能被回家停学。王磊说，衡水二中有很多外地生源，如果学生被停学，家长就要请假来衡水接人。跟家长走出校门、坐上火车，那真是一个漫长而沉默的旅途。

几乎每天都有学生被停课。王磊第一次被停课的时候，他感觉“很丢人”，好像所有的目光都集中自己走出门的背影上；到后来，所有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背影，“就会想，哎呀，不小心中招了，但也不会觉得自己怎么样了”。

衡水二中的走廊 / 受访者供

这也是一个能够自我修复的系统。经历了疫情下的网课，王磊说，最开始，网课是可以“摸鱼”的：录播课会被上传到一个APP，学生自行收看，很多同学会倍速观看或直接拖动进度条，这样就有更多时间自习；后来，钉钉打卡和视频直播课出现了，早操、早自习也有了落实的方式。时间又一次变得“衡水模式”，生活就和在校期间没什么不同了。

而所有的规则，最终导向了“低进优出”的结果。这曾经一度是衡水二中的教学理念——以低于衡水一中的生源，得到和衡水一中不相上下的成绩。

回到衡水二中当老师之后，文婧才理解了这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对学生的管理模式，被完整地复制在老师身上。

最近几年，衡水二中的起床时间已经延后到早晨6点半；但作为班主任，文婧依旧要6点前起床，6:15前到达操场，准备开全体老师的“操前会”。操前会必须用纸和笔记录，不准中途看手机，如果不到就会扣工资，还会全年级通报批评；操前会之后，值班老师需要查早读、准备上午的教研会；即使下午没课，班主任也需要留在办公室，一直到晚上10点半才被允许离开学校……

而班级的“量化分数”，也是对老师的评价系统：扣除量化分数的班级会被公开通报，量化分数过低的班级，班主任可能会被点名批评，那种羞辱感不亚于被扣分的学生。文婧说，很多新来的老师会因此感到崩溃，甚至把情绪转嫁给学生，体罚通常就发生在这种时刻。

作为老师，她对一些纪律有了决策权，比如在晚饭时间不巡班，让学生们能安心吃个饭。但对于大部分规则，她也无能为力——比如为什么要跑操，为什么自习课不能挠头，为什么吃饭时间要那么短？她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觉得“想这些没有必要”：纪律就像一个铁栅栏，牢不可破地存在于那里，老师的权力仅仅是在一些时刻可以选择绕过他们。但是能够拿开铁栅栏的不是她。

学生们在跑操前摸黑进行“操前读” / 受访者供

没有人知道，挠头皮和考试成绩之间的关联性在哪里？这是高分的代价吗？王磊被处罚过几次以后，他很快就学会了老师来巡查时，保持不抬头的姿势：“该走神还是会走神的，但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但有些事情坚固地扎根在他的身体里。王磊毕业后再也没有叠过被子，有时候甚至故意让被子摊在床上，“像是一种报复”；但他依然会习惯性地在闹铃响后就起床，五六分钟内完成刷牙洗脸穿衣，吃饭时只吞咽、不咀嚼。

不过按照王磊和李媛媛的说法，这些痕迹终究会淡去，变成很淡很淡的梦，对外省学生的谈资。或许还会留下一些伤痛，但无从查证——有伤痛的人或许很难再谈起。在河北，“这样显得很矫情”。

三

 受苦或许没有意义，但成绩有

成为老师以后，文婧理解了一些纪律与成绩间的内在关联。比如内务整洁程度可以反映出学生的状态，“太想家的学生会叠不好被子，也会很难进入状态学习”；再比如，设置“操前读”、控制洗漱时间，是为了保证状态的延续，“让学生不会彻底放松下来”。

这些纪律更像是一种标尺，精准丈量出学生的状态，再由老师、主任手动调整出现问题的部分，由此保障“低进优出”的效率性和标准化。

受苦或许没有意义，但成绩有。文婧说，在2004年之前，衡水二中的成绩，和河北省各地的普高没什么区别。直到2004年，新校长上任，创造了“超越永无止境”的校训，开始“半军事化、封闭式管理”，之后学校开始逐年取得突破性成绩。

根据网络上的说法， 衡水二中才是“衡水模式”的最初缔造者，它印证了“魔鬼作息”和“半军事化管理”的有效性。

但这些尝试是经验性的，没人知道跑操、量化分、“操前读”这些举措与好成绩之间的具体关联是什么，但只要成功的经验可被复制，就没有人会去尝试更换系统的零件。

校园里悬挂着的励志标语 / 受访者供

从进入衡水二中的第一天起，王磊就知道，这里的校训是“超越永无止境”。因为它被写在学生们生活中的每个空白处。

最开始，王磊领会到的是“超越”：在二中，一个年级通常分为三个级部，加起来接近100个班、数千个人。级部之间会分开排名、比较成绩；在级部内部，班级与班级之间也要形成竞争；班级内部当然还会再排名。竞争无处不在，你永远有需要超越的人。

更重要的是向外超越，超越衡水一中。“我们总觉得自己也没有比衡中的学生差多少，都憋着一口气吧，而且我们也更努力。”

但到后来，他才发现，这句话里更重要的是“永无止境”——向上攀登的路看不到尽头。王磊身处理科实验班，他最痛苦和排斥的，是“老师们好像永远看不到我们的努力”：有一次，某个普通班学生“逆袭”了，考了年级第一，年级主任却在理性早操会上，冲到王磊所在的实验班，把学生们训了一顿。“和我们说，你们还不如一个普通班的学生能学，就好像没有考好是我们的错。”

那是他第一次萌生了离开衡水二中的念头——细密的蛛网越裹越紧，“好像永远就要这么过下去了似的”。但这个想法仅仅一秒钟就消散了：“退学了去哪？又没有别的学校可去。”

在王磊看来，衡二的成功，更像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依靠严格管理取得成绩后，它争取到异地招生的资格，于是带走了县城的优质生源和有经验的老师；随后，这套模式的有效性被反复确认，县城学生无处可去，只能选择来到这里。

衡水二中校园一角 / 受访者供

文婧说，现在衡中县城学生和非县城学生的比例，依然是大约1：1。但差距通常不来自于此，而是“衡中系”与“非衡中系”的区别——学生如果来自衡一、衡二的初中部，或者其他采用“衡中模式”的寄宿初中，会对高中生活适应得很快；但如果是没有经历过“衡中模式”的学生，回家、转学则时有发生。

“衡中模式”已经扩展到了全河北，甚至包括一直以“素质教育”为口号的石家庄二中。这些学校通常采取“公参民”（公立中小学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形式，建立庞大的教育集团，有些甚至有了自己的幼儿园。有了民办资本的参与，学校就请得起更好的师资，建得起更大的学校，招来更多的优质生源。最终，谁的运作机制更有效率，谁就能在比赛中胜出。

没有人能在这场比赛中停下来，这套系统由此完成了时间的、空间的闭环。这是河北的游戏规则。

四

 命运的跳板

在周涵心里，老家的县城还是自己在初三时离开家的样子。县城没有开得长久的店，上个假期回家吃到的餐馆，下个假期可能就倒闭了，更多的时候，他和发小们在不大的商业中心游荡，试图寻找一些新鲜事物。在这里，最好的交通方式是开车，哪里都是“一脚油就到”，所有的生活都近在咫尺。

他也会开玩笑说，“梦想是回老家开一家驴肉火烧店”，不过只是玩笑而已。他很少认真考虑“回家工作”这件事，努力留在北京，是理所应当的事。

而对于王磊，老家的印象更加淡薄，他记得镇上好像有一些木材加工厂，镇中心有几家三四家不大的饭店。留在县城的同龄人在做什么？不知道，可能是托关系找个厂工作，或者给家里帮忙吧，他想象不出更多的可能。那已经是一种离他非常遥远的生活。

2015年05月21日，随着高考的临近，河北衡水二中的高三学生在晚自习前宣誓激励自己 / 视觉中国

文婧说，自己感谢二中，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给了她现在满意的生活。但这里不是终点，她不想留在衡水。“去哪都一样”，有机会去一二线城市当老师最好，或者被调任到别的城市的“衡中系”分校……和她的学生们一样，文婧对家乡衡水也没有眷恋。这只是一个人口400万的小城市，2022年的人均GDP在全省排名倒数第三。绕过校园的围墙，这个城市的高楼、桥梁和草木都不再被这场教育竞赛撼动。

从市中心向城外开出去，不一会儿就能看见绵延的平原，一望无际，胆战心惊。道路两侧，成片地种植着玉米、麦子，菜圃里种着辣椒，空气里弥漫着土地的腥味，和华北平原上其他的城市没有区别。

再往前开，会通向衡水的8个县城，里面建起一座又一座“衡中式”的寄宿制学校。这里的学生和其他县中的学生一样，把衡水二中当成不错的出路：那是他们考上好大学的跳板。

周涵有时候会做关于衡水二中的噩梦。他说，关于学习的记忆已经像潮水一样褪去了，他梦见的通常是违纪被抓、被讨厌的老师针对，或者排在食堂队伍里，越排队伍越长。惊醒后会吓出一身冷汗，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二中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给了我离开河北的能力。”

为什么想要离开河北呢？我问。

因为不想再让孩子再上衡水二中了。周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