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热闹寂寞如风

离开哥伦布五年了。哥伦布是我很喜欢的城市，尽管那座小城也给我前所未有的孤独，但在回忆之中，那孤独也是暖色调的。

那是座安静的小城，但也有沸腾的时候。忘不了它平日的宁静如水，更忘不了它沸腾时红红火火的热闹。每当我从窗外欢悦的黑人舞曲中醒来，鼻子里又钻入一阵烤肉香，我便知道，这个城市的足球赛季到来了。我说的“足球赛季”（Football season），是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按中国人的说法，该是“美式橄榄球赛季”。我总觉得美国男人大概是全世界男人中对足球最不感兴趣的一群——他们都看橄榄球去了。

那时候的我身处地点：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露天运动场附近五公里内的学生社区。妈妈永远搞不清我所在的地方，别人问起，她总含混地说：“就是那个，什么鹅啊鹅的一个州，哥伦布发现的那个城市”。每年秋天，美国各大城市之间的橄榄球比赛是如火如荼，作为拥有传统强队的俄亥俄州更是不会错过。

 揉揉眼，我翻身下床，推开窗户。外面秋阳灿烂，风蒲猎猎；一小队“红衣军团”正占据我家楼下草坪，喝啤酒吃烤肉，还有三个男孩子在扔橄榄球。墙上时钟显示早上九点，我知道这鲜红如今正片片泼洒在方圆5公里内的大街小巷；到正午时分，会渐渐会连成流动的红河；到下午三点半，红河从四面八方注入十万人的碗状球场，汹涌成红色海洋。

“红”是我所在城市球队的代表色。比赛这天，整个城市整个州、乃至其他州的人们开车从四面八方赶来，穿红衣，戴红帽，甚至车也故意刷成鲜红色。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出门，目睹热闹的红，会感到怪异的温暖：因为想起我身属的那个国度，总是有如此熙攘的人群，偏偏也最钟爱红色。

如果故意忽略那些红帽遮掩不住的金发，还有头顶碧蓝如洗的天空，我可以以为我是在故乡广州，并继续想象是当年去观看广州亚运会的路上。   

然而我只是在异国的大街上，感动于别人的节日而已。

美国人真是爱玩，而且玩得热闹。下午两个多小时的球赛，实际上是一整天的狂欢。人们拖家带口，成群结队，开车到球场附近地方的草坪停下，拉起遮阳篷，拿出烤炉和折叠椅，放着车内的音响——球赛前的玩乐开始了：少年们多半是扔橄榄球或玩飞碟，中年人举着叉子烤肉，偶尔随着音响即兴来一段舞蹈；老人们则在一旁闲坐、边晒太阳聊赛况。这时走到街上去，音乐声震耳，烤肉扑鼻香，绿茵草地上晃过一群群嬉闹的红色身影，谁能不被这雀跃气氛所感染？

到开赛时分，那更是狂欢的高潮。十万人的球场当之无愧地可用“座无虚席”形容，放眼望去都是涌动的红色。看台上一层层设了座椅，然而这座椅似乎可撤掉——所有人都站着，随着球场上一众美女组成的拉拉队，做手势，喊口号。即使球赛在暂停状态，球场上也会立刻放起强劲的舞曲，看台上的人们默契十足地跟着鼓点跺脚：砰，砰，砰砰砰！排山倒海的声音，地板随之震动，蓝天似乎也随着十万人的跳跃晃动起来。

我在这地裂山崩式的欢乐迸发中，随着人群声嘶力竭地喊球队的名字（也是俄亥俄州的英文名称）：“O-H-I-O！O-H-I-O！”(“俄亥俄!俄亥俄!”)这与我的母语迥然有别的发音，提醒我这欢乐的点点荒谬。其实我并不会看球赛。其实我对这座城、这支球队很陌生。

是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十几年前，在广州体育场高喊口号的情形。不记得是什么活动，只记得看台上黑压压一片的人，草地上也有许多身着鲜艳服装的人，正载歌载舞。那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与同年级的一百余同学一起，被分配一个“光荣任务”：手持与我们身体同高的向日葵布景牌，把椭圆形草地围成一圈，面向看台而立。等到每首乐曲更换之际，就把手中布景牌高举，并大喊：“祖国万岁！”

那日天气似乎很热，我记得被汗水湿透的校服粘在身上的感觉；也记得只听见不同音乐的变换、身后演员上下场的急急脚步声，却不能回头去看演出的节目。然而这段记忆全无不快，反而是亲切诱人的：每次举牌站起来，便会迎上看台上一众别校学生的羡慕的眼神，我的邻居、每次玩游戏都不屑带女生玩的阿强，竟然也在其中；于是我举牌便特别卖力，喊声也特别高昂。到了场地的表演不需要我们举牌的时候，躲在布景牌后的我就从草地上偷偷揪起一棵棵草，和旁边的同学比谁摘的草比较长。

我想起那日，想起傻傻的光荣感带来的骄傲，想起无虑的少年时嬉戏的自由。我不知为何会想起这样的少年往事。但那日的欢乐是真切地袭击了我，让眼前的欢乐反而不再真实。

眼前仍然是红色的欢乐海洋，耳边仍然是一串串英文音节的呼喊。

忽然觉得身体的无比倦怠，我只能放下手臂，停止呼喊，在金发碧眼的欢闹人群中默默伫立。头顶忽然掠过一阵鼓鼓的风，抬头，见两只鸟儿，顺着风向展翅，低低地从人海中滑行。它们对场内的狂欢熟视无睹，不慌不忙地，徐徐穿越了整个球场，随即消逝在蓝天中。

那一刻，身边的热闹寂寞如风。